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从来不请别人提意见，我也不给别人提意见，画画是个人的事。”刘子建如是说。画画是个人的事，这话自有道理，但也许更多是指一个创作的过程，当一幅画完成之后，他就不是一个人的事了，他需要面对观众，他需要欣赏、批评，甚至指责。《不是一个人的墨之战—一个实验水墨画家的史论》（2005年10月湖北美术出版社），这本刘子建的关于实验水墨的专着，似乎就是在回答这样一个问题。这本书收录了刘子建与众多美术评论家的论战，关于实验水墨的话题与论争，刘子建总是坚持了有话要说抑或揭竿而起的姿态。在艺术的观点上，刘子建绝对是一个固执的人。这是美术界很多人的一个共识。继《不是一个人的墨之战》，一本名为《当代艺术中的刘子建——一个实验水墨画家的个案研究》的书，将在下个月由湖北美术出版社出版。这本20万字的书，批评家的文字洋洋洒洒地以刘子建为刀口，涉及关乎的其实是现代水墨20年、实验水墨10年的一个发展历程。
　　坚持说湖北话，以实验水墨为战场，戴一幅圆镜框眼镜的刘子建，一说话，一口的湖北乡音，态度随和，但坚持自己的意见，认准了的事，是八匹马加九头牛也拉不回的。许是在深圳讲湖北话的人太多了，特别是在美术界，孙振华、鲁虹这些刘子建生活中的好朋友都是湖北人，他们碰在一起，不讲家乡话，那就是一件怪事了。生活中，这三个湖北人可谓无话不谈的，要好得很。但在学术或者说关于实验水墨的看法上却有很大的不同。他们关于实验水墨的争论，曾引起美术界的很大关注，这让很多人难以理解，有人就在私下问刘子建，你们这样争得面红耳赤的，就不怕把关系弄僵了吗？然而在外人看来的“矛盾”，在生活中是不存在的，这也成了美术界的美谈。
　　刘子建把他和鲁虹、孙振华的争论都写进了《不是一个人的墨之战》里，刘子建说。“如果把实验水墨称之为墨之战，我希望在这个战场上，还能看见其它一些人的身影。”刘子建希望人们在这本书里看见的，不仅只有和他观点相同的批评家，还应该有在观点上和自己不同的批评家，他这样的认识是基于一个前提：《不是一个人的墨之战》，既是一部个人的回忆录，写书曝光自己参与的一系列论战，客观上又是在为实验水墨的历史留下的一份证词。刘子建从1985年开始现代水墨画的创作，迄今已21年。他觉得这21年里称得上做成了的事，只有这实验水墨。所以每当谈起这个时，他都会有种历史的沉重感。“有些人总在嘲笑怀有历史感的人，认为渴望书写历史的欲望过于沉重，渴望进入历史的人活得太累。这是没有办法的事，选择了实验水墨就是选择了一种命运。我们没有理由不尊重自己的历史，因为无所遁迹的个人记录，才是呈现历史真实性最好的保证。”刘子建说。
　　刘子建在《不是一个人的墨之战—一个实验水墨画家的史论》的序言中引用莱辛的话说：“诗人需要历史，并不因为它是曾经发生过的事，而是因为它是以某种方式发生过的事”来解释自己写作的动机。刘子建把实验水墨视作了他最重要的一段生命历程，或者说是迄今最重头的人生的彩排。所以他会像捍卫荣誉与尊严一样去为实验水墨，为自己在实验水墨这块田地里的耕耘寻找理论依据与艺术史上的支撑。
　　但他有时也会跳开来看，觉得这是一场游戏：“把白纸涂成黑纸，撕碎了再重新拼合，装裱好了拿给人看，只是为了给人家一个说三道四的理由。数十年不易初衷沉浸于浑沉的水墨，不过是爱折腾的天性所致，这个天性与其说是要折腾纸，不如说是要折腾人，所以，这件事很难简单地用快乐或痛苦来形容，但它确实被证明，是出自于内心激情的需要。”人的一生犹如演戏，人到中年就意味着戏已演完了一半，下半场正等着开始。在沉缓垂落的大幕重新打开时，刘子建说“我清楚应该有一个仪式，既为纪念逝去了的，又为迎接将要到来的。在我看来，‘书’是最隆重的仪式，它既是当下的需要又是留给未来的。最终这个仪式耗去了我整整半年的时间和大量的心血。但从结果来看，付出值得”。
　　似乎是在一念之间，刘子建有了写一本书的冲动。他说：“时下流行‘清理’一说，我想，与其让别人清理，不如自己清理。我知道，实验水墨10年的家底我一个人是清理不完的，而最好的办法是从清理自己开始。清理确乎是名副其实的，往昔的日记、笔记、信札都翻了出来，把该翻的杂志、画册、著作统统看了一遍，于是，在心里就渐渐理出来了一条线索。”接下来是整整半年的伏案笔耕，写了撕，撕了写。因为刘子建不用电脑，所以文稿才留下了写作时思维的飘忽与摆动的痕迹。因为不是作家，写作对他就是一件大事。他说“我不能接受写作竟然可以没有手稿。不用电脑的写作效率固然不高，但手写的感觉很好。”而即将要出版的《当代艺术中的刘子建—个实验水墨画家的个案研究》是《不是一个人的墨之战》这本书的一个延续。它汇集了二十几位美术批评家以刘子建为原点与切口的观察。有论者认为，在当代文化的语境中，一个人在水墨上的坚持，其实就是一种担当，支撑他精神力量的信念，或许就是这七个字：水墨是一种态度。
　　关于这两本书的对话
　　谢湘南：即将出版的《当代艺术中的刘子建：一个实验水墨画家的个案研究》，请了那么多的批评家为你写 评论，你觉得他们是出于跟你个人的友谊，还是他们真的有话要说？不担心别人认为这是在炒作自己吗？
　　刘子建：这本书其实是以我为个案的批评家的一个论坛，也可以说是从实验水墨现象出发的一次针对当代艺术中的水墨问题的集体反思和观点的交锋。现代水墨发展到今天，有这种必要。再说，什么事总要先有人伸头出来做，我既然意识到了这一点，就不怕有人说这是在炒作。是不是炒作，我想等大家看了书再下结论。
　　谢湘南：你们是怎么想要做这本书的？
　　刘子建：起因是2004年殷双喜计划由他个人给我写一本书，他让我整理资料，整理的结果是我自己写了一本《不是一个人的墨之战》，差不多把材料都用上了。这种情况下，殷双喜变他自己写为他来组织和编一本批评家的文论集。开始连殷双喜都有顾虑，弄不好怕有负面影响，但看过了批评家的稿子后他就再没有这种担心了，他在信中说：批评家都写得很认真，态度真率感人，相信此书会有影响，甚至不无感慨地说，以后大概不再会有这样的“群英会”了。
　　谢湘南：给这本书撰稿的除了搞美术批评的，还有搞政治学、哲学和文学批评的，甚至还有一个法国的文学家，这些人的参与无疑会使这本文论集因学科角度的不同，在批评的方法论上呈现一种更加开阔的文化视野，关于这一点，你有什么评价。
　　刘子建：这次能够约请到这些人，实在是一件令人兴奋的事情，他们的知识背景不一样，做学问的方法也不一样，看事物的着眼处自然也不一样，让他们来阐发他们的艺术观察和文化见解，相信会给我们带来不少的启示。比如杨龙芳写的《存在之美》，他从社会学的角度，采取的是田野考察的考古学方法，以我的原生态语言为根据，展开他的分析与研究。刚开始他只想写一篇3千字的文章，但后来越写越长，最后写成了一篇5万字的专论。还有像查常平写的《从刘子建的阅读史看艺术作品的命名》，视角就很特别，它其实是在探讨一个人的阅读习惯和他的艺术创作之间的关系问题，他的睿智就表现在这是一种发现。这些论文给了我很多启发，它的知识视域完全超出了美术界的范围，带来了另外一些社会文化的信息。
　　编这本书也给了我自己许多自信，让我感到艺术的意义和价值，并非是单一化的、平面的。另一方面，中国当代艺术发展很快，但这是指整个运动的态势，落实到具体的个人，并非都得像火烧屁股似的急得不行，有些事该静下心来就得静下心来，只有往深处做下去，人的脚跟才能扎紧。我希望在我这个点上作一个停顿，对过去的追求、过程，对我个人还是对现代水墨作一个清理工作。可以试想一下，如果没有这样一个文集，我的这种愿望终将只是一个空想。很多事情是一做完、转身就被人遗忘了，然而书却能改变这种情况。记在书里的事情，原则上说它已经被保存起来了，我希望人们看见这一点。这件事不是我一个人在做、在说，而是有很多人在参与，在这个意义上说，做一个文本留下来，是对自己、也是对后来者的负责。
　　谢湘南：这本书必竟是研究你的，做这样一本规模的书，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你一定认为这本书很重要才如此投入，你能否谈谈你寄期望于这本书达到什么样的目的？
　　刘子建：这本书是一定要做的，我50岁时一定要出两本书：我自己写的那一本和现在的这一本，它们是我艺术生涯中的双璧，如我的一对儿女，正如查常平见到我前一本书时说：“不要让书变成一个孤儿”。人活一场，总该做点事才对，你有这个能力，不做就是自己对不起自己。至于期望达到什么样的目的，书出来就是目的，有人看就是目的。
　　谢湘南：我在写这篇文章的时候，征求鲁虹用最简洁的语言对你的印象作一个评价，你知不知道鲁虹是怎么说的？
　　刘子建：我不知道。
　　谢湘南：鲁虹说：“他直率得‘不可救药’。刘子建是个炮筒子，他的执着和倔强使他不论什么场合，只要是他觉得不对的，他就会直面现场，奋勇提出。有一次美术馆开一个老艺术家的作品研讨会，别人都在说些客套话，他就站起来，当面给人批评了一通，气得老艺术家犯了病。85思潮时期，那时还在湖北，老师学生、老艺术家青年画家一帮人在一起画画。一位擅长画虎的老师，画了一只老虎。刘子建出奇不意地在旁边画了个武松。气得那位老师直翻白眼。他真是直率得‘不可救药’，有时候还没听完别的人观点，就要站起来反对，结果别人的观点并不是他想的那样。不过熟悉他的人，知道他对艺术的真诚，反而觉得这是他的可爱之处了”。
　　刘子建：鲁虹说得不错，事例也很生动，但后一种情况肯定不多。有的话，一定是对方特别不会发言，不然为什么说了半天还让别人误解了他的意思。
　　谢湘南﹙诗人、《南方都市报》记者﹚

作者：谢湘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