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考古的发现和研究的深入，中华灿烂的文化长河中，又不时增添“新成员”：简牍、碑刻、手札……等待着我们去探索、去解读，而这一过程，又是在一点一点揭开历史神秘的面纱，使得我们能窥得更多面貌。

《吴简风流》

简牍在书法史上有着不可估量的重要意义，出土于1996年的长沙走马楼孙吴简牍，更是研究三国时期的重要文物。我们特别邀请西泠印社社员、中国书法家协会创研部张永强老师，在数以万计的走马楼孙吴简牍中，精选书写好、历史价值高的简牍，对木牍、大木简、小木简、行书简、签牌等进行解读，其中不少珍稀简牍是在正式考古报告发表之前，第一次公开披露。

1996年，在长沙走马楼闹市区，发现了大批孙吴简牍，主要是孙吴大帝孙权嘉禾年间（232—238）的赋税、户籍与法律文书，具有重大的考古、文献与艺术价值，被列为“一九九六年中国十大考古新发现”“二十世纪中国百项考古大发现”“国家重点文物保护专项”，震惊中外学术界。

经专业人士与相关机构20余年的不懈努力，共清理出7万6千余枚有字简牍，先后整理出版了《长沙走马楼三国吴简·嘉禾吏民田家莂》《长沙走马楼三国吴简·竹简》等9大卷26分册，取得了丰硕的成果。

三国吴简具有重要的书法研究价值，其书法艺术上承东汉，下启两晋，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代表了东吴时期墨迹书法存世的最多数量与最高水平。自1996年秋吴简被发现之后，刘正成先生首先对吴简与钟繇楷书之间的关系提出了看法，撰文刊发于《中国书法》1998年第1期，引起了学界的广泛关注。此后20多年来，陆续又有学者对长沙简牍书法进行了探讨研究。正如王素、宋少华指出：“在吴简出土之前，中国南北各地区出土过大量秦汉简牍，楼兰及其周边出土过一些魏晋简纸文献，但秦汉简牍中，东汉末年简牍极少；魏晋简纸文献中，三国初期简纸文献不多。直到1996年，长沙走马楼出土大量吴简，2004年长沙东牌楼出土一些东汉末年简牍，东汉末年到三国初期文字材料稀少贫乏的情况，才得到较大的改善。其中，长沙走马楼吴简的出土，为这一初期文字书法大变革的研究，提供了大量的第一手的实物材料，尤其值得重视。”（王素、宋少华《长沙走马楼书法综论》，载《长沙走马楼吴简书法研究》，西泠印社出版社，2019年1月出版）

长沙走马楼吴简也为魏晋书法史、特别是钟繇、王羲之书法渊源的研究提供了新的素材。长沙吴简中使用最多的是楷书。吴简楷书尚处于隶楷过渡阶段，很多孙吴简牍保留了较多隶书笔意，结体宽博，用笔凝重，其横画、竖画的弯曲弧度，与传世王羲之《姨母帖》接近。

吴简的书写载体为木、竹。通过对长沙吴简及这段时间前后简牍、法帖的研究表明，三国魏晋之际，还是牍、纸、缣帛并用的交替时期，这对于探究钟王书法的载体提供了珍贵实物，在书法史上具有特殊意义。《三国志·魏书·文帝纪》注引胡冲《吴历》曰：“帝以素书所着《典论》及诗赋饷孙权，又以纸写一通与张昭。”《晋书·王羲之传》：“尝诣门生家，见棐几滑净，因书之，真草相半。”梁虞和《论书表》：“谢奉起庙，悉用棐材，右军取棐，书之满床，奉收得一大箦。子敬后往，谢为说右军书甚佳，而密已削作数十棐板，请子敬书之，亦甚合，奉并珍录。奉后孙履分半与桓玄，用履为扬州主簿。余一半，孙恩破会稽，略以入海。”可见二王父子皆喜书棐。表中又记桓玄“乃撰二王纸迹，杂有缣素，正、行之尤美者，各为一帙，常置左右。”又录“钟繇纸书”“张芝缣素及纸书”“索靖纸书”“钟会书五纸”“羲之所书紫纸”等，此以“缣素”指代法书，是这一时期牍、纸、缣帛并用的反映。

长沙吴简中的木牍一般长度为24—26厘米之间，相当于汉魏时期的一尺，是名副其实的“尺牍”。史籍中经常称赞书家“善尺牍”“工书”“善书”，当时书写的载体，如同吴简中“尺牍”式样的应该占相当多的部分，未必都书写于纸上。梁庾肩吾《书品论》云：“余自少迄长，留心兹艺。敏手谢于临池，锐意同于削板。”犹以“临池”“削板”作为学书的代称。走马楼孙吴简牍是魏晋时期简牍书迹的珍贵实物，意义非凡。

作者：张永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