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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家毛旭辉
导言:“八五”三十年,再次回望那个没有画廊、美术馆的年代,上千名青年艺术家凭着一腔热情掀起了影响深远的艺术运动,他们彻夜谈论艺术,研读西方哲学著作,关心人类命运,思考艺术本质;几年间,上百个艺术团队先后成立,无数艺术宣言发表出来,无数展览随时被关闭,却也冒着危险举办……经历了“八五”,艺术结束了红光亮的时代,拥有了自由,走向国际和当代。
如今,“八五”已成为被崇敬的丰碑和被纪念的历史。在这个信息来的快去的也快的时代,眼花缭乱的艺术已经把历史淹没,对于当下青年人来说,“八五”的确是一段值得纪念的历史,却也仅此而已。在这个三十年的节点上,我们不禁发问:“八五”精神到底是怎样的? “八五”之于当下的意义?从“八五”一路走来,那一代人经历了80年代的热血沸腾、90年代的社会转型和2000年之后的市场洗礼之后,怎样面对时代的沉浮和身份认知?雅昌艺术网将带来这一思考:“八五”精神,现在还活着吗?
艺术家毛旭辉,“八五”时期“新具像”和“西南艺术研究群体”的领军人物。通过早期的“身体”和后来的“身边琐物”始终坚持对“存在”的质问,评论家高名潞说他是一个“真正的不声不响的存在主义者,一个不肖名利的生命体验者”。
三十多年来,从新潮的“带头大哥”到坚守自己,朋友眼中的大毛始终是未停止过反思自己和创作的大毛。即使与市场接轨的90年代和市场火爆的新千年以来,毛旭辉都未曾想过“离开”。当他那一代的成功艺术家很少再谈艺术和人性这些“不现实”的问题,大多只关注市场和操作的时候,毛旭辉选择回到心里安静角落的那块“圭山”,一遍遍去叩问那逝去的80年代,或者其实未曾消逝的80年代。
红色人体 97×84.5cm 纤维板上布面油画 1984
那时,我们都是“走错路”的年轻人
雅昌艺术网:我记得在85二十年的时候,你就有过一次谈话,回顾了85那段时期历史的切身体会。今年距离85新潮已经30年了,再次回望那个年代,您觉得85精神是什么?
毛旭辉:“八五”精神就是一种当时年轻人的状态吧。整个参与“’85新潮”的艺术家,可能那个时候都还没有满30岁。“新具像”展览在上海办的时候是1985年,那时我29岁,张晓刚比我小两岁。叶帅(叶永青)稍微晚一点,他是1986年参与进来的。参加展览的还有侯文怡和潘德海,侯文怡是77届的,侯文怡、潘德海和我,我们三个是同龄人,都没有满30岁。注意一下这个年龄很有意思,实际上是一个年轻人的运动,这种情况是那个时代的特点。我2005年在程昕东的艺术空间做了我在北京的第一个个展,海报上也是这样写的“向85精神致敬”。其实就是向青春致敬。
到底“八五”象征着什么?对我来说比较复杂,我很难用一两句话概括它,我能想到的就是它确实是一种年轻状态、青春状态。刚好碰到那个时代需要变革,或者是大家都渴望一种改变,其实也承受了很多痛苦,因为当时的阻力特别大,这种阻力来自日常,来自社会很多的不理解,这个不理解里边也包含了很多的不确定,就是说这些年轻人到底要干什么?至少我和张晓刚、潘德海在昆明被认为是“走错路”的年轻人。
运动中的体积 79x105cm 纤维板上纸本油画 1984
当时云南的氛围有点儿特别,尽管有一些可能有利于现代主义的产生的“土壤”,像我上大学的时候有吴冠中先生的影响,或是有袁运生的影响,有蒋铁峰和丁绍光的形式主义的影响。最早是1979年(或1978年)他们比较活跃,很多到云南写生、做讲座。我第一次见吴冠中也是他在云南省图书馆做讲座,他去丽江在宣纸上画油画,老先生谈“形式美”、“形式主义”、“形式语言的重要性”,影响都挺大的。
蒋铁峰、丁绍光,包括吴冠中先生都是工艺美院的,袁运生跟姚钟华同是央美董希文工作室出来的,这种渊源关系导致了在那个时期他们特别活跃。在1980年的时候,云南有一个比较重要的展览叫“申社画展”,1980年是猴年。那个展览推出了一种“唯美主义”风格,重要的艺术家是蒋铁峰、姚钟华,那个时候丁绍光还不凸显,丁绍光后来是到了美国加州以后,在商业上更加成功。所以我们那个时候的大学里,有一些现代主义的影响。
我1982年毕业以后,对整个的展览系统和标准,包括那套创作方式都不太满意。我也不断地参加过省、市各种各样的展览,总觉得对那种展览不带劲,而且还不能够把自己真正想画的东西拿去送展,多少都是带一点乡土,带一点唯美的东西。但其实那个时候我们受到的影响,对艺术的看法远远超过漂亮、唯美,或者搞重大题材的那些媚俗政治的一些方式,这些都是不能接受的。
罢课:糟糕的食堂伙食和图书馆
雅昌艺术网:除了这些,当时获得西方现代艺术启蒙主要的途径是什么?是学校图书馆吗?
毛旭辉:当时的图书馆,画册是看不到的,基本上就是一种形式的存在。我在大学时为图书馆的事情还闹过罢课什么的,就是要求系里边开放图书馆,结果图书馆还是在我们的强烈要求下打开了,但打开了以后什么都没有,只有零零散散的几本苏联画册,那一刻,我在现场,觉得很虚无。我们美术系的图书馆已经是一个“废墟”了。我们是在这样一个基础上起步的,稍微好一点的画册也不知道去哪儿了,没有被洗劫走的几本零零散散的,都是不太出名的二三流的苏联画家的画册,只有那么一点东西,这是我们面临的一个学术环境。当时罢课去闹事,还有一个原因是食堂的伙食特别糟糕。
1980年在北京长城,左起张晓刚、刘涌、武俊、后排左起叶永青、贺立德(毛旭辉工作室供图。)
雅昌艺术网:怎么个糟糕法?
毛旭辉:菜第一没有油,常常就是一些干菜,新鲜蔬菜都很少。我最早考取的不是云南艺术学院,而是昆明师范学院,那个时候艺术学院还没有恢复,艺术学院这套班子都拢在师范学院里边。整个师范学院的伙食特别糟糕,吃的东西根本无法消化,而且没有味道,常常是这样的菜。那个时候一个星期才可以吃到一点肉,而且伙食堂的态度特别恶劣。
为了这两个事情我们系学美术的学生罢课,在过去的西南联大校园去游行,只有美术系的参加了,其他系都是很安静的。结果到了校长办公室,确实还是解决了这个问题,伙食后来有所改进,图书馆也打开了,但给我的是一个“虚无的震撼”,我才知道要改变这一切很不容易。
后来从其他方面吸收这个营养,主要是买文学杂志,当时的文学刊物苏醒得比较早。北京编的有《外国文学》、《世界文学》;上海编的有《外国文艺》,有些杂志开始出来的时候打着字:“内部发行”。每一期的杂志封面都会介绍现代主义甚至是后现代的画,有好几个版面,封三、封四全是拿来介绍外国美术的作品。我印象比较深的有德国表现主义的,像雅弗伦斯基的作品,也介绍过波普的利希滕斯坦的作品。当时我注意到北京《外国文学》有一个编辑就是黄锐,只要是黄锐编的,版式都画得特别漂亮,里边的插图都是现代主义的,他当时在《外国文学》编辑部做美编。
那时,我们也曾看不懂塞尚
雅昌艺术网:再后来呢?
毛旭辉:1980年时,我、张晓刚、叶永青,还有其他云南和川美的几个同学相约,暑假的时候全国到处去周游。那个时候我们从四川美院出发,一起坐轮船,沿着长江到武汉、南京、上海,最后到北京。一路上拜访当时的那些名家,到了浙江美院就看他们的素描,浙江美院的结构素描是很风行的,不画光影,川美都是光影的,浙美是受罗马尼亚、东欧的影响,是结构素描。
到了上海拜访陈逸飞。因为我有一个同学的姐姐在上海油雕院,联系了以后参观他们油雕院,当时出名的有俞晓夫和陈逸飞。结果那天到油雕院的门口,一进门口就看见陈逸飞走过来了,门房告诉他说我们都是来找他的。陈逸飞很兴奋,说:“很可惜,我明天就去美国了。”我们当时都觉得他太“成功”了,要去美国。当时记得陈逸飞说他所有的画都打包了,看不到作品,当然我们非常理解的。
1982年 毛旭辉在北京民族宫参观德国表现主义油画展览(毛旭辉工作室供图。)
在上海重要的是还拜访了颜文樑老先生,那个时候他八十岁左右,到他们家时,来的人都要拿着本子登记一下,知道你是哪个学校的,干什么的。而到了北京以后去拜访了袁运生,那个时候袁运生是偶像,他已经画了“机场壁画”。袁运生确实是像一个心目当中艺术家的形象,头发很长,像王广义现在这个样子,显得很深沉。
在上海时,我买到了《现代绘画简史》,英国人里德写的。那本书对我们的影响确实很大,从讨论后印象主义开始,才知道塞尚的意义是什么,之前我们看不懂塞尚,觉得画一些瓶瓶罐罐怎么称为世界上伟大的画家?和苏里科夫、列宾这种那么有戏剧性,那么宏大的场面怎么相提并论?
而且在西方人写的艺术史里边,好像俄罗斯画家完全没地位,基本提都不提,所有这些信息的综合、冲突导致1980年以后,我在认识上非常摇摆,那个时候没有进行什么创作。那时,我只是个大二的学生,但是开始感觉到有很多东西在冲击我。
还有一本宗白华翻译的《西方现代画派画论选》,这本书是我认为翻译的特别好的,很有功力的一本书。他不罗嗦,翻译的很简洁,但是很准确。我后来反复看这本书,认为作者很懂艺术,后来才知道他也学美学什么的,原来是这样,怪不得翻译的那么好。
毛旭辉 圭山组画·遥远 110x87.5cm 布面油画 1985
借钱办出来的“新具像”
雅昌艺术网:“新具像”是85年,讲讲这个事情的缘起吧?
毛旭辉:差不多在1984年底1985年初左右,张隆来到我们这个圈子里边,他当时在华东师大学美术,先是找到了张晓刚,进到我们这个圈子后一看我们的画很强烈,说如果拿到上海去展览肯定效果不错。他建议我们到上海去做展览,因为他认识一些画家,可以去租用一些空间做展览,他说他可以去联系。我们说好,但是没钱,就去打工。
刚好有朋友做装修公司,碰上一个巨大的商场要开业,我们就去搞装修,设计屏风。我是设计了一个有机玻璃做的屏风,完全是米罗的风格。大圆圈、线条,完全是平面的,帮他们画了两张油画,按照《格尔尼卡》的原尺寸放大,挂在商场里边。张晓刚也每天做屏风,像现在做装置一样的。稀里哗啦地干了一个月,就把商场给布置起来了,很新颖。但是我们一算,我每个人才拿到80块钱,太累了,没日没夜地才挣了80块钱,证明这条路走不通。
1985年6月,首届“新具像画展”在上海静安区文化馆展览现场,在潘德海的作品前留影。从左至由依次是:刘铁君、侯文怡、毛旭辉、潘德海、张隆、徐侃。(毛旭辉工作室供图。)
上海发电报说展厅已经约好了,在上海静安区文化馆。侯文怡给我们写信,叫我们把钱寄过去。那个时候觉得这个事情认真起来了,当时要几百块钱,因为我一个月工资才45块钱,打一个月的工才能挣80块钱,只有跟家里父母借,潘德海也是跟朋友借,他在云南没有家,到处跟朋友借钱,他的画最多,还大。
后来第一笔钱250元,寄到上海。这边要托运,自己打包装,我们昆明三个画家潘德海、我、张晓刚,用了八个木箱,骑着三轮车分了两次把画弄到火车站去托运。将近三百多公斤,把所有的画运到上海。发一个电报说:“八大件已经发出去了”,张隆拿到信也很刺激,带着他的同学一起骑着三轮车,把画拉到华东师大,堆在单车棚里。促成这个展览,张隆是一个很关键的人物。
雅昌艺术网:“新具像”的主题是怎么定的?
毛旭辉:其实当时侯文怡已经想好了,她说:“我觉得叫‘新具像’吧?”我们当时也觉得天气又热,听着“新具像”还不错,其实没有什么具体的讨论。我们说可以,就叫“新具像”吧。
其实当时脑袋里想叫什么无所谓的,反正我们的画展出来就行了,叫什么都无所谓。因为当时叫“青年美展”的展览也比较多,有一个叫“新具像”,觉得也还不错。后来侯文怡随即写了一个前言,抄在我的速写本上给我看,背得下来,我一看觉得这个女人太厉害了,写的很到位的感觉,我们那些年的思考她归纳的挺好的,所以我当时很佩服她。虽然那时常为一些小事吵架,但是后来都处的不错。我原来回忆说“新具像”这个概念是侯文怡随口说出来的,现在想来她是认真思考过的。因为如果她没有思考过,当时就不会在我的速写本上写下“新具像”的前言。
1985年6月,首届“新具像画展”在上海静安区文化馆展览现场,毛旭辉在《某女士肖像》和《红色人体》等作品前。(毛旭辉工作室供图。)
“‘新具像’展让我进了美协。”
雅昌艺术网:“新具像”做了几次?
毛旭辉:总共做了四次,做原作展览只有第一次。1985年在上海、南京办了以后,其实回来以后很沉寂,没有因为你去做了展览怎么样,只是我回到昆明以后得到了美协的重视,这个倒是真事。因为我觉得整个社会就是在“找感觉”,它也不知道发生了什么,那个时期它就是忽左忽右。回来以后一下受到美协的重视,叫我去介绍我们的展览,介绍全国的艺术动态,因为他们知道我们去见“世面”了。印象中我到了美协开会,碰上他们开的省美协的理事扩大会议,我说我连美协会员都不是,怎么是我来参加这个会议?他们说我连会员都不是,那是他们工作的失误……所以我是火线入的美协,当时昆明市美协和省美协在一起开会,我是市级单位的,当场就入会了。
雅昌艺术网:所以“新具像”展览反而让你进了美协?
毛旭辉:这个很有意思。从“新具像”回来以后没钱,没工资,因为去办展览,工资也被扣了。市美协也不错,拿出150块钱来,鼓励我们三个人,一人给了50块钱,我和老潘、晓刚瓜分了这笔钱,渡过了难关。我觉得有时候我跟美协的关系有点儿特别,因为它是一个体制单位,它的很多做法有时很“左”,但是昆明小地方,那些人还是挺有人情味的。我就在会上介绍了外边的情况,说现在外面很活跃,绘画很多样。我在那个阶段也写了文章,然后被安排去讲座一类的报告,因为我们几个里边,我比较喜欢写这方面的东西,同时地方上一些杂志也做了很多报道。
1986年的时候,高名潞到了上海,他听说有这个展览,找到了侯文怡。当时侯文怡其实有点儿万念俱灰的感觉,觉得我们做得那么辛苦,并没有引起什么大的变化,也没有改变什么,就出国去了。她就跟我说,我们做的事情还是引起了一些人的注意,现在有人来找她,想要我们的资料。她就把高名潞的地址给了我,这样我和老高就开始通信,把“新具像”发生的资料,以及我写的一些东西,包括我们的作品照片就寄给老高了。
因为我在昆明,当时老高在北京、上海、杭州活动的时候,不可能到云南,最多能到川美,云南太远了。那时从北京坐火车来要用三天两夜的时间,另外,那个时候我们完全是没有名气的艺术家,尽管现在看来“新具像”展览好像很重要,但在当时并没有觉得怎么样,是不知道该怎么定义的一件事情。
美协只是觉得你们这些年轻人在外面做了展览,应该是怎么怎么样,但是也无法定位这件事情。它也不可能给你什么,而且一看这些作品确实不可能参加官方展览,你看那个时候我展出的就是“红色体积”、“圭山组画”系列,张晓刚是“魔鬼”的系列,潘德海那个时候完全是抽象的绘画,侯文怡是很荒诞的、苦涩的绘画,张隆也是,有点儿形式主义的东西,也有奇怪的生命体、有机体的东西。所以“新具像”还是很有概括能力,大家的绘画不是全抽象绘画,都是有形象的,但是这种形象又不像今天的写实绘画那种形式,都是经过变形的东西。
1988-“黄山会议”合影--左起:1顾雄-3高名潞-4-毛旭辉-5-潘德海-6-张晓刚-7-叶永青-8-栗宪庭-9-唐蕾-10-周彦-11董超-12蓝正辉-(安徽黄山)
珠海会议:觉得“明天会更好”
雅昌艺术网:之后去珠海开会,是高名潞喊的吧?
毛旭辉:我和老高通信比较多,老高应该说是最早严肃地问我艺术问题的人。他跟我通信的时候就问你们的艺术观是什么?你们为什么要去画这些画或者做这样的展览?他是第一次非常认真地问我,我回答的时候特别艰难,花了很多时间在梳理这些问题。所以才导致了我后来写这些关于“新具像”的文章。
1986年召开“珠海会议”,邀请了我去参加。再之后,当时的昆明已经很活跃了,很多年轻人都来做展览。当时美协的刊物《美术家通讯》都是我们“新具像”的人在里边编辑,把我们写的文章陆陆续续发表。我第一次和高名潞见面是在珠海,好像是在电梯里,大家一堆人坐电梯的时候才知道,“你是毛旭辉?我是高名潞。”
雅昌艺术网:一针兴奋剂。
毛旭辉:很兴奋。到了珠海以后我觉得1985年做的事情好像参与了很重要的文化进程,我在珠海才意识到,找到了组织。所以我从珠海回来以后,还给云南美协刊物写一篇文章《珠海之风》,写的很乐观的,整个中国改革开放的气氛非常好。当时流行一首歌《明天会更好》,我的结尾用了这个歌词,觉得很快就有希望。
紧接着我就去煽动组织“西南艺术研究群体”,煽动本地的年轻艺术家。后来很多跟我们关系近一点的人就被拉进来了,张晓刚把叶永青拉进来了,老看着他漂在外面不对,应该拉进“革命”队伍里边来。他也画得不错,其实叶帅很有才华,但是不能老漂在学院派的氛围里边,在1986年的时候叶帅也很积极,他在川美组织了两百多张幻灯片和图片,组织了一帮年轻人的作品。
1986年10月,“西南艺术研究群体”成立时主要艺术家合影。
前排左起:1.毛旭辉2.叶永青3.苏江华4.邓启耀
后排左起:1.张隆2.潘德海3.毛杰4.张晓刚5.张华。(毛旭辉工作室供图。)
我们昆明这边又加进了很多人,从中央民院毕业回来的杨黄莉、苏江华,还有云南艺术学院的李洪云、马祥生,还有自学画画的孙国娟,诗人张夏平,景德镇回来的孙式范,中工回来的毛杰,还有叶帅的夫人甫立亚也进来了,总之挺庞大的。当时参加“新具像”和“西南艺术研究群体”的不光是云南、西南的,还有山东艺术家,像董超,他回山东组织了“鲁西南艺术群体”,还有上海的宋海东也参加过我们的第三届展览,河南的丁德福等。为什么叫“西南艺术研究群体”,是因为高名潞曾跟我讲,他说其实你们那边应该多组织一些各地的串联,大家组织起来显示你们的力量。
回到云南,在那个时代,我煽动力还是挺大的。云南艺术学院后来做的一个“南蛮子”的画展,直接是我去“煽动”出来的。他们的展览主要是现成品,什么画都拿来挂起来,钢丝床也拿去展出,吉他也砸了,挂起来,连我们的老师都疯掉了,搞得很活跃的。
后来我才知道,学校的一个领导到省委宣传部告我,后来是宣传部的人跟我讲的。当时我就觉得斗争还是挺严峻的,所以我们那时环境和今天真的不一样。1986年底,张晓刚在四川美院做的“新具像”展,就被学校查封了。刚好又是学潮闹起来,后来又开始极左了,所以1985年、1986年一结束,其实新潮的整个势头就被压下去了。
新潮过后,还“债”的日子……
雅昌艺术网:后来回到个人,个展或者说创作上回到比较个体的思考是什么时候?
毛旭辉:那是1989年以后的事情。我做第一次个展是1997年,在新加坡做的,而且也不完全是我的整个创作的展示。当时创作当中的“圭山”这部分被画廊看重,着重展出了这个系列。真正意义上的个展是2005年,在昆明和798同时做的,我在昆明的第一个个展是瑞典艺术家杨翰松(Janeric Johansson)给我策划的。
雅昌艺术网:为什么来得这么迟?
毛旭辉:没有条件吧。那个时候好穷,“新具像”展览消耗很大的,我跟家里借了五百多块钱,潘德海更惨,借了六七百块钱,一直在还债。我印象当中他一直在还钱,张晓刚少一点,两三百块钱,但也是不小的数。我等于是把母亲给我存的钱全部拿来用了,而我把家里过日子的钱拿去做展览,搞“革命”去了。潘德海真是感觉一辈子都是在还钱,后来“新具像”一结束,他跑到珠海、深圳去打工,想去挣钱,还钱。最后钱没有挣到,人还生病回来。他很惨的,跟我写信说他得了肺结核,听着很难过,他说他只有回昆明了。回昆明住在结核病医院里边,住了三个月才治好。
1986年,毛旭辉在圭山糯黑村写生
雅昌艺术网:差不多前前后后得一年的时间。
毛旭辉:他差不多有一两年的时间都处在一种静养的状态,这都是“八五”的时候付出的代价。当时他身体多好,我们在上海,把画从学校拉到展厅,天气热,我们都是把上衣扒掉,骑三轮车把画拉到市中心去展览,全都自己干,吃的又差。小潘一个人在昆明吃什么,吃点儿米线,抽大量的烟、喝酒,身体出状况是迟早的问题。张晓刚1984年时就开始住院,胃出血。喝酒最猛的时候,我也是一个星期起码喝醉两次。我在1990年代初,感觉整个消化系统都出问题了,胃炎、十二指肠溃疡,都是80年代的生活方式导致的。
毛旭辉--圭山印象之二-39.5x22x3-纸本油画棒三联--1986
从没想过离开,我大概是昆明最早的职业画家。
雅昌艺术网:后来其实大家都走了,你为什么一直待在云南?
毛旭辉:就是习惯,我父母、孩子都在云南,其实我从来没有想过离开云南。离开家是很大的一种压力……我知道自己不会离开的。晓刚离开是因为他上学在重庆,小潘(潘德海)要离开是因为他从小在东北长大,来云南是他的一个梦想,所以他最后还得回到北方。虽然我生在重庆,但是三个月大就到了昆明,我就是从小在昆明长大的。
雅昌艺术网:90年代的创作呢?那个时候处于怎样的一个状态?
毛旭辉:90年代我觉得是开始和国际、外面接轨,机会也渐渐多了,开始有画廊介入了。我大概是昆明最早的有所谓“职业画家”概念的人,那个时候一些基金会和台湾的画廊开始收藏我的作品,差不多一个月有两千块钱。1992年的时候一个月两千块钱,当时我的月工资是70多块钱,于是就从单位上办了停薪留职手续,在昆明农村里租了房子,成了一个真正的职业画家。当时我觉得真是成功了,我的梦想实现了,有了一个自己的工作室,不要依靠单位宿舍,有一个独立的可以画画的地方。1992年、1993年的时候实现了,在自己租来的工作室,画出了“权力的词汇”这批东西。之后又画出了“日常史诗”中的剪刀。
雅昌艺术网:92年就每个月有2000块钱了?
毛旭辉:那时很有钱了,就是卖画,画廊跟我要画,每年要给10张画。这2000块钱不是现金,有一些是给我的画材,但是有一千多块钱是现金。
不光是我,当时叶帅、丁方都有这个钱,因为当时基金会进来,在1993年代理的第一批艺术家有我、曾梵志、叶永青、丁方等。后来靠这点儿费用成了一个职业画家。办了停薪留职手续,我是电影公司的职工,每年还要交几百块钱给单位,保住我的公职,一直延续到2002年,我调到云南大学艺术学院,我的手续从电影公司直接调到云南大学,才告一段落。进了大学以后就不是职业画家了,变成老师了。
毛旭辉-2006年作-剪刀-圭山之梦1号
圭山:安静的角落
雅昌艺术网:刚才提到的“圭山系列”在你创作生涯中,以不同的面貌反复出现,“圭山”对你来说有多重要?
毛旭辉:其实在80年代那会最怕过节,过节这几天觉得最难受。几个画家约着一起去乡下,经常跑到圭山或其它的村庄躲着,不想见人。因为那个时候我们觉得自己很不一样,是“荒原狼”,和世俗的东西要保持距离,和一些庸俗的画家要保持距离。其实很坚决的,那个时候的价值观很坚决。好多人都不来往,也很少去看父母,家里边也不能接受我们这样,也不理解。80年代就是在一个普遍的不理解的状态下,很自视清高地做艺术,真是这样。尽管你很穷,但是会觉得精神很饱满。
最早我们去圭山的时候是1979年,第一次去是我、张晓刚、叶永青,还有我们班的一些同学。暑假的时候,当时听昆明一些前辈画家说这个地方画画不错,我们就自己去找,带着学校的证明,证明我们是美术系的学生,希望到了这儿有接待什么的,安排我们食宿。我们背着行李,带着电筒就找到了这个山村,大概离昆明的距离是120公里。现在公路好,开车一个半小时就到了,但当时的路线很曲折,可能要坐七八个小时的班车才可以到达。
这个山村是撒尼人居住的地方,是彝族的一个分支,为大家所知的阿诗玛就是撒尼人,比较有影响力,以前也拍过电影什么的,有传说的一个地方。去了这个地方以后确实很震撼,完全是由石头盖起来的村落,视觉上非常震撼。那个时候当然也很艰苦了,我们住在小学校里边或者住在老乡家的堆粮食的地方,老乡都没有能力给你住的地方,我们都是自己背行李去,挪一个地方把油布一铺,行李一铺,就可以睡觉了。
每年,毛旭辉都会在圭山写生、创作
那时要走时,我们会把老乡家里边的水缸挑满,把身上带的粮票或者几块钱放在他们家的水缸上或灶台上,因为他们接待我们。吃饭很简单,没有大米吃,就吃土豆、苞谷、苞谷面,青菜拿水煮一煮就吃,特别穷。
后来这种东西对我影响特别深,很质朴的一种宗教感。大家虽然都生活那么艰苦,但是都那么的顺从天命,而且人特别善良,所以我一看见圭山的人,就像看见“羔羊”一样。他们特别能吃苦,特别善良,这对我是一个很大的影响。有时想起城里边的我们有那么多的痛苦,有那么多的不满意,但是我们苦不过圭山人。然而他们那么安静,我经常拿他们来反省我自己。因为这个因缘,后来经常去那儿写生。
来源:雅昌艺术网 作者:张桂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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