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徽宗的“双龙小玺”

早在浙江美院读书时，陆维钊先生指定我研究作为书法史断代的两宋。在宋代书画史之外，宋代印章篆刻史自是我的研究视野中的当然之选。但就宋代篆刻印章的艺术而论，官私印不少，都属应用而已，显然不属盛世；与周秦古玺汉印名作脍炙人口和明清浙皖诸派名家如云相比，宋代因为是人们印象中的“官印时代”，名家极少，名作亦乏善可陈。如果说，文学史上唐诗宋词一代风流，书法史上则苏黄米蔡越唐楷而创文人书法新境，绘画史上则有李成、郭熙、范宽、李公麟、燕文贵、崔白，直到宋徽宗，还有少年王希孟等巨匠大师辈出群星熣灿，而以此看宋代印章篆刻领域，似乎难以交出一个稍稍像样的艺术史和艺术名家的成绩单。于是，我写宋代印章史，写什么呢？

“鉴藏印”伴随书画收藏而盛行

讨论上古印章史，无非是官印私印。在战国古玺入秦印到汉印的过程中，官印私印无论尺寸形制格式，其实互相之间区分都不大；只有印面文字是有明显差异的：私名文字和官职爵衔，一目了然。隋唐开始，因为简牍废、纸张兴，官印在衙案放置，或钤印于官告捕榜，要让民众能醒目地看得到，还必须显示官家威慑严重，尺寸渐渐开始远大于过去使用方便的小枚私印。这是一个印学史发展上的趋势，是常识。

但在这种对比中，另有一种非官非私、亦官亦私的印章类型，就是在特定时期，伴随着皇宫内府和豪门大族的书画收藏风气盛行起来的“鉴藏印”现象，对后世篆刻艺术史发展起到了示范、引领、导航的重要作用。记得我曾经写过一部十万言的《宋代印章史》，共分六章，而最记忆深刻的，是特别辟章节拈出宋代鉴藏印自成一派，我认为这是形成了新的印学历史解读角度，堪称有“史观”上的梳理发明之功，反映出当时我对鉴藏印的现象有过持久的痴迷。

古代书画名作剧迹中，自唐以后，多钤有可断为鉴藏印的印迹。如唐有“开元”（其实从文献角度论，更有唐太宗年号“贞观”连珠鉴印的记录）。宋代皇家收藏，著名者当首举宋徽宗“大观”瓢形印，还有圆印“双龙玺”、长印“宣和”、“政和”，再早有取大官印式的“建业文房之印”钤于升元四年二月款上。虽然原印不存，但有这样的印迹在，作为印学史上的依据，当然是没有问题的。北宋严格意义上的鉴藏印，有“米芾秘箧”（米芾）、“卿珍玩”（王诜），“蔡京珍玩”（蔡京）等等，尤其是传世米芾有七印，如“楚国米芾”“米芾之印”“祝融之后”“米姓之印”“米黻之印”等等，还分不同品级的收藏品，而钤押不同藏印以示区别。到南宋则有“绍兴”连珠印、“内府图书”。古书画遗迹中留存最多的个人鉴藏印，首推权相贾似道“秋壑图书”（九叠）、“秋壑珍玩”（白文）、“似道”（朱文）等等。又相对于宋的金，则有“明昌御览”“内府图书之印”，虽出于北疆边夷，而用字取形，完全是印学正脉之相，堪足列为一个清晰的研究序列。结合实物印蜕和文献记录，我们把这一时期印学史上鉴藏印作一梳理，其实是想开拓出一个新的印学理论研究的领域，能避免陷于普通常识角度上不分层次不分边界地打混仗，从而树立起一个清晰的“鉴藏印”的学术概念。

“鉴藏印”也有许多复杂的构成

其实“鉴藏印”顾名思义，当然是专用于书画文物鉴定收藏。但真要追究起来，其间也有许多复杂的构成。像宋徽宗“双龙玺”和“宣和”小长印专门用于古书画上钤盖，范例如隋展子虔《游春图》入宣和内府，上有宋徽宗题署，其鉴印的钤盖有一定之规：“双龙玺”钤于前，而“宣和”和“政和”长方印钤于前后隔水处或骑缝处。再如宋徽宗《瑞鹤图》的与本画相对的书法对幅之中行，有“双龙玺”；米芾《研山铭》还同时出现“双龙玺”、“宣和”、“绍兴”；“内府书印”甚至出现了三次。这种成套印记，而其他非收藏场合则并不见使用之例。当然可以被判断为书画鉴定时专用玺印。它长置宋徽宗御案，以备随时取用，正符合“鉴藏印”的全部含义。南宋高宗的“绍兴”，金章宗的“明昌御览”、贾似道的“秋壑珍玩”，皆属这种专印专钤。只见用于古书画赏玩鉴定之用；直到清代，还有“乾隆御览之宝”、“嘉庆御览之宝”等，书画以外的用例，从未有过。

但有的本身是名印而印文未明涉鉴藏，如南唐“建业文房之印”，是文房之印，但却未必是古书画鉴定收藏之专用。若是刻一部古书钤印以志归属；或自己挥写一件作品，如李后主李煜兴致勃勃，下旨用澄心堂纸李廷珪墨御笔挥毫作“金错刀”书法，并不是古书画上题识更未必有鉴定的内容，如果在卷尾用此“建业文房之印”钤捺于款书“升元四年二月”字迹上，亦无不可。此外，古往今来，许多鉴定家在鉴审古书画后或钤印认可或题跋记事，也并不用专门的鉴藏印而仅仅是鉴定题跋后钤一方名印或斋馆字号印，当然也具有足够的鉴印示信功能，而不必特意制作“鉴藏印”来专司其职。相比之下，收藏家却因为要显示物之有归、表明主人身份，反倒会去专门托人刻制“鉴藏印”频繁使用。像这样一些不同情况，今天都被笼统算作“鉴藏印”，但却是有鉴藏专用之印（必于印文中标出），和用于鉴藏场合的名号斋馆诸印这两种不同的。

陈振濂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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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大学中国书画文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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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陈振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