作为晚清艺术史上最重要的艺术家之一，赵之谦诗、文、书、画、篆刻无所不精。在其艺术生涯中，篆刻最为突出，融合浙皖两派，融古开今，深刻影响了后来的吴昌硕、黄牧甫、齐白石、赵叔儒、易大厂等人。

　　目前，学界对赵之谦篆刻风格流变的研究集中于1862年赴京之后，这一时期，赵之谦和他的朋友胡澍、沈树镛、魏锡曾等，广交以潘荫祖为代表的大收藏家，并在京城分头搜集了各种碑拓、字画，赏奇析疑、鉴别真伪、考证年代、论文咏诗，大大开阔了眼界。反应在篆刻上，则体现为“印外求印”理念的进一步成熟，在刀法章法上持续不断地从碑碣、钟鼎文、铸镜、六国币铭、秦诏版、汉金文、砖瓦刻、封泥、金石文字中汲取营养。

　　然而，学界也恰好忽视了，赴京之前的赵之谦随缪梓宦游石门、衢州、常山等地，由此接触名迹古物日多，临习了大量不同风格流派的书画篆刻作品;在青年时代，赵之谦还结识了傅以豫、傅以绥兄弟及郭成勋等人，他们收藏的金石碑版、钟鼎权铭，都为他奠定了厚积薄发的基础。鉴于对这一时期研究的薄弱，笔者依据现存早期印作的风格变化，特将该时期划分为三段，结合赵之谦的交游经历，详作解析。

　　一、1853年以前—学习浙派时期

　　大概是受地域风尚的影响，赵之谦的篆刻最早学习浙派，自称受陈鸿寿影响：“余少学曼生，久而知其非也，则仅弃之。”〔1〕他的至交魏锡曾也作过类似评价：“善学修能者，惟丁钝丁;善学曼生者，惟吾友赵撝叔，不似之似，难为不知者道也。”〔2〕胡澍言：“初遵龙泓，既学完白，后乃合徽、浙两派，力追秦汉……”〔3〕从其现存印作来看，赵之谦在34岁结交魏锡曾之前，一直有模仿浙派的作品。目前，我们所能见到的赵之谦最早的、有明确纪年的印作，是刻于1852年的“理得心安”白文印，字形方整，切刀迟涩，呈现锯齿状，作品章法也没有大的瑕疵，虽然显得有些中规中矩，但却显示出赵之谦的模仿把握能力。

　　另一方面，赵之谦17岁时跟随沈复粲学习金石之学〔4〕。沈氏是绍兴著名的藏书家，他晚年与越中藏书家杜春生来往密切，杜春生撰有《越中金石记》，沈复粲有《越中金石广记》《小云巢金石目》，这在一定程度上拓展了赵之谦的眼界。

　　赵之谦自1850年起进入缪梓幕府，在从事文笔之职的同时，也追随缪梓学习考证之学，与胡培系、胡澍、王晋玉、周丈等人同门，一同切磋学问和艺术。当时的缪梓“不薄辞章，不右宋，不左汉，主于有用”〔5〕。咸同时期，程朱理学兴起，推崇考据的汉学遭到排斥，沈复粲和杜春生比较推崇阳明心学，而缪梓在当时的学术争端中，明确地摈弃了门派之见，“访求遗闻故事，考载记，按图籍，识古法以准今时，征成败利钝之故，观斟酌变通之几”〔6〕。这种治学态度深刻地影响了赵之谦。在咸丰三年(1853)写给胡培系的信中，他谈道：“弟少事汉学，十年后潜心宋学者七年，今复为汉学。窃谓，汉宋二家其原则一，而流则殊。康成诸公，何不尝明理道，周程诸子何尝不多读书?流极既衰，乃有木雕泥塑之考据，子虚乌有之性命，此类为二家作奴，恐亦在屏逐例。”〔7〕黄宾虹跋《吴让之印存》：“赵撝叔经学得常州学派之传，于治印不立门户……欲以其治经之学，通于治印。”〔8〕这在一定程度上为赵之谦日后敢于打破浙派积习，兼收并蓄两家之长奠定了基础。

　　然而，囿于地域风尚的限制，再加上缪梓、沈复粲皆非印人，赵之谦早年学习浙派几乎是不可避免的。1852年，赵之谦“躬耻”朱文印，呈现长形，线条很细，用冲刀刻成，边款稍近颜字，刀法较稚嫩，也属浙派面目。该印款曰：“涤甫夫子大人正。壬子四月，受业赵之谦记。”涤甫即宗稷辰，他与沈复粲交好，为咸同年间理学复兴的骨干人物，还为后者撰写墓志。咸丰二年(1852)宗稷辰来杭州讲学，赵之谦、周星誉、王星諴、李慈铭等人投其门下，请教学问。

　　咸丰四年(1854)四月赵之谦自刻的“赵之谦印”朱文印和“益甫手段”白文印也都是学习浙派的佳作，进一步佐证了赵氏早期的治印渊源。

　　二、1854—1861年—由浙入皖时期

　　(1)与傅以豫、傅以绥的交游—汉铜印意和追摹黄易

　　咸丰四年(1854)，赵之谦随缪梓调署而客杭州府。他为金石收藏研究的同好傅以豫和其五兄傅以绥刻了一批印章。

　　傅以豫又名以礼，嗜藏书、金石，曾任福州府事、加盐运使，后官至正五品台湾府海防兼南路里番同知。傅以绥，字艾臣，号莱子，傅以豫五兄。傅氏二兄弟是以往学者分析影响赵之谦印风形成中比较容易被忽视的一股力量，但二人的交往，对赵之谦“印外求印”思想的形成，有着潜移默化的影响。

　　傅以豫曾将其所藏金石器物辑成二册，题为《华延年室金石小品》(今已不可考)，一册为古器物铭、泉币、化布，一册为造像题记，因赵之谦为小品题匣板而推测受之影响深远。但据我们考察，尚未发现存世的文字、图像记录能够论证这种观点。

　　因而关于傅氏兄弟与赵的交往，我们姑且从印章的受赠方，即傅氏兄弟的趣味来分析赵之谦印风的变化。

　　傅以礼藏书颇丰，专门传有《华延年室题跋》，录有为收藏的印谱所作跋文。其中值得注意的是为汪启淑的《汉铜印丛》所作之跋，傅氏有收藏《汉铜印丛》，专为做跋。而汪启淑集印自周、秦迄宋、元，收藏达数万钮，辑印谱二十八种，最为人所知的当属《飞鸿堂印谱》，傅以礼的《华延年室集印》中说他见到的《飞鸿堂印谱》“印质不详”“例各不同”，未见溢美之词。而且在题跋中还提到他收藏的汪启淑另外一套汉印谱，即《讱庵集古印存》，称“余斋亦有存本”除去流传的因素，傅以礼特选《汉铜印丛》和《飞鸿堂印谱》汉印作跋，可见品位。

　　汪启淑的《讱庵集古印存》序文中提到，“近世临摹盛行，既失古人淳朴之趣，而寡识者昧于甄鉴，赝刻惟就险怪粗俗……仆幼即嗜古印好古之家”〔9〕，可以看出，“摹古”是这套丛书的基本品位，我们猜想，傅氏应该也是对这种风格有极大的兴趣。

　　从目前可以见到的《汉铜印丛》与该时期赵之谦所刻仿汉意的印来看，汉印在赵之谦的篆刻中影响作用可见端倪。“成相私印”白文印、“邓植私印”白文印、“寒邑私印”白文印均出自《汉铜印丛》。

　　更早的一位汪氏也引起了傅以礼极大的兴趣，即明朝《宝印斋印式》的作者汪关。汪关制印，不染时俗，一宗汉法，篆法精严，章法沉稳，善用冲刀〔10〕。蒋香生太守得《印式》一套，傅以礼“借观累月，爱玩莫释”，并“以汉玉印易得”〔11〕，可见推崇。《印式》所收分为两部分，一部分为汪关收藏印，一部分为汪氏自制印。在本文看来，对于《宝印斋印式》，傅以礼似乎更看重汪氏自己的作品。他言《赖古堂印谱》后附有汪关手制印若干，而一直不知道有单独的《宝印斋印式》，得之狂喜，并称“尹子固不必藉人而转”。“张冣私印”、“宋长私印”、“万汤私印”便是汪关收藏的汉代私印。

　　汪氏自己的刻印，多依据朱文印、白文印的不同特点而进行发挥。他所刻的白文印与其所收藏汉印类似，呈现古朴的面貌〔12〕。

　　从以上二人的收藏及篆刻，不难看出傅以豫的趣味，即对严谨纯正、典雅静穆的汉印的爱好。

　　此时的赵之谦的确也应傅氏之托，刻了几枚仿汉印意的印章送与傅氏。

　　咸丰四年(1854)赵之谦的白文印“以豫白笺”，款曰：“节子属仿汉印，刻成视之，尚朴老。冷君记。”这时的赵之谦已经开始有意识地摆脱早期二陈的影响，从篆体上来看字体“尚朴老”，显得更为浑厚。与这枚印风格十分类似的是“以绥私印”白文印，款曰：“作小印须一笔不苟，且□浑厚□□□□□到此地步也。撝叔为艾翁刻。”在风格上这枚印与“以豫白笺”极为类似，都是有意识地尝试摆脱浙派积习。

　　具体对比可以看出，赵之谦的这两方印有明显的仿汉印意味。但也还是有区别，以上所举汉印之“印”字，多上下一般体量，五五分;赵之谦的印字则下面明显长一些，三七分。而且在“印”字上半部份的处理中，三个撇均有明显转折，与一般汉印不同。在上文提到的二汪收藏中也仅有“部曲将印”白文印一例如此，属于少数。

　　“白笺”二字在《宝印斋印式》中出现，如“志庆白笺”，但白字形态略有不同。总体来说，赵之谦的更加柔美、夸张。另有“清河傅氏”朱文印，款曰：“抚汉人小印，不难于结密，而难于超忽。此作得之。冷君制。”虽言模仿汉印，但可以对比看出，与上文所示汉印形态有较大区别，赵之谦在《章安杂说》中言：“古人书争，今人书让。至馆阁体出，则让之极矣。古人于一字上下左右笔划不均平，有增减，有疏密……天道也。”〔13〕说的正是这个意思。从这方印的“氏”字可以看作是赵之谦在寻找布局疏密的尝试。

　　除了汉印，在汪关自己的朱文印中还有其他风格。如“家在凤皇山下”，我们从中也不难寻觅到傅氏兄弟的趣味。“陶山避客”朱文印款曰学完白山人，但就篆法而言，汪关的影子很明显。只是与上文情况相同，柔美、纤细的感觉依然存在。

　　同时，可以看到的是，虽然赵之谦渐失对学习浙派的兴趣，但他更倾向于向早期浙派代表—黄易的方向发展。傅以礼有一子，名傅栻，傅氏兄弟去世后，他们的收藏均留给傅栻，但傅栻无子，在他去世后将全数收藏留给侄子俞序文。俞序文有《荔庵印存》，辑录印章多来自西泠八家。其中有黄易之印“魏嘉毂印”等印。

　　赵之谦“艾臣读过”白文印款曰：“艾臣五丈属刻，为仿黄小松司马法。冷君识。”从字形上，方正饱满的字体取代了纤细阴柔的浙派程序化路线的字体，呈现出古朴的特点。从直观的布局上看，黄易治印左边断右边连，赵氏则刚好相反，但在字体上又与黄易“魏嘉毂印”很相像，唯在具体笔画的粗细变化上略显生硬。

　　可以看出，这个时期的赵之谦处于博采众长的阶段，但这并不与学习浙派相冲突，并且似乎都指向一种更古朴的、包容的方向发展。

　　2.与郭承勋的交游—追摹秦汉

　　赵之谦对古朴浑厚的追求，在与郭成勋结交后体现得更为明显。赵之谦于《从古堂款识学跋》曰：“咸丰初，余客嘉兴，于郭止亭家见所考释金石文字数十通。”〔14〕仅凭“咸丰初”无法确定赵之谦与郭承勋的具体交往时间，但在咸丰五年(1855)为郭承勋刻“郭承勋印”、“止亭所书”白文印和“嘉禾老农”、“定斋”朱文印，可见两人至少在这时已有来往。郭承勋(?—1860)系浙江嘉兴人，字止亭、铭之，号定斋、嘉禾老农。斋堂为寒香书屋。收藏书籍及汉古铜印甚富，尝辑《汉铜印选》两册，《古铜印选》三册。同治二年(1863)赵之谦在北京获得唐春帆赠送的古印谱，作《铜鼓书堂集古印谱记》一文，记述了自己以往古玺印印谱的收藏经历：“余所得集古印谱，以《西亭印纂》为最精，又得童山人枉手拓北平朱氏所藏古印一伙，又得《强恕堂鉴存古印》，又郭止亭《汉铜印选》，合计阅古印不下三千，率大同小异，盖一聚一散，仍此数颗不坏之宝，万事类然，无足异也。”〔15〕

　　郭承勋编订的《古铜印选》得以留存，其中收录了汉初至新莽时期的官印，有一部分来自少数民族地区。以中下级官吏使用的“新西国安千制外羌伯右小长”为例，“新”“西”“安”“千”等都属于谬篆字体，赵之谦的印作也约在此时开始出现同类型字体，如“赵之谦印”的“谦”，“安乐”的“安”等。

　　然而，赵之谦在这一时期的治印方式，依然未脱浙派窠臼—他为郭承勋所刻“郭承勋印”、“止亭所书”、“嘉禾老农”朱文印、“定斋”朱文印四方印中，“止亭所书”尽管在边款风格上近似黄易，有独到之处，但刀法纯属浙派风格。

　　事实上，郭承勋本人的治印风格与金石交往，也带有明显的浙派趣尚。他本人的篆作选刊《金石癖》于1796年完成，重印本为1825年所刻，以他为张廷济(叔未)所刻“金石癖”长方满白文印为例，边款云：“道光乙酉七月模小松先生篆法。”虽然这枚白文印模仿了黄易宗法秦汉、善用碎刀、在方笔中求圆润的特点，但在章法上也趋近于程序，“金石癖”三字过于紧凑，虽无不妥，却显乏味。此外，与郭成勋交往密切的印人中，也不乏浙派印人，如徐楙(问渠)〔16〕、孙桂山(三锡)〔17〕、吴传经〔18〕等人。

　　但为郭承勋治印最多的当属曹世模，此人与郭承勋同为嘉兴人，篆刻以二周、秦、汉为宗，工整秀雅，深得古铸印之旨，不为浙派时风所囿，与孙桂山(三锡)、文后山(鼎)、钱几山(善扬)有“鸳湖四山”之称，存世有《勉强斋印谱》。曹为郭承勋所刻“郭承勋”正方白文印款云“止亭大兄属仿汉铜印”，“止亭”正方朱文界格印款云“仿古泉文”，“郭承勋印”正方回读加框白文印款云“仿小秦印”，“金石因缘”正方白文印款云“止亭大兄得鲁侯角”，“郭承勋印”正方回读满白文印和“寿禾老农”正方朱文宽边印边款分别云“仿汉铜印式”和“仿汉朱文”，由此可见两人的治印理念确有共通之处，但并没有完全反映在郭氏本人的印作中，而赵之谦在这一时期的印作也杂糅浙皖两家，“坦甫”、“益甫手段”等印学习丁敬等人，而“季欢”等印则学邓石如一路的圆朱文印，显然还处于探索阶段。

　　三、1862—1864年—创新时期

　　1.与魏锡曾的交游：印学思想的进一步反思与确立

　　1861年，避乱温州的赵之谦应在福建为官的老友傅以豫的邀请，航海到福州。次年三月，魏锡曾来访，两人一见如故，结为金石交。

　　魏锡曾为咸丰年间的贡生，曾官福建盐运使，虽不刻印，却对印学有精解，且好集印谱。赵之谦印名在外，魏早为之心仪。赵之谦本人并不好刻印，只“以少合故”(《何传洙印》边款)，即便遇到魏锡曾这样的知音，也不轻易奏刀。魏锡曾也深知其为人，故以激将法迫使其刻印。首先，魏氏约于同治元年(1862)六月提出为赵集印谱，索赵的旧作，〔19〕所集不过几十方，不足以成谱，而面对旧作，赵之谦自己也不满意。为此，赵之谦开始了他一生中最为批量性的刻印。在写给魏锡曾的书信里曾明言：“……此信到，印稿必须寄来。倘仍不寄，则各印在我手，尽磨而攫之矣。”〔20〕其次，二人探讨印学时，魏锡曾或有意将赵与丁敬、黄易等前辈高手相比，以为赵不及丁、黄，这样就激起赵之谦要与古人争雄的创作心理。魏锡曾在《书巴予籍别传后》云：“赵撝叔论印，并称丁、黄、巴、邓、龙泓行辈，于吾家在高曾祖之间，黄为大父行，并缔交谊，里居日，曾手辑其谱。”〔21〕赵在为魏刻“魏锡曾”、“稼孙”对印时，刻款道：“稼孙目予在丁、黄之下，或在丁之下、黄之上。”又在另一方“赵之谦印”刻款云：“完白山人刻小印，亦不如是工。”更在“松江树镛考藏印记”刻款云：“取法在秦诏汉灯之间，为六百年来模印家立一门户。”赵之谦创作欲被激发，一发不可收拾。他在致秦勉锄函中言：“弟在三十前后，自觉书画篆刻尚无是处。壬戌以后一心开辟道路，打开新局。”〔22〕这种创作欲望，应该说与魏锡曾的促使不无关系，而为赵编印谱是一个关键性契机。

　　魏锡曾早年与毛庚、何夙明、朱芑孙、鄂卿等人过从甚密，曾“手拓丁、黄、蒋、奚、二陈之作，裒然成谱，其他名家手制，别为一集。”〔23〕毛庚(?—1861)原名雍，字西堂，工书法，擅长鉴别古代书画，间作墨笔花卉，刻印宗法浙派，嗜印好谱，其亲自手拓的精美印谱，最得魏锡曾的赏识。咸丰十年(1860)，魏锡曾寓居绍兴，毛庚从诸暨来造访，饭毕取出其精心钤拓的《西泠六家印谱》，二人评玩良久。但在印学思想上，魏锡曾最认同何夙明。何夙明是清代藏书家、金石学家何元锡之子，他曾评论丁敬：“钝丁碎刀从明朱简修能出。”〔24〕这句话深得魏锡曾认同。事实上，何夙明对印学的深刻理解源自其父与西泠篆刻家，尤其是与“西泠八家”中的前四家交往密切。1808年，何元锡和儿子何夙明编辑《西泠四家印谱》，该谱系册页剪贴式，为“西泠四家”谱中最著名之本。每面一至七八印不等，有边款，拓未精致，于1963年由西泠印社收得。

　　除了推崇西泠前四家，魏锡曾对浙派后期代表如陈鸿寿、赵之琛程序化的治印风格也多有批评。在《书赖古堂残谱后》评价朱简的篆刻时言：“修能用凡夫草篆法，笔画起讫，多作牵丝，是其习气，从来所无。如近时陈曼生刀法之缺蚀，亦从来所无。”〔25〕《吴让之印谱跋》中云：“钝丁之作，熔铸秦、汉、元、明，古今一人，然无意自别于皖。黄、蒋、奚、陈曼生继起，皆意多于法，始有浙宗之目，流及次闲，偭越规矩，直自郐尔。而习次闲者，未见丁谱，目谓浙派，且以皖为诟病，无怪皖知有陈、赵，不知其他。余尝谓后起而先亡者此也。”〔26〕这种观点大概对赵之谦产生重要影响，赵氏在为东甫所辑《杭四家印稿(附二陈)》所写的序言中，就对浙派印人分出了高下等级，并痛斥其弊病：“杭人摹印四家。丁、黄为正宗，蒋逸品，奚则心手不相应。其实可称者，止三家耳。秋堂更弱，曼生乃一变而为放荡破碎，举国若狂，诧为奇妙。吾家次闲出，变本加厉，俗工万辈效尤以觅食，而古法绝矣。魏子论印学，贬次闲而讳曼生，久而知其非也，则尽弃之。论印学，退之恐误，来学贬之。东甫于诸家无所退无所贬，故敢告之。虽然入室而操戈也，余能无罪乎?能谅之乎?同治乙丑七月，撝叔倚装书。”〔27〕

　　赵之谦在34岁与魏锡曾结交后，其后两百多枚印作中浙派风格已急剧减少，而且形式更为多样，变化丰富。比如他在35岁时刻的“积溪胡澍川沙沈树镛仁和魏锡曾会稽赵之谦同时审定印”所采用的界栏形式，最早可追溯至早期的隶书(古隶)石刻，较著名的如《居摄二坟坛刻石》《莱子侯刻石》《禳道刻石》《王文康阙》《嵩山太室石阙》《延光残碑》《文叔阳食堂画像题字》等，皆采用直行界格，赵之谦也确实曾经摹刻过《莱子侯刻石》〔28〕，在刻此印时采用篆书而参以隶意，追求古拙浑厚。而“灵寿华馆”印，款称“法鄐君开褒斜道碑”，显然是有意模仿摩崖石刻依据自然石势所呈现的奇趣结字，印文字体大小及笔画长短、粗细皆有参差不齐之处。赵氏于35岁时所刻“巨鹿魏氏”加有十字界格，师法秦汉玺印(西汉中期之前的玺印广泛采用界格)。

　　2.与吴让之的间接交往：对以往治印理念的反思

　　正是由于魏锡曾，身在福州的赵之谦与扬州的吴让之之间才会发生间接的印学交流。同治二年(1863)，魏锡曾访吴让之于泰州，将所集拓的赵之谦印稿请吴让之审阅并撰写序文。

　　除了称赞赵氏的印是“已入完翁室，何得更赞一词耶。”吴让之认真地评价道：“窃意刻印以老实为正，让头舒足为多事。”〔29〕在此主要针对赵之谦在刻制仿汉白文印时，有意地挪让篆字笔画，造成朱白分配不均匀的效果，这在“灵售华馆”一印中已看出端倪。

　　其他诸印中，以《二金蜨堂印谱》中的“大慈悲父”白文印为例，“父”字上面部分收紧，下部分的一撇一捺伸长弯曲，感觉上下比例失调。再如“魏稼孙”白文印，款云：“悲盦抚汉铸印，癸亥十月八日也，风定日暖，作此尚不恶。”尽管“魏”字在结体上模仿汉魏时期的官印，但“孙”字左边的“子”明显头重脚轻，“王履元印”中的“王”字上面两横距离很近，第二和第三横之间却留出大量空间，“元”字上面两横几乎重合，但下面的撇和折钩间却故意留出红色空隙，以与“王”字的朱色面积相呼应。

　　在看到吴让之的批评后，赵之谦本人也毫不示弱，他将吴氏的批评理解为：“让之称次闲，由此让之论余印，以近汉官印者为然，而他皆非。且指以为学邓氏是矣。而未尽然，非让之不能知也。”〔30〕魏锡曾认为：“皖印为北宗，浙为南宗。余尝以钝丁谱示让之，让之不喜，间及次闲，不加菲薄，后语撝叔，因有此论。盖让之生江南，未遍观丁、黄作，执曼生、慈闲谱为浙派，又以次闲年长先得名，诫相轻，且间一仿之，欲示兼长。其不喜钝丁习也;不病次闲时也。”〔31〕

　　目前尚无确切的文献材料可以力证吴让之学习的就是赵之琛，但从两人现存的印作看，确有共通之处，在仿汉印作中体现的尤为明显。赵之琛的印文布局平稳秀美，但在笔画与边框的处理上频繁使用碎刀，刻意造成斑驳破碎的效果，不免显得造作，容易让人审美疲劳。吴让之所模仿的汉印，大多笔画厚实，结体方中带圆，字形趋于方正，从而达到方中求圆，但在刀法上也多近浙派一路，以“富贵日昌”为例，便是以切刀法刻出，故线条斑驳而古韵有致，细劲犹如铁丝线。此外，赵之琛还以切玉法闻名于世，也为吴让之所楷模。以“玉壶天地小蓬莱”为例，其边款云“仿汉玉印”，可谓极尽朱白分配之能事，力求线条的平直方正，而吴让之也有许多仿玉印之作，强调小篆的笔意，采用婉转流丽的笔势刻制，他为魏锡曾所刻“魏锡曾私印”，在章法布局上与“玉壶天地小蓬莱”类似，再如“日利”白文印(，以冲刀刻成，与巴慰祖所刻“日利”相比，线条明显更为细劲而圆转流动。

　　而赵之谦本人更欣赏，接触更多的是汉铜印，以及六朝时期风格随意奔放的急就章、将军章，魏锡曾在《书赖古堂残谱后》中，评论擅长玉印的江皓臣言：“皓臣切玉如泥，自是绝技(多仿汉铸，且能作朱文，无寻常玉印蹊径)。但论印文，则颇有瘦软之病。”〔32〕

　　3.与胡澍的交游：积学相长

　　早在道光三十年(1850)，赵之谦客于缪梓幕时便与胡澍相识。在赵之谦学术和艺术生涯的早期阶段，胡赵二人便经常在一起探讨经世之学。“一时同门之士如绩溪胡丈(培系)、胡丈(澍)、溧阳王丈(晋玉)、余姚周丈，暨武烈群公子，相与稽考辨难，质诸武烈，以定是非。”〔33〕此外，两人在治印理念上，始终坚持“印从书出”的传统。

　　胡澍擅篆书，从现藏于上海中医药大学医史博物馆的七言联中可以看出其篆书受邓石如的影响。“妆楼作记思张泌，椽烛修书忆宋祁”，此联用笔清健，转折处自然流畅，长脚曳尾，圆润流畅，章法严谨，技法高超。赵之谦在为弟子钱式写的《峄山碑》篆书册题跋中言：“我朝篆书以邓顽伯为第一，顽伯后，近人惟扬州吴熙载及吾友绩溪胡荄甫。熙载已老，荄甫陷杭城，生死不可知。荄甫尚在，吾不敢作篆书。”〔34〕赵之谦作篆书以清代的这两位篆书大家邓石如、吴让之为最高审美风尚，此处，他将胡澍与这两位并列而论，并感叹“荄甫尚在，吾不敢作篆书”〔35〕，可见其对胡澍的篆书推崇备至。虽然现在尚未有文献记载赵之谦直接学习过胡澍的篆书，但胡澍书体对赵之谦产生影响的这种可能性仍是存在的。咸丰七年(1859)赵之谦所作的“赵之谦印”中的“赵”字和《胡澍篆书册》中胡澍所书写的“赵”字有异曲同工之妙。胡澍去世较早，加之在多次的避难途中大量作品丢失、毁坏，“荄甫自庚申、辛酉两年，于绩溪，于杭州、金华，凡四遭寇难。一生所蓄书及所著述无存者”〔36〕。这也势必影响到现今学界对胡澍书法的深入研究，期待相关资料的进一步发掘。

　　除了书法，胡澍对于篆刻艺术的见解也与赵之谦有很多相似之处，“窃尝论之，刻印之文，导源篆籀，子姬彝鼎，嬴刘权洗，多或数百言，少则一二字，緐简疏密，结构天成。以之入印，实为雅制，它如汉魏碑版、六朝题记，以及泉货瓦砖，措画布白，自然入妙。苟能会通，道均一贯。……吾友会稽赵撝叔同年，生有异禀，博学多能。自其儿时即善刻印，初遵龙泓，既学完白，后乃合皖徽、浙两派，力追秦、汉。渐益毌通，……故其摹铸凿也，比诸三代彝族、两汉碑碣，雄奇噩厚，两美必合。规放阳识，则汉氏壶洗、各碑题额、瓦当专记、泉文竟铭，回翔纵恣，惟变所适。”〔37〕可见胡澍已经注意到将汉魏碑版、六朝题记以及泉货瓦砖引入篆刻的创作中，这与赵之谦“印外求印”的艺术思想相一致。

　　4.与沈树镛的交游：拓宽眼界

　　沈树镛是东南巨富，热衷于金石收藏与研究。据刘鹗在日记的记述，沈树镛所藏碑刻拓本有汉碑五十余种，六朝造像七十余种，唐碑一百余种，宋碑三百余种，是当时碑帖的大收藏家〔38〕。同治二年(1863)，赵之谦与同客京师的沈树镛相识，共同的金石嗜好使二人结为挚友。赵之谦幼时家道中落，仕途上也未谋得任何高官厚禄，这样的出身和经历使得他很难有机会去接触丰富的古代文物收藏。但与沈树镛的相识却改善了这一情况。在与沈树镛的交往中，赵之谦有幸观摩到很多珍贵的金石拓本和文献资源〔39〕，大大拓宽了眼界，提高了眼力，对其篆刻艺术产生很大影响。

　　同治二年(1863)，赵沈两人分别买到碑文和碑额拓本，沈树镛便将碑额让与赵之谦。“癸亥客京师，余买得碑，沈均初买得额，因以界余，书此志喜。”〔40〕沈树镛的慷慨赠与使赵之谦得以获此珍贵资源，促进其对魏碑的深入研究。同治四年(1865)，赵之谦在致友人的信札中提到自己见到“郑僖伯所书碑”后收获颇多：“弟读《艺舟双揖》者五年，愈想愈不是。自来此间，见郑禧僖伯所书碑，始悟卷锋。见张宛邻书，始悟转折。见邓山人真迹百余种，始悟顿挫。”〔41〕其中的“郑僖伯所书碑”是指《郑文公碑》，其结字宽博舒展，笔力圆劲雄强，是魏碑的重要代表作之一，赵之谦到北京后，通过沈树镛得见此碑，用心临摹学习，对北魏碑刻有了更深的体会。

　　沈树镛的丰富收还促成了《补寰宇访碑录》的完成。在该书的编辑过程中，赵之谦就涉及相关考证、搜集、编撰的事宜，多次与沈树镛来往信函。在此书的序言中，赵之谦提到：“同岁生沈均初亦为此学者毕力助搜讨，寒暑风雨，奔走告语。”〔42〕在沈树镛的协助下，《补寰宇访碑录》得以收录包括碑刻、墓志、造像记、瓦当、砖文、塔铭、石经等各种文字。

　　在增长金石学知识的基础上，赵之谦“印内求印”和“印外求印”的治印理念日渐成熟。所谓“印内求印”，即从已有的印章中寻找刻印的方法与技巧，并进一步提高篆刻修养，在包揽沈树镛所提供的金石碑版收藏的前提下，赵之谦更进一步地以秦汉为宗，追求古拙浑厚的治印风格，代表作有仿照秦印的“郑斋”朱文印、参临汉铜印的“沈树镛”白文印。

　　而所谓“印外求印”，旨在将石刻、陶文、简卜、瓦当等视为篆刻艺术的文字素材，从中汲取章法形式、字体结构等多方面营养。尽管这一思想极可能源自胡澍，但正是沈树镛的宏富收藏，为赵之谦提供了深入实践的条件。他尝试将钱币、石鼓文、碑刻、泉文、镜铭、秦权、诏版、汉金、汉砖等各种金石文字融入到篆刻中，例如“松江沈树镛考藏印记”白文印款云：“取法在秦诏汉镫之间，为六百年来抚印家立一门户。”“寿如金石佳好兮”朱文印款云：“沈均初所赠石，刻汉镜铭寄次行温州。此蒙游戏三昧，然自具面目，非丁、蒋一下所能。不善学之，便堕恶趣。悲翁并志。”“郑斋所藏”朱文印款云：“略似六国币。”这些印作在字体笔画上有增有减，布局也更为错落有致。

　　综上所述，赵之谦1864年前的篆刻虽不成熟，却因赵之谦的积极探索和广泛交际而呈现出丰富多样的面貌，也是他本人篆刻生涯中成果最为丰硕的一个时期，奠定了他作为晚清印学史上承上启下的关键人物的历史地位，应当给予重视。而在1864年后，赵之谦的篆刻不仅在数量上明显减少，风格变化上也远不及此前丰富。

来源：雅昌艺术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