闲说宋朝赣州铸钱院铸镜那点事
李家淇贺
李家淇贺，商都朝歌人，业从金融，中国收藏家协会会员、中国青铜专业委员会会员。而立之年受中国古代青铜镜艺术感染，更为铜镜背后博大精深的文化传承所吸引，自觅自乐一方净土，访名家、交藏友、读专著，书感悟，沉醉铜鉴天地间,乐未央。
国祚绵延300年的宋朝并重理想与现实，兼备大俗与大雅，有趣有料有态度，有些事情绝对超出你想象。比如最不缺钱的铸钱机构钱监（院）竟然也搞副业----铸镜创收，而且搞得还很有声势和传承。近些年来陆续发现数枚宋代钱监（院）铸造的铜镜，如“咸平三年庚子东京铸钱监铸造”铭铜镜(图1)；“升州钱监”、匠人剻囗”铭素面铜镜；“丰国监造官(押)匠人林八铸”铭双凤方形铜镜以及三枚同铭赣州铸钱院铸造铜镜，这些实物力证钱监铸镜贯穿两宋，大江南北，皆有为之，绝非个例。
图1
一、钱监（院）铸镜原是初心使命
销钱铸器，谋收攫利是钱监(院)铸镜的根本所在。钱监是国家铸造铜钱的机构,
铜钱本应为其法定的唯一产品。但由于钱荒始终伴随宋代一朝,为缓解钱荒，朝廷采取禁铜政策,，严格限制民间铜器生产,且必须在官府监督下生产流通，使得“销熔十钱得精铜一两,
造作器用, 获利五倍。”“民多销铜钱为器, 利率五倍,
乞禁约。”，销钱铸器成为宋时普遍现象。这种现象在作为日常使用铜器之一的铜镜上也表现的淋漓尽致，以至于有的宋镜直接铸明“每两一百文”“佳者每两一百五十文”，明码标价，争相逐利。在这样一个大环境、大机遇下，身处铸钱重地,
原料充足, 工匠云集,技术雄厚的钱监（院），又怎能忘却抵御住高额暴利的巨大诱惑？积极开辟铸镜副业，攫取丰厚利益成为其必然的选择。
二、宋朝赣州铸钱院的身份证是什么？
“铸造铜器尤甚”的赣州地处江西南部,古称南康郡,隋改虔州,南宋高宗绍兴二十三年(1153年)改虔州为赣州,“取章、贡二水合流之义”，自此赣州地名沿用至今，辖境相当今江西省赣州市、石城、兴国以南地区。
据《宋史·食货志》和《宋会要辑稿·食货》载，宋政府主管采矿铸钱的最高行政机构为“提点诸路坑冶铸钱司”，管理地域为东南九路，总部就设在饶州，神宗元丰二年（1079）增设虔州铸钱司，大观二年（1108）设立虔州铸造院，绍兴二十三年(1153年)
改虔州为赣州，虔州铸造院随之更名赣州铸钱院，从虔州铸钱司设立到南宋孝宗淳熙二年（1175）赣州铸钱院停铸撤并至饶州（鄱阳）历经百年之久，可谓极尽风雨、几经分合。需要给与高亮的是赣州铸钱院至淳熙二年(1175年)停铸，仅仅存在了二十二年。
又是司又是院的，两者有无区别，不免有点小迷糊，有必要请出《宋史·食货志》说说清楚：宋代币政管理机构大致采取三级管理模式:中央一级，始归三司管理，元丰改制后，三司被撤，恢复了户部、工部的地位，之后实权为宰相掌握；地方一级称“铸钱司”，铸钱司具体管理各地“钱监”或“铸钱院”，其劳作工匠主要是“役兵”，不涉及其家属的安置等事宜；监、院既是管理机构又是生产单位，属地方二级管理机构，钱监在京畿开设，以制造母钱和样钱为主。
铸钱院则是钱监的一种补充或临时设置,
在各地设立，以铸造大钱和夹锡钱为主，始于崇宁二年( 1103
年)。而大观年间设立的虔州铸钱院，则是蔡京当政时推出所谓“新修钱法”的一项重要内容，“募私铸人丁为官匠，并其家设营以居之，号铸钱院，谓得昔人招天下亡命即山铸钱之意。”，从某种意义上说,
铸钱院是蔡京推行当十铜钱和夹锡钱的产物, 它的兴衰, 既与蔡京的政治生涯的变易相关, 又与当十钱、夹锡钱的流通状况及私铸钱风行有密切的关联,
并受到了宋代币制、钱监管理制度的限制。在客观上一方面暂时满足了朝廷因战争而引起的日益膨胀的财政需要，另一方面，也缓解了长期困扰朝廷的各地私铸盗铸问题。
三、“赣州铸钱院铸”铭铜镜的40个铸铭告诉了我们什么？
上述三枚同铭赣州铸钱院铸造铜镜，一枚赣州馆藏素面葵形铜镜（图二）,
铭文居钮左，直径26.3cm；一枚上海藏家收藏素面委角葵形铜镜（图三）,
铭文居钮右,直径18.5cm；一枚江苏藏家收藏委角六出葵形（图4）,直径18cm，三枚铜镜尽管镜形有别,
但铭文内容、数量、书体一致、且均呈四列竖铸格式，应为同一同时期、同一印模盖戳铸造。
图2
40个铸铭（押）分为：“赣州铸钱院铸造到/匠人刘三刘小四王念七等/作头陈七秤典朱谨刘章/保义郎差监铸钱院刘元(押)”，既有“赣”字铭高出引铭“赣州铸钱院铸造到”官方身份标签，又有“匠人刘三刘小四王念七等”三位铸造者的大名，一位
“作头陈七”、两位“秤典朱谨刘章”、一位“保義郎差监刘元”等铸钱院管理人员铭记和花押居尾低收，形制规整、内容丰富、千年信息扑面而来。应是“其百工在官者，亦当择人而监之。以功致为上，华靡为下，物勒工名，谨
考其良苦而诛赏之。取其用,不取其数,则器用无不精矣。”宋时官方铸钱制度要求，旨在加强钱院精细分工管理，提高产品质量；打上花押则是亮明国营身份，以示官、民铸镜有别，简单的说就是“物勒工名”。
图3
图4
宋代手工业生产的各种门类都称某其“作”，“作头陈七”，意即铸镜作坊中铸造铜镜的“工头”是陈七，“作头”之称一直沿用至明清时期；“秤典朱谨刘章”，应是铸镜作坊中具体负责铜镜规格重量的管理者提醒大家注意的是此处镜铭还告诉我们称典编制为两人（“朱瑾”和“刘章”），其目的就是双人值守规则，确保铜镜货真价实，足见宋代铸镜制度的严谨科学性；“保義郎差监铸钱院刘元”，应是赣州铸钱院铸镜总负责人。“保義郎”是一种武职官阶，旧称右班殿直。南宋保義郎在有“品”之武职五十二阶中，序列第五十，属低等阶武官。
铸铭不仅使我们对宋代铸钱院等官营手工作坊的组织架构及管理形式有了直观了解，同时也为我们研究宋代铜镜铸造史和官营铸钱监铸镜的情况提供了重要实物资料。
四、赣州铸钱院铸镜为什么罕有面世？
虽说宋时钱监铸镜不是孤例，但出土面世实物却真实地告诉我们：钱监铸镜并不多，赣州铸钱院铸镜数量更为罕见。为什么呢？2007年4月，原湖州博物馆馆长闵泉先生发表在《中国文物报》的《管窥宋代铜镜业中的湖州铸鉴局》一文中对铸鉴局（宋朝在湖州管理铜镜铸造的管理机构）设立的目的和职能做了较为客观的推论：“1、在钱荒铜禁时期，生产铜镜牟取暴利2、生产铜镜专供皇室及达官贵人使用3、监督管理当地制镜业。”，也间接解答了钱监（院）铸镜为什么罕见的原因。借鉴闵先生论述观点，笔者以为赣州铸钱院铸镜数量之所以罕见还应有以下三个方面原因：
一是赣州钱院存世铸镜时间短，导致铸镜总量必少。宋代从虔州铸造院到赣州铸造院铸造钱币或兼铸铜镜的历史，虽达近百年，但真正称“赣州铸钱院”的时间正如前面所分析的其所铸铜镜时间仅有1153―1175年短短二十二年，正由于时间短，故能留传至今的
“赣州铸钱院”署名例镜只能是凤毛麟角，有关赣州铸钱院的铜镜实物迄今为止公开所见仅三面也足以为证。
二是官方铸镜用才精足，导致价高量少。由于宋时持续钱荒铜禁，铸钱铸器有着严格地管理制度，官方铸钱监（院）更是严格执行“物勒工名”制度，在此背景下，作为官方铸钱院的高利副业铸镜业必然是精炼铜材，严控产量和质量，高价牟利。
三是官方铸镜供给对象有限，直接导致出土面世量罕见。正是因为其官方身份和前两方面因素，宋朝官方铸镜必然成为皇室专供、达官贵人争购的紧俏稀缺器物，寻常百姓几无可能触及，供给服务对象从其制造那一刻起就被牢牢锁定在屈指可数地一定范围中，现代又怎可能有较大的出土面世量呢？
本文已经获得作者授权乐艺会发布
图文由作者提供
本文刊发于《收藏/拍卖》杂志2012年第二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