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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振濂谈中国画色彩观的哲学性(下) “色不碍墨”与“墨不碍色”

2019-01-24 09: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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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虢国夫人游春图(宋摹)

走向成熟期的唐宋中国画色彩观,走的并不是西方的方法。以墨线勾勒为造型基本形式语汇,使中国画中的色彩,始终是依附于造型墨线而行,古代画论在记录画工口传心授的秘笈时,有“色不碍墨,墨不碍色”之诀,但其实,“色不碍墨”才是真正的原则。墨为君,色为臣。在壁画世界里或许还有画工以平面的原色堆积的做法,但在卷轴画史中,却百不一见,基本上是依墨而行,不可能产生“墨”反而“碍色”的情况。而且,色彩本身并不具有造型能力,而是为造型提供辅助,谢赫六法有“随类赋彩”,请注意这个“类”字的含义——不仅仅是“视觉”的(生理的直觉的),还是“类型”的(观念的人文的)。在此中,人文观念的经验认知在控制着直觉感观的视,所以许多学者认为中国画色彩理论,是文化式的出发点而不是生理直觉的出发点。通俗地说,是它按道理应该是什么颜色或我此时希望赋予它什么颜色,而不是我看到了什么颜色。这即是说:一时一地的根植于人体生理机能的本能直觉经验,必须让位于传统人文精神和历史观审美观的引领。而在我们看来,前者是科学,而后者是人文。

最有趣的例子是文人画史上的“硃竹”。相传画朱竹始于苏东坡,苏髯在试院判卷用硃,兴至无墨,遂用朱笔画竹。有讥之曰,世有墨竹,何取朱?坡曰,世本皆绿竹而无墨竹,然既可有墨竹,何不可有朱竹?完全是文人自出新意的任性解读。但朱竹一系,由此却绵延不绝矣!如元时宋仲温(克)亦有试院卷尾以硃笔扫之,管道升也尝画悬崖朱竹,明清画朱竹者更多。虽然未见自然界有赤朱之竹,但因为苏东坡认为画竹就可以用朱红色,于是构成一个文化史视点,大家都乐此不疲了。若论中国画的色彩观,此可谓典型之一例也。

唐宋以降的色彩,是由全盛再走向衰弱。一是崇尚水墨以适应文人画,不耐烦精雕细刻的匠作之风,自然在色彩上取简略而写意了。二是受“正色”君领“间色”臣的习惯影响,多以硃红为主色调,兼取白、黑、青色为辅,如阎立本《步辇图》、周昉《簪花仕女图》、张萱《虢国夫人游春图》《捣练图》,直到五代顾闳中《韩熙载夜宴图》,基本用色,都不出“正色”和“间色”十余种,并不像敦煌壁画那样令人眼花缭乱众彩纷呈。其沉稳而雅致的格调,实在是只研究西方色彩学或习惯于油画水彩水粉的画家所难以理解和把握的。

“固有色”与“观念色”

去岁冬率众生专程赴辽宁省博物馆,亲睹了著名的《虢国夫人游春图》,据说这也可能是宋摹本,但去唐不远。其中人物衣饰的淡青、深青、菊花青、胭脂、加上乌骓之黑驱,侍卫银袍粉白,细节如贵夫人之青袄、红裙、白巾、绿鞍、黑髻,既无受光后的色彩变化,也无环境色的相互影响。基本上都是“正色”、“间色”之间的协调与调节而已。过去,我们认定中国画的这种色彩特点,叫“固有色”,而且这一术语已经沿用日久;现在,还可以多加一个概念术语:可称为外国没有而独具中国特色的“观念色”。

中国画的色彩史,在中世纪以后,开始有了明显的分道扬镳的“双轨制”现象。发展的主流形态,是“水墨化”倾向,借助于写意文人画的大盛,讲究笔墨、“墨分五色”,当然也有一个从工细精密刻画入微到纵笔挥洒的演变过程。前者,可以撷取传为五代徐熙《雪竹图》为经典范例,谢稚柳先生认为这是失传了的“落墨法”存世孤例。至于后者,则元明清的黄公望、董其昌、八大山人、王原祁亦是佼佼者,逸笔挥扫如八大,笔劲墨醇如王原祁,皆是不世出的绝代高手。

而作为一个非主流形态的重彩画,除壁画之外,在卷轴画世界中,也有如宋徽宗《瑞鹤图》这样鲜艳又罕见的纯色宝蓝底和金殿黄瓦白鹤飞翔、王希孟《千里江山图》之大青大绿层峦叠嶂中色彩层次丰富,还有如指为辽画的《丹枫呦鹿图》等等,明代仇英是工笔画青绿山水的大师级人物,至清末任伯年则是写意人物画却用色丰富而灵活,有时以色代线代形,亦是中国画色彩史上开宗立派的大人物。

回到中国画色彩观的话题上来。作为“正色”的五色即红、青、黄、黑、白,仍然是中国人色彩尤其是“观念色”的主体。与其他西画色彩系统不一样,在中国人的人文历史结构中,色彩之间不是平等的,而是必须分三六九等的。“正色”五色最高,处于至尊地位。“间色”次之,根据客观需要多为世间活用之辅助之。然舍此之外的色彩,大抵被排斥或最多偶一出现,“不足为训”耳!于是,“环境色”、“受光色”等等,只能隐性地存在于一些个别案例中,皆无法成为正脉。

还是回到苏东坡,传颂千古的《前赤壁赋》中有云:“耳得之而为声,目遇之而成色”,这是千古名句。但是,凡“目遇之”者真的即能成“色”?一千个人的“目遇之”,一定是同一个“色”?恐怕亦未必,没有经过中国人历几千年形成的人文精神和审美观念的筛洗,“目遇之”未必即成其色。西方人“目遇之”和中国人“目遇之”,其所成之“色”,恐怕亦是截然不同的。西方式讲求物理生理真实的“受光色”“环境色”,出于科学思维立场;而中国画的“观念色”却是基于人文历史和认知方式,它甚至在特定条件下,可以是事先给定的。

这几乎成了一个比较文学、比较绘画色彩学的命题,看官听说,是否有点扯远了?

作者:陈振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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