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德基艺术博物馆中国及国际现当代艺术典藏近年最重要的一次专题性呈现，“花花世界”（World of Flowers）现当代艺术典藏系列展览“动静无尽：花卉静物三百年”于8月26日开幕。

展览现场

展览以19世纪后半叶至今的全球现当代艺术发展历程为主轴，甄选自印象派以来近一百位中外艺术巨匠创作的一百余件以“花卉”为主题的经典之作，以跨文化、跨学科的崭新视野挑战人们看待“花卉静物”的传统视角，透过跨度近三百年的中西方时间轴，使艺术风格之流变与全球贸易中花卉品种之流通的叙事相互交织，并将其置入更广阔的政治、经济、科技、文化发展图景，见证其间繁盛的中外文明交流。透过“静”与“动”的辩证关系，展览回溯花卉静物对于中西方艺术史的特殊意义，并探索其中启发当下感知与想象的生命活力。

“花花世界”现当代艺术典藏系列基于德基艺术博物馆近十年的系统性收藏，以中国及国际现当代艺术中的花卉静物作品为主体。“动静无尽：花卉静物三百年”作为“花花世界”现当代艺术典藏系列的首回展览，由纽约市立大学亨特学院荣休教授、曾任纽约现代艺术博物馆（MoMA）策展人的乔金·毕沙罗（Joachim Pissarro）博士策展。

德基艺术博物馆：拓展艺术史叙事 为公众带来全新文化认知

德基艺术博物馆承续南京作为不同文明交流互动、多种自然及宇宙观生成互化之地的深远文脉，重视花卉静物中连通中国、亚洲与国际的对话意识。

本次展览在近三百年中外文明对话的脉络之中考察花卉静物与特定历史情境和时代精神的复杂关联，揭示花卉及花卉主题的艺术创作作为跨越中西方时空与文化边界之交流媒介的重要历程，亦探索作品中不尽的生命活力能够为当今人类面临的全球局势、生态危机、技术与文明的关系等紧迫议题带来的全新启迪。

德基艺术博物馆馆长艾琳表示：“我们很高兴能够呈现‘花花世界’现当代艺术典藏系列的首回展览，分享德基艺术博物馆在花卉静物方面多年来的有序收藏与研究，希望能以多元、当下的视角丰富和拓展艺术史的传统叙事，为公众带来全新的艺术体验和文化认知。我们将持续履行‘跨越文化与时代边界’的核心使命，不断开掘此典藏系列的丰富内蕴。”

策展：挑战关于静物画的固有观念。

本次展览首次致力于重新认识花卉静物体裁——“花卉静物远非静止之物”。展览受“植物运动”的启发，汇集了百余件来自欧洲和亚洲杰出艺术家的花卉静物作品，包括克劳德·莫奈、卡米耶·毕沙罗、保罗·塞尚、巴勃罗·毕加索、勒内·马格里特、乔治娅·欧姬芙、潘玉良、赵无极、常玉、安迪·沃霍尔、基斯·梵·邓肯和草间弥生等人的作品。通过追溯花卉的发展与迁移，以及随其产生的艺术风格流变，本次展览聚焦了这些作品中共同反映的植物种类与艺术影响。

策展人乔金·毕沙罗（Joachim Pissarro）

乔金·毕沙罗表示，在西方艺术史中，静物体裁（通常以油画为媒介）长期以来一直是根据其静止性来定义的——以对无生命的（或者说静止的）物体的组合排布为特征。因此，静物对象可包括花卉、水果或花瓶、贝壳、玻璃碗、餐刀等小型家用物品，以及各种餐具餐刀、玻璃碗等各种厨房用具。与静物画相反，风俗画或室内场景画描绘的是日常生活环境中的生物（人、动物）。几个世纪以来，沿袭历史悠久的法国学院派绘画体裁等级体系的核心原则，静物画一直被归为最低等级的绘画体裁。

事实上，大多数的年轻艺术家都被鼓励先画无生命的物体，再画有生命的主题——这再次证明了静物体裁因其技术难度最低，而在复杂的艺术金字塔中处于最底层的事实。但与传统相矛盾的是，到了现代，许多世界上最为知名的画家——从克劳德·莫奈到安迪·沃霍尔——都加倍努力地重新投入到静物画创作中，挑战了以往关于静物画不重要、易于创作或价值不高的固有观念。

展览：在花卉的世界里感受不一样的艺术史

展览分为“异花授粉”“先锋园艺”“花卉之外”“突围绽放”四个章节，每个章节的呈现上运用不同的色彩进行了区分，比如第一章节“异花授粉”采用的是玫瑰深红色；“先锋园艺”部分则是绿色，给人一种活泼、生长的感觉；“花卉之外”部分是紫色，有种梦幻的、边界模糊的感觉；“突围绽放”则是白色，呈现了不同身份艺术家对不同媒介的实验和相像，对跨文化和时代边界的探讨。

虽然展出的均为花卉作品，但在其中可以看到众多非常有意思的现象，从不同的角度理解艺术家和艺术史。比如展览中呈现的毕加索、蒙德里安的作品，在人们的故有印象中，毕加索作品中的形象是分裂的，甚至是碎裂的，很难在其作品中看到一个符合物理常理的“正常”的形象，但他的花卉作品就非常的符合“常理”；蒙德里安作为几何抽象画派的先驱，看到他的作品通常都是不同色块的几何构成，而在此次展览中，他的花卉作品同样忠于现实，观众可以在展览中看到这些艺术大师们“正常”的一面。

第一章：异花授粉（策展人原文）

随着全球艺术史研究的兴起，艺术史学家们已开始着手研究欧亚之间长期以来的文化和艺术交流。回溯历史，中国康熙皇帝（1654-1722）与法国国王路易十四（1638-1715）之间的交往或许就是此类交流的最好例证。这两位统治者有诸多共同之处：他们都是拥有至高权力的帝王，都对哲学、艺术与文学感兴趣，甚至都是幼年继位。十七世纪，在来往于中法间的传教士特使的帮助下，两位统治者通过书信往来，把本国文献的译本带给对方，并频繁互赠艺术品。纵然相隔万里，但两人情谊深厚并彼此尊重。他们的友谊为中法两国艺术与文化的密切交流奠定了基础。

通过追溯静物画中著名的“玫瑰”主题的变迁，以及这一时期并存于中、法及其他地区之间的各类艺术影响，我们可以更好地理解艺术与花卉之间如同“异花授粉”一般的关系。由于北半球有150余种蔷薇属植物，“玫瑰”已成为国际花卉静物画中的重要主题之一。尽管早在五千年前中国就已开始栽培“玫瑰”，但直到十八世纪末，那些栽培的“玫瑰”才从中国传入欧洲。随后，这些中国“玫瑰”品种与欧洲“玫瑰”杂交，创造出令欧洲艺术家和中国艺术家都醉心描绘的具有异国情调的迷人花种，同时这也是欧中之间国际贸易和交流的标志。

第二章：先锋园艺

当静物画体裁在十九世纪中叶的欧洲日益流行之时，正是园艺在中上层阶级中日渐兴起之际。曾被王公贵族专享的花卉园艺栽培，成为了欧洲人的一种时髦消遣。随着十八世纪晚期到十九世纪欧洲工业化的快速发展，城市中心不断地扩张，崛起的欧洲中产阶级在新的工业体系下通过工作换取更高的工资。当这个新兴阶级持有了更高的可自由支配的收入，他们选择了将这些钱花在休闲消遣上，其中许多人把目光投向了曾是皇室娱乐的园艺活动。并且，随着园艺这一爱好的逐步普及，很多艺术家为了自己的艺术实践，成为了狂热的园艺家，更是为他们的静物画创作找到了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新鲜素材。著名的印象派艺术家克劳德·莫奈，就是这一现象最典型的代表。他为了绘画创作，在他法国吉维尼的家里，精心设计了一个令人赞叹的有睡莲池的大花园。对艺术家来说，园艺显然不仅仅是一种消遣，他们将种植的花卉作为绘画主题，使园艺成为他们艺术实践的重要组成部分。

伴随着园艺的兴起，静物画在十九世纪变得前卫起来，成为从克劳德·莫奈到皮特·蒙德里安等一些最著名画家的首选题材。静物画的成功，也必然部分归功于它与园艺的共生关系。通过在花园中种植他们绘画的“花卉”，艺术家们获得了前所未有的机会——去创作，去研究，去实验形式、色彩和光线。

第三章：花卉之外

二十世纪的艺术家，尤其是象征主义、立体主义和超现实主义艺术家，对花卉题材绘画产生了新的象征性共鸣。这些年轻一代的艺术家并没有描绘他们所看到的或经历的现实，而是专注于超越现实的内容。例如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中期兴起的超现实主义运动，影响了从视觉艺术到戏剧、文学乃至音乐等所有类型的艺术。通过挖掘梦境和潜意识领域的意象，超现实主义艺术家们在作品中寻得了“超现实的”或者“超越真实”的效果。

自二十世纪初至今，现当代艺术家们，拥抱着花卉静物画，因为它能够揭示象征性的、丰富的、怪异的和多元的意义。对于与超现实主义者勒内·马格里特一样的艺术家们来说，这些花卉具有一种象征性的共鸣，使得艺术家可以通过颠覆和创造符号和象征物之间的全新联系来玩味意义。对于像马克·夏加尔一类的艺术家来说，他们静物画中的花卉与童年、文化传统和所爱之人产生了深刻的个人联系。而对于乔治娅·欧姬芙那样的艺术家来说，情况则恰恰相反——花卉所具有的普适魅力，贯穿了她艺术生涯创作的始终。又如草间弥生和大卫·霍克尼这类当代国际艺术家，由于受到数百年来崇尚花卉——这种特定而悠久的文化传统影响，花卉主题也因此渗透到了他们的艺术生涯中。

第四章：突围绽放

与人类不同，花卉总是不厌其烦地充当静态模特，这让艺术家拥有了探索不同的风格、色彩和构图形式的时间和机会。正因如此，花卉静物体裁一直以来都与艺术家作品中最具实验性与先锋性的创新相关联。二十世纪初，在保罗·塞尚的唤醒下，年轻一代的艺术家从根本上改变了他们的静物画创作方法，不再通过直接观察实物来作画。印象派和后印象派对静物画的创新需要花费大量的时间来研究描绘主体，而之后的艺术家，如马克斯·恩斯特、安迪·沃霍尔，当代的艺术家如村上隆、杰夫·昆斯等，则不再拘泥于物理实体，而是依赖他们在脑海中创造的对象。

这些新一辈艺术家们在见证了静物画体裁不可思议的革新潜力后，继续在其实验性传统的基础上前行。马克斯·恩斯特的作品《贝壳花》通过一种名为“刮擦法”的创新手法偶然地被潜意识呈现出来，使花的意象具有多重指涉；安迪·沃霍尔基于摄影师帕特里夏·考尔菲尔德在1964年《现代摄影》杂志中刊登的一张花卉照片，通过重复的丝网印刷，研究了图像与指涉物之间不断变化的关系；杰夫·昆斯用超真实的花卉代替真花，打破了现实与再现之间仅存的差异（仅留下了“拟像”）；村上隆的艺术创作挪用了平面化媒介的特性，将贯穿全球艺术市场的高雅艺术和大众艺术之间的差异混为一谈。可以说，纵观现当代艺术史，艺术家们在静物画上的实验性探索通常促使他们创造了重新定义自己艺术生涯的关键时刻。

重点展品

克劳德·莫奈，《盆中花（玫瑰和满天星）》，1878年

莫奈于1878年重返静物题材时仅绘制的四幅静物之一（其他作品包括现存于巴黎奥赛博物馆的《菊花》），展示了莫奈将印象派室外风景技法应用于静物题材的技巧，以独特的色彩和光影展现花卉的生机与动势，并通过标题中法语“满天星”与“雾”的语义双关，使静物花卉与其户外的原生地点相互呼应。

巴勃罗·毕加索，《瓶花》，1901年

毕加索艺术发展关键时刻的一幅罕见的早期静物画，创作于艺术家  岁时在巴黎举办首场个展的同年，亦曾参展1932年在巴黎和苏黎世举办的极负盛名的毕加索回顾展。作品反映了毕加索早年受到后印象派等艺术风格的影响，背景使用的蓝色调则预示着艺术家著名的“蓝色时期”。

皮特·蒙德里安，《菊花》，1909年

作为几何抽象画派的先驱人物，蒙德里安在生涯的不同阶段画过大量的单枝花卉静物，在数量上超过了他的几何抽象作品。通过对花卉的密集观察与描绘，蒙德里安着力于探索自然的结构、色彩与精神性，并逐渐放弃自然主义的外观，发展出自身纯粹的抽象形式。菊花是蒙德里安最爱描绘的花卉品种之一，这幅创作于1909年的《菊花》与纽约古根海姆博物馆藏的《菊花》（1908-09年）有高度相近的形式和创作年份，后者很可能是此作品的素描稿。

勒内·马格里特，《花之诞》，1929年

作为超现实主义艺术团体的重要成员，马格里特擅长通过意想不到的并置创造出多重联想和意义。《花之诞》是马格里特仅有的几幅标题写于画面的作品之一，是艺术家赠予达利的妹妹的礼物。马格里特将花卉静物与他常用的两个符号⸺木纹与天空结合和置换，对图像及其意义之间的传统关联进行颠覆和反思，带给观者一种超脱于经验之外的审美体验。

潘玉良，《青瓶红菊》，1944年

潘玉良是中国第一代留洋女性艺术家，坚持将西画与中国传统相结合，创造出自己的独特风格，被时人誉为“中国西洋画家中第一流人物”。《青瓶红菊》是潘玉良重返巴黎定居时的作品，时值中国抗战年代，巴黎亦遭纳粹铁蹄践踏，艺术家借菊花高洁傲霜的品格表达凛然无惧之气魄。画中的菊花已无根系却依旧绚丽灿烂，体现了艺术家漂泊异乡却不屈从于困境的无畏意志，以及对家国和亲人的深厚情思。

吴大羽，《瓶花》，20世纪50年代

吴大羽是中国第一代留法艺术家，中国现代绘画的奠基人之一，“中国抽象艺术之父”。吴大羽将西方现代绘画流派与中国传统绘画风格相结合，静物瓶花是他一生反复创作的主题，也是反映其绘画风格演变的一条关键线索。这幅《瓶花》的笔触纯粹而富于表现力，写实与抽象的边界模糊混沌，是艺术家在20世纪50年代创作风格向抽象转变、中国现代抽象艺术萌芽的重要见证。

赵无极，《百合花》，约20世纪50年代早期

中国第二代留法艺术家赵无极风格转向的重要写照。赵无极在1951年游历瑞士时受到保罗·克利作品的启发，自此脱离1950年以前偏向表现主义的具象风格，展开了“克利时期”的创作。这一时期的创作中花卉主题的作品极为罕见，《百合花》在继承中国传统线条应用的同时，更反映了对于传统花鸟题材的延续与革新，堪称赵无极融合中西美学、结合传统元素与现代主义的代表作。

吴冠中，《丁香》，1991年

吴冠中是中国第二代留法艺术家，一生致力于油画民族化和水墨现代化的探索。《丁香》作于吴冠中事业发展的巅峰时期⸺获法国文化部授予的“法国文化艺术最高勋位”的同年。吴冠中一生很少创作花卉静物，此作的灵感来自他因妻子患脑血栓住院而忧心以致暂停作画，直到看到妻子早年绘制的丁香花旧稿而重燃了创作的欲望。丁香在花语中代表着忧愁、初恋和爱情，艺术家借绘画诉说着夫妻相伴45年的深切情感。

杰夫·昆斯，《墙面浮雕与鸟》，1991年

花卉作为意象和媒介，是贯穿杰夫·昆斯创作的重要线索。这件《墙面浮雕与鸟》是昆斯著名的“天堂制造”系列作品的一件，受到根植于巴洛克、洛可可和浪漫主义时期的富饶艺术传统的影响，由德国和意大利的工匠以传统的多色木雕技艺精制而成。通过色彩鲜艳诱人的花朵雕塑，昆斯将自然界呈现为一个理想化的天堂，是对爱、生命与永恒之丰饶的赞美，并预示了艺术家后来直接使用活体花卉创作的《小狗》（1992年）等经典作品。

草间弥生，《花》，2008年

花是草间弥生最为迷恋的主题意象之一，源自其童年时期见到花朵向她说话、桌布上的花纹变成活体花朵、大量增殖并将她吞没的幻视经历。幻视使草间弥生早在十岁的画作中便出现了标志性的波点与网状结构，也使她渐渐学会将这种难以控制的强大能量转化为灵感，映射为令人沉浸的异想世界。在这幅创作于2008年的《花》中，花的形象被网状结构割裂为细密的碎片，却依然坚实地存在，波点如细胞般散落，传达着生命与自然的神秘力量，并有一种在短暂中灿烂绽放的凄美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