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北故宫国宝展，隔着玻璃看韩干《牧马图》。学画时曾经临摹过该件，囫囵吞枣，完全不知道要从中学些什么，换到今天，可能会更有心得。比如后面那匹白马，线条勾勒得尤其淡，若隐若现，被黝深的黑马一衬，轻得像风，有绝尘的意思。

　　看了原作，如梦初醒，哦，原来是这样的。当初对着印刷品，看什么都是浓眉重眼，完全不顾及古画中“迷离”的部分，以为清晰就是真相。直到近观到真迹，才知道那种恍惚的“精微”，原本就是古画中一种宝贵的质地。

　　好多年前，有个藏家请我欣赏他的藏品《石涛山水册》。他先取出本册的珂罗版，告知此出版物为大千作伪，接着取出真本，让我对照。其中有一帧，空中画着一排远去的雁影，真本只是毫端轻轻一触，似有非有，极微极妙，雁群好像遁入空气，境界就有了广袤；而在大千仿制的珂罗版中，也许为了加深效果，这排雁影强调得过于清晰，直白得像是吼着亮嗓，少了絮语的况味，也就少了韵致。

　　“轻”，关乎“逸”，而“逸品”，又是画学品类的至高境界。因此，对于中国传统绘画来说，“轻”是一种体己，一种幻化，一种升华，即便笔健扛鼎，也得举重若轻，此乃千古秘笈，关乎高下。每读宋元真迹，对此感同深受，若非亲睹毫厘，是体验不到其中的幽微之美，按本雅明的说法，也许就是原作本有的“灵光”。

　　如今看到真迹的渠道很多，买张博物馆门票，你就能拥有乾隆皇帝的待遇，披阅“石渠宝笈”于咫尺之间。这对古人来说，简直是极度奢侈。古代有这样的机会，靠的是“雅集”。历史上大大小小的“雅集”很多，倚声赋诗，挑画瞻观，然后在真迹的拖尾上跋赞，风雅蕴藉。参与“雅集”的也？？是一般人，名士、鸿儒、重臣，形成高大上的小圈子，只有接近这个圈子，才有机会近距离欣赏到遗世真迹。当然，有些文人画家本身就是核心，如米芾、董其昌，不仅精鉴藏，也拥有话语权，他们过眼无数真迹，并作出相应的论判，实际上就是艺术史的书写者。

　　但是，对于另外一些画家来说，就没有这么幸运了。他们地位身份卑微，能够接近这个圈子，全靠自己手头功夫，能得到名士们的赏识。没错，说的正是那些杰出的职业画家，过去被贬为“画工”的那类人。与文人画家不同，“画工”弄墨，却不擅舞文，他们很自然就被边缘化了，但其纯绘画的才能，却不是一般文人画家可比肩的。仇英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项元汴门下十余年，临摹天籁阁藏宋画，每日浸染其中，自己的画也顺带有了高古格调。

　　再如康熙朝的宋荦，时任江苏巡抚，“精于鉴赏，收藏颇丰，所得名迹，昕夕研求，一时以画家名者，悉罗致于家，出所藏属摹副本”。出入其门下的画家，所知者有柳遇，为宋荦临过《韩熙载夜宴图》，难度很大。还有一位就是禹之鼎。禹之鼎年轻时就显露出绘画天赋，尤其是肖像画。他二十多岁时，就在扬州获邀参加文宦雅集，受托描绘雅集者的“行乐图”，相当于是现场摄影师。禹之鼎的早期作品并没有太多古法，但自从览阅了宋荦府上疯狂的收藏，并应命临摹了不少古画，如赵孟頫《鹃华秋色图》、黄公望《九峰雪霁图》等，尤其见过宋人马和之的《国风图》后，开了大悟，“蚂蟥描”一类的“古法”便成为他的利器，肖容名公大臣如沐古风，入了典雅的门道。

　　清早期，延续晚明鉴藏风气，江南地区的私藏蔚为壮观，以宋元为上，对“娄东”“虞山”画派的复古风有直接影响，也惠及部分职业画家的执牛耳者。这些职业画家，如顾见龙、杨晋、禹之鼎、柳遇、徐枚、王云等，基本上都是全才，各科信手拈来，上得厅堂，下得耳房，尤其接触过宋元真迹，精研“古法”，画格也有所提升，将这些所谓的“画工”之作放在画史中，一点也不低人。

　　中国传统绘画一脉相承，历来讲究“古意”，服从了这种朦胧而具体的标准，也就接近了一根永恒的金线。如果看不到真迹，自然就不知其然，更不知其所以然。所以，凭作品察颜观色，能知道一个画家的见识，有没有接触过好东西，有没有对着真迹传移模写的经历，一目了然。同时，通过画家笔臆，也能间接考出他交游的段位，测出他介入重要收藏圈的深浅。以清初江左画家群为例，他们所倚重的名臣乡贤，一有当朝地位，二是庋藏甚丰，画家为了从真迹中揣摸技艺，与鉴藏家投门交好，各取所需，而真迹就是真理，催生了那个时代艺术水准的化学反应。

　　一个有意思的现象是，乾隆以后，随着朝庭对宋元书画名品的大肆收纳，南画北渡，包括宋荦的私藏，一一纳入官家禁銮。地方画家无真迹可滋养，整体绘画品位直线下滑，此为事实。直到民初，宫中内患，“石渠”真迹重又散入民间，世人拱珍，因此民国画家如张大千、吴湖帆、谢稚柳等重获真赏，宋元格调才又重新被召唤回来。一消一长，与接真迹仙气的多寡大有关系。

　　过去，画家获观真迹的机缘，毕竟风毛鳞角，对普通画家来说，他们的学习资料只有倚靠所谓的印刷品。明清刻版十分发达，流行各类画谱，层次丰沛的是水印版画，民国以后则多见珂罗版、石印版。然而，与真迹相比，此等复制品仅仅是名画的概貌，聊以？慰而已，精微之处不见，神韵就更不用说了，差之千里。因此，清晚期画风普遍粗鄙，传习途径是一大原因，再加上书法倡导碑学，书画同源，整体上口味偏重，如“二人转”之浓眉艳腮，早已不知“轻逸”是何物了，只合远观，不可近玩。至二十世纪下半叶，中国画的粗犷风愈演愈烈，变成大刀阔斧，“精微典雅”终被黑得消声匿迹。

　　好在风水轮换，今天的习画者获观宋元古画的机会多，也有“下真迹一等”的仿真品供研习。人们对古画的妙处渐有共识，正本清源，“古意”能转化为“开今”之格，变成这个时代的潜在标准。如此最好，古今隔山相对，或许气韵能够重新生动起来。

作者：徐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