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端隐含的秘密有待于被再次揭开，历史的种子有待于被再次培育，时间的尘埃有待于被再次清理，家国的情怀有待于被再次唤醒，历史的责任有待于被再次接续。“民国”一直就是萦绕在中国人心灵中永远不散的独特氛围，带有泛化意味的“民国精神”，是因为古典的余韵与现代的梦想还奇妙地叠印着，其隐秘的褶皱被诗意的灵晕所萦绕着，一直有待于在现代性的重述中再次唤醒。

　　如果绘画有着自己的历史责任，有着自己回溯历史的独特手法，那就是再次给出超出历史记载与照片记录之外的艺术魅力，这就是绘画重写历史的审美诉求。艺术叙事历史的真理性如何获得？这是中国当代绘画不得不面对的巨大历史挑战。

　　当我们来到廖真武这幅名为《民国事城图》的巨幅作品前面，我们看到的是艺术独立的历史叙事，廖真武从2011年立志起势，历时八载，数易其稿，为我们描绘出1900-1930那个民国历史时期，几座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代表城市，比如，四川-广州-北京-上海-天津等等，但也不仅仅是这几座城市，而是处于变迁中的时代气质与社会生活，在都市与传统、建筑与车马、行人与事件之间，绘画通过自己的方式去重建生活历史与生命性格的内在演变逻辑。

　　面对时间的冲洗，面对遗忘的压力，画家以其高达4米长达30米的鸿篇巨制，一方面，我们可以看到艺术家个人的独特关怀：一个人的家国情怀，一个人的史诗，一个人的历史记忆，一个人的图像学还原，一个人的绘画梦想。另一方面，这也是回应现代性转变的困难，超越个体的叙事，而进入历史的深处：时代有待于重构，尘埃尚未落定，历史有待重叙，绘画仍在继续，作品尚未完成，理解期待着公众。

　　随着作品在中国各大城市的巡回展览，势必激发广泛的讨论，作品的价值不仅仅在于其绘画语言的贡献，还有其深远的现代性价值，其历史学与文化社会学的价值！

　　在廖真武之前的绘画系列展览中，从“见证的历程”，到“时代标签”，直到“岁月留痕”，就已经可以看出艺术家对于历史记忆与时代变化的独特敏感，对于家国情怀的深切关心。

　　一旦中国艺术开始自觉地建构自身现代化的经典性，此经典化无疑离不开自身历史的叙事理解，绘画如何回应历史深处的召唤？我们如何与那些在历史深处徘徊的目光对接？艺术如何与历史深处的幽灵对话，接续他们尚未完成的志业？中国的现代性远未完成，它一直有待于在回溯中获得新的自身理解，当我们面对廖真武的作品，我们可以感受到艺术对于历史重塑的魔力。

　　此15屏的油画巨作，画家以三个相关的元素作为基本线索，以体现现代化的变迁与表征：

　　其一，是画面高处与“深处”背景的各种建筑物，从川蜀小镇与徽派建筑，到粉墙黛瓦与江南园林，从传统的假山石到巨石狮子，从城市代表性雕塑到租借的十里洋场，上海、武汉与天津这些城市的历史形象隐约浮现出来。这些建筑形态在高处巍峨并列，具有一种纪念碑式的威严，但都处于历史风云的冲洗之中，在晦暗的天空与萧瑟的树木之间，有着无名自然对于历史的严酷见证，其斑驳陆离的剥蚀痕迹暗示了时间的力量，这些暗示了历史深处的暧昧与创伤。画家几乎以抽象的手法来表现这些处于废墟状态的建筑，它们在高处瞩目历史的风云际会，它们自身也获得了历史的沧桑面容。

　　其二，则是画面“中景”的各种运输工具，画家之前画过大都市的摩托车，对于速度与运输工具的思考再次体现出对于时间变化的敏感，从黄包车到三轮车，从老爷车到蒸汽火车，从中可以看到历史的车轮不可逆转，工具的技术客观性要求中国人再次回到对于科学“赛先生”的尊重，这些器物被画的最为坚实明确，几乎以超写实手法描绘出来，以表达其绝对的客观性，作为中介工具，它们连接了中国的过去与未来。尽管我们的时代在加速，但工具与人性的关系却并没有得到充分反思。

　　其三，则是处于“前景”的那些民国人事，其中有梳着辫子的晚清人，有穿长袍马褂者，也有西装革履的现代中国人，画家通过衣装的演变来观照中国人自我形象的变化。在画家笔下，这些人物并非历史的具体还原，而是一种身份反思意识演变中的“理想类型”，我们从中可以看出阶层与身份，可以看到他们的汗水与辛劳，看出他们面对悠久历史的重负与运输工具的速度这两重力量的撕扯，似乎背景与中景的力量在挤压他们，驱赶着他们往前走，走出绘画，走向远方。因此绘画并非突出具体的某一个人，此巨作也并非历史风情画，而是一种“虚写”，这也是为何画面上的这些人群，处于来到前面以及退回历史深处的矛盾挣扎之中，我们就看到了中国文化生命在现代性转进中的苦涩，他们变得模糊的面容中依然有着风尘洗脱不掉的沧桑与凄楚，我们也因而感受到了艺术家的悲悯之情。

　　当我们凝视画面与观照这些人物时，我们将发行此巨作的历史意义——“民国”一直就是一出“从未结束”与“尚待开始”的历史戏剧：我们会发现这些人物是如此的鲜活，他们似乎还活在他们的生活世界中，他们还在从事未完的交谈与工作，他们还活在历史的深处，其中就仿佛可见老舍《茶馆》的场景；艺术家以其精湛的手法与深情的关注，让历史停留的那个日常瞬间得以再次被苏醒，历史的帷幕似乎再次被揭开，一场从未演完的戏剧再次被上演；但同时，他们在那里，但也超出了他们的时空，他们似乎在向我们走来；或者，他们似乎要召唤我们进入他们的世界，是的，这是“民国”时代，一个特别的年代，一个惊心动魄的年代，一个风雅犹存与风骨依然的“过渡年代”，一个中国人梦想的黄金时代；如果绘画有着魅力，那就是一种召唤，让历史深处的目光来召唤我们，看着我们，如此的“反向凝视”召唤我们成为历史的见证人，召唤我们再次进入历史，去发现历史的未来。

　　为了体现出此三重性的历史境况，触及历史深处的忧伤，触摸历史内在的痛楚，画家综合运用抽象的笔触、情绪的表现与具象的描绘等各种手法，而且整个画面尽管看似一幅老照片，但又并非超现实的还原，随着画家反复修改，绘画彻底摆脱了对于照片的依赖，超出了写实的诱惑，带入了一种水墨画的气息，这也是对于油画语言的改造，借助于历史的气息来改造艺术的表达。绘画既有一种历史回眸目光的灼热，也有一种时间灵晕的幽谧气息，既保留了历史人物命运的真实性，也让那些在记忆深处闪烁的幽光与忧郁的气息重现出来，这是本雅明所言的图像静止的辩证法，这是时间的政治。

　　尤其是当我们看到另一幅纸本的同名作品，尺幅也有八米之巨，与巨制油画一道，都具有一种中国山水画长卷一样的延展方式，这也要求一种来回游走的阅读步伐，纸本长卷比油画作品更为斑驳，画面笼罩着一层绿绣色，似乎这不再仅仅是“民国时期”，而是整个中国文化的生命史，是中国文化苦涩又坚韧的性格史的写照！

　　绘画的真实性要告诉我们的是，中国的现代性才还有待于再次开始，绘画所重塑的历史记忆自有其真理性内涵，这就是面对混杂现代性的处境，艺术乃是还原出文化生命变迁中的苦涩面容，以具有时间辩证的张力，让我们感受到绘画所传达的民国气质，那是一种中国人坚忍不拔地追求自由与幸福的意志！这幅巨作的当代价值，无论是现代性的重叙，还是绘画语言的价值，其图像学的价值以及广泛的社会学维度，还有待于更多的讨论与研究。

　　画家在画这两幅巨作时，也做了大量的文献学与传记学研究，他不仅画出了很多与巨作相关的手稿与小稿，而且还画了民国人物的“民人传”系列：取其谐音，这是那些历史名人，是民国时期的历史风云人物，还是历史的面容，有名的与无名的，名人与民国，民族与人民，在谐音与暗指之中，时代的精神与民族的性格，坚定与顽强，世俗与沉着，都回到了我们既熟悉又陌生的面容上。因为他们已经有所变容：画家以云龙纸的肌理化处理，使之进入历史的风尘，赋予其时间的厚度与历史的厚重，画家还以绣像的方式处理，似乎这些人物打上了历史的光轮。一旦绘画超越时间的浮尘，我们依稀还是看到了他们：刺客的凛冽目光，才女们的古雅从容，智识分子的风骨气概。尤其是几幅灰色调的人物形象，让我们感受到民国特有的气质：独立之精神与自由之人格。画家重构了历史的星丛，民国的风骨。

　　如此的鸿篇巨制与历史画卷，带给我们一种回首历史的深远目光，艺术的回首历史，乃是让隐没的历史来到显处，让家国情怀获得历史的深度，让绘画获得记忆深处的灵晕。

夏可君 2019年4月于北京

作者：夏可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