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CAT上海馆馆长张培力

　　去年年末，一场名为“疆域—地缘的拓扑”的大型群展在OCAT上海馆拉开帷幕，共有三十多位艺术家参展，其中既有许多活跃在当代艺术领域的青年艺术家，也有诸如蔡国强、刘小东、王音、徐震、周啸虎等颇具造诣的艺术前辈。由此，OCAT上海馆成立五年了。

　　五年来，OCAT上海馆以一年4场展览的频次，不紧不慢地打造媒体艺术和建筑设计领域的学术性。截至目前，该馆已举办的展览有：冯纪忠和王大闳建筑展览、“皮埃尔·于贝尔奖”入围展、“在.现”王功新个展、“断章取义”杨福东个展、“投影顽固”耿建翌个展、“遥不可知”英国当代艺术展等。

　　OCAT上海馆位于上海苏河湾区域，由央企华侨城集团开发建成。美术馆所在地是一幢四层欧式建筑，于上世纪三十年代建成，前身为中华实业银行货栈，是上海市优秀历史建筑。目前，OCAT上海馆现有展览空间约1600平方米，分A、B、C三个空间。事实上，在最初规划中，OCAT表示将于上海苏河湾区域筹建新馆，届时，该馆将替代现有展厅，其空间将逾8000平方米。不过，截至目前，新馆方案尚未公布。

　　OCAT全称“华侨城当代艺术中心馆群”，目前由OCAT深圳馆、 OCAT上海馆、OCAT北京研究中心、OCAT西安馆和华・美术馆组成，该馆群由华侨城全资赞助。经规划，上述美术馆分别致力于不同的专业，而上海馆的方向为媒体艺术及建筑设计。

　　近日，我们与OCAT上海馆的馆长张培力进行对话，由他讲述OCAT上海馆的“第一个五年”。

OCAT上海馆 “疆域—地缘的拓扑”开幕现场 嘉宾合影

　　雅昌艺术网：去年年底，OCAT上海馆举办了一场集合三十多位艺术家的大型群展，这也是五周年庆的一部分。作为馆长，回忆这五年，您有哪些感触？

　　张培力：从OCAT上海馆建立以来，我一直希望它是一个面向业界和广大观众的专业的、活跃的机构。专业是指的是学术和运营上的专业度，活跃是指能够让不同的话题、观点在这个开放平台上进行讨论。同时，我们想给那些年轻艺术家提供更多发展空间，让他们能够“发声”。在这个基础上，我们做过很多尝试。比如，我们每年的展览数量是固定的，一直是四个，其中必然有一个容纳六到八位年轻艺术家的群展。我们不求非常庞大的参展体量，而是希望这六到八位艺术家能够合理运用空间，把他们的“话”(创作脉络)说清楚，告诉我们三年前他(她)是什么样的，现在又是什么样的。再如，我们曾做过“皮埃尔·于贝尔奖”，虽然只做了一次，但效果非常好，也因此收到过很多不同的反馈。总的来说，我们在尝试营造一种开放、多元的表态环境，这对艺术很重要。

　　雅昌艺术网：能否和我们回忆一下，您最初接触OCAT上海馆时的场景？是什么原因，让您决定担任该馆的馆长？

　　张培力：在我做馆长之前，目前的OCAT上海馆的物理空间已经有了，也做过一些展览，但还没有按照美术馆规模系统地做，当时的空间大小和现在基本没有变化，我做馆长后，做过一些改造。大约五年前，黄专老师和当时华侨城的高层讨论后，初步建立了要在国内打造OCAT馆群的想法，上海作为其中一座，其主要方向是媒体艺术及建筑设计。在这个前提下，他联系了我，问我是否愿意加入。我记得，他第一次给我打电话时，我应该在加拿大，电话很短，说回国再细聊。后来，我们又聊了一次，最后做了决定。很多人说我做事理性，其实也不是，我也凭感觉(做事)的。

　　雅昌艺术网：相比更自由的艺术家，馆长可能需要处理更多的行政和管理工作，您如何看待这两个身份的不同？

　　张培力：我对行政工作是不陌生的。2003年到2010年，我曾在国美新媒体系当系主任，当时要处理很多行政方面的工作，也要管教学，当然也没有中断创作，我一直知道我是艺术家。但是，相比系主任，馆长是一个更综合又专业的角色。举个例子，在美院，艺术家做系主任的例子很常见，做院长的都有;但在美术馆里，这两者往往会有冲突的。艺术家有自己的工作特点，而美术馆馆长又是另一个身份，美术馆的预算、人事、学术、展览、交流等都要有所把握。作为馆长，我需要抛下自己对艺术的偏好，有时要接纳一些我个人并不熟悉，甚至不喜欢的作品和表达形式，这样才能使美术馆的展览和项目变得更多元。

OCAT上海馆 “遥不可知”展览现场

OCAT上海馆 蒙塔达斯录像作品展 展览现场

　　雅昌艺术网：对您而言，艺术家做馆长，能为美术馆带来最大的特质是什么？

　　张培力：我强调，要尊重艺术家的意愿。就像我前面讲的，如果我办一个群展，我会尽量给每一位艺术家足够的空间，参展艺术家可以少，但宁缺毋滥。我比较讨厌的一个情况是，在一个大型群展中，场面有了，艺术家和作品消失了。我希望艺术家的作品能在展览中完整呈现，这对艺术、艺术家、美术馆而言都特别重要。

　　同时，尽管OCAT上海馆每年展览预算是有限的，但在可行范围内，我宁愿砍掉其他的费用——比如那些用于接待、晚宴、酒水的费用——也要为艺术家提供更好的创作条件。我知道，在国内，很多从事新媒体创作的年轻艺术家生活并不宽裕，如果我们能给他们负责差旅，并给他们一些餐补，那这多多少少能给他们带来一些安慰。我以前是这么走过来的，很明白有那么一点补贴，和没有补贴，给艺术家带来的感受是不一样的。这一点，可能很多机构做不到。

　　另外，在展览质量上，我们非常严谨地把关细节。在国外，比较专业的机构会和艺术家比较好地沟通，会事无巨细地问你：这件作品声音怎么样?观众站着看还是坐着看?作品放在什么高度比较合适?作品放置在开放还是封闭的空间?光线需要全暗还是有一点暗?要不要保留一部分的自然光?窗帘要不要，如果要，是什么材质和长度的……这给我们带来启发，对于OCAT上海馆而言，只要艺术家的要求不过分，我们都会充分交流。

　　雅昌艺术网：您提到预算，请问OCAT上海馆每一年的运作成本是多少？

　　张培力：具体数字我不便对外公布，但我可以说，五年来，我们的预算没有减少，也没有增加。在这个基础上，我们依然保持一年四档展览的频次。展览包括我们自主策划的，其他人或机构找我们合作的。因此，我们的团队，特别是总监一项重要的工作就是找赞助，现在现金赞助已经很难了，我们有过，但通常是设备赞助。

OCAT上海馆

　　雅昌艺术网：您认为OCAT上海馆在过去五年中经历了哪些重要的时刻？遇到过哪些问题？

　　张培力：OCAT上海馆只有五年。有时候，你以为借助一件事、一个展览，可以使美术馆往前走一大步，但实际操作起来也会遇到不少问题。2014年，我们做“皮埃尔·于贝尔奖”，请了质量很高的评委，结果反响也非常好。我期待这个奖能持续地做下去。我们决定每两年做一次的原因是，要是每年都做，工作节奏就太快了，而且艺术家要“冒”得出来，是要有时间的。但到了我们准备做第二次的时候，原来提供资金的那一方出不了钱了。当然，出资方是没有义务的，他本来就是帮你一把;但我们有过一个好的开头，说没就没了，真的很可惜。

　　另一件我挺难过的事是，我们原本计划在2017年推出德国贝歇尔夫妇和他的学生摄影群展。这个展览我期待了很多年。贝歇尔夫妇的作品影响了一代当代摄影艺术家，他们自成流派，但他们的学生却没有因此被遮蔽光芒。这代表着，无论从艺术创作，还是艺术教育，他们都非常重要。

　　杜塞尔多夫艺术学院的副院长是策展人，贝歇尔夫妇生前就与他相识，他也认识收藏他们作品的美术馆、画廊、和私人藏家。他听到我想在上海办展览，特别高兴。我为此专程去了德国，与他相见，谈得很细了。不过，这场展览最后没有办成功。因为德方对美术馆的要求非常严格。比如，美术馆是否有资质?美术馆能提供什么硬件条件(恒温恒湿、防虫防鼠系统等)?电的照明标准是怎样的?他说，没有达到一定的标准，藏家是无法同意出借作品。当时，我表示，我们不需要借原件，能否出借数字文件，我们按照技术标准打印?后来我才知道，他们是不会同意的，一方面涉及版权问题，另一方面，若要打印，需要满足以下条件：他打印，他把关;或我们打印，但设备和技术必须满足他们的要求，并且他们要在现场把关。这么一来，做这个展览的成本是和借原件是一样高的。

　　雅昌艺术网：实际上，您用了两个例子，说明了国内非公立美术馆的两个主要问题，稳定的资金来源，以及美术馆的资质问题。

　　张培力：OCAT上海馆是华侨城OCAT馆群的一座，是华侨城苏河湾项目中的一部分，目前整个项目还没有完成，我们还等待着上海新馆的建立，一旦建立成功，OCAT上海馆将有更稳定的空间。那时，很多工作可以更系统的完成。

　　雅昌艺术网：您认为，在未来，更加成熟的OCAT上海馆将是什么样的？

　　张培力：其实，我一直想建立一个合理和稳定的机制，在每年的预算之外筹得一定资金，用于支持美术馆的展览和运营。另外，我也想建立一个独立的学术委员会，邀请国内外策展人、批评家，让这个团队为美术馆的学术部分加以支持和监督。

　　美术馆肯定不是挣钱的地方，作为馆长，我没法通过一己之力为美术馆“造血”。我能做到的是，在合理的预算中，做合理的展览和项目。

　　在观众互动方面，美术馆除了提供有品质的展览外，也要加强其他服务，我觉得餐饮很重要。因为，美术馆不再是一个仅仅做艺术对话的场所，它同样是提供休闲、社交的地方。

　　未来，如果有新馆，我可能会建议增设剧场，放映那些电影院不会放的艺术电影。当然，这其中涉及到放映资质问题，我目前还没有想太多。

　　总之，我所期待的OCAT上海馆，是一个关于艺术的综合体，它包含着声音艺术(声音装置、另类的音乐艺术、或自然声和噪声艺术)，也可能涉及到表演。目前，这些内容都需要时间去等待。

　　雅昌艺术网：谢谢。

来源：雅昌艺术网 作者：彭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