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照现下的阅读习惯，艺术家总要被归类的，比如画中国画的、画油画的、做雕塑的、做观念的，甚至连毕业的院校、师承、是否留学都会作为标签之一。在这一点上，梁缨的标签可能比任何人都要精彩。作为中国画艺术大师黄胄先生最宠爱的小女儿，1983年进入德国汉堡美术学院自由艺术系，15年后回到中国，2004年开始参与主持炎黄艺术馆工作。她的工作室就在炎黄艺术馆内，一边推进父亲未竟的公益事业，一边继续自己的创作。
在被反复书写无数次的梁缨履历中，最受关注的莫过于黄胄女儿这一标签。策展人尤永看过梁缨23岁所绘的《荷塘蛙戏图》，引首李可染题，拖尾黄胄跋，另有启功题诗和刘海粟题。在这张比较“黄胄”的画中，能够集结多位“老大师”题字，不自主地会和这一标签联系到一起。然而，梁缨却未沿着这一标签走下去，这也是黄胄的愿望——怎么画都可以，不像黄胄就行。走进工作室之时，几乎占据大半空间的画案上，一本打开的任伯年画册压着被“梁缨化”的紫藤。墙上贴满了将形象放大十倍甚至百倍的水墨画，梁缨说，还没画完，不好意思拿出来给人看。工作室内东西很多，却也井井有条，夹层作为会客区域，茶台上放了很多零食，如果不是受疫情影响访客减少，这些零食估计早已进入朋友们的腹中。疫情期间，梁缨保持了非常规律的作息，除了中午陪母亲吃饭，其余时间基本都在工作室，疫情最严重时偌大的炎黄艺术馆只有她和门口的保安两个人，这段时间也成为梁缨口中的“高产期”。2020年梁缨在苏州博物馆个展“金毛狮，一张皮” 好事多磨，直到5月18日国际博物馆日才正式开展，同样受疫情影响，直到6月13日才举办开幕式。本次展览的策展人谢晓冬将焦点放在了2019年的作品之中，少有几幅2014年作品像是对上一个阶段的溯源，而为数不多的2020年的新作，像是对未来的预示。展览同名作品《金毛狮，一张皮》，源自偶然电视上看到的木偶戏《舞狮》，当脱下狮皮那一刻，两个木偶娃娃的头便从底下露了出来。这一幕，被梁缨多次定格在宣纸之上。2019年创作的《金毛狮，一张皮》色彩极具张力，表情丰富，放大的狮子和两个人偶居于画面中央，红色的悬丝从天而降，控制着画面的走向。《金毛狮，一张皮》 纸本设色 122×141cm 2019同一时期，梁缨就这一题材，进行了很多不同的尝试。2018年的《戏金毛》用了同样的狮子和人偶，只是偏居一隅且没有悬丝，巨大的山石从画面右上方像一只巨手压迫而至；2019年创作的另一幅同类题材作品《孤独舞台》长达3.63米，偌大的画面由一片蓝色构成的山水铺陈，狮子和人偶缩于画面中央。在这些对于点线面结构锲而不舍的尝试中，正是一位艺术家对于石涛“我自用我法”的当代实践。《戏金毛》 纸本设色 150×107cm 2018梁缨的“我法”在此次展览中展现得淋漓尽致。本次展览作品的尺幅普遍很大，粗犷的笔触将油画的用笔、用色移植到水墨画中，以至于初入展厅的人误以为是油画作品。放大了的人物、动物、树石、山水，这种错置正是梁缨作品中有趣的地方，通过临摹、放大、拼贴等手法，营造了一个富含童趣的怪诞剧场——亲近却疏离，切实却奇幻，传统却当代。《孤独舞台》 纸本设色 142×362cm 2019如果说早期的“梁缨日记”系列受限于画面尺幅的限制，那么在近些年的大作品中这种脉络更为清晰：她在《小粉红》（2016）中把黄胄的鸡画成桃红色，在《遇熊》（2015）中让红衣女子和熊手拉手惺惺相惜，在《碧树红山赤豹》（2016）中将山石和人物处理成妖艳的红色……这种特有的荒诞正是梁缨语言系统中的一部分，可入、可观、可品。“我喜欢有一种戏剧性在里头，每张画我都希望有一个点有看头，我觉得这也是一种方法。”梁缨说。《碧树红山赤豹》 纸本设色 97×179cm 2016近代以将，中国艺术家始终没有停止改良中国画的步伐，从中国传统绘画中寻找可参考的变革力量这一题，至今仍在寻找答案。谢晓冬认为，梁缨作品中的“叙事性”和“绘画性”不只来自于中国，八九十年代留学德国，学习西方现代主义和德国新表现主义绘画的经历，让梁缨的作品既有鲜明的地方性，又有世界性。30岁之前完成了从中国学古到西方留学的完整的教育经历，因此，在梁缨身上本就不存在李可染先生所提到的“打进去，打出来”的问题，关键在于何时打通七经八脉。如何将梁缨的画归类，则成为一个难题。带着深厚的中国传统家学德国求学、生活，她完成了再现到表现的转换，脱离了笔墨限制，既非“颠覆传统”，也非“自立山头”，在引西润中这条路上，她逐渐形成了有自己语言体系的艺术家梁缨。1985年，第一次举办画展，梁缨的画便全卖光了，这对于她来说是莫大的鼓励。从仅存的几张印刷的图片中，可以看到彼时梁缨的绘画受西方影响之深。尽管与德国新表现主义代表性艺术家西格玛·波尔克在同一所学校，但真正影响她的则是布雷默和维尔纳·比特内尔两位教授，他们为梁缨定下了没有规矩的“规矩”——自由地涂抹，而这与中国画教学有着本质的不同。至今，梁缨还保留着这种习惯，将一些线条和颜色涂抹在宣纸上，什么时候有想法了，就拿出来画成一件作品。本次展览中《你把我灌醉》这件作品背景中的黄色和蓝色，便是由这种方法所得。《你把我灌醉》 纸本设色 69×138cm 2019如果读到此，便将梁缨的创作归为无自主性那一类，不免有些操之过急。梁缨的画并非“无源之水”，无论是最初的“梁缨日记”系列，还是“高跷”“鬼怪”系列，乃至近些年的新作，经常能看到前人的“影子”。梁缨最初的创作，多取材父亲画中的动物，她将黄胄笔下的鸡、鹅放大，既满足了她对于绘画语言的好奇心，也让画面形成一种颇为怪诞的构图关系。当这种试验与水墨碰撞产生奇妙的化学反应后，梁缨将临摹的范围逐渐扩大，石鲁、徐悲鸿、齐白石、任伯年、吴昌硕这些近现代名家画中的素材都在梁缨笔下放大或缩小，渐渐地，包括古美术在内的素材或大或小地进入到她的画中。尺寸变了，但笔意还在，随便拎出来一个，都可以成为给美术史学生的一道考题。进入新世纪，回到中国的梁缨出现了两个转折，一是她可以画大画了，二是开启了第二次万里写生——第一次是与父亲同行。重游少时走过的新疆、西藏、甘肃和江浙等地，则有了不同的心境。2018年《金蟾入太虚》《龙蛇惊天地》《谁来伴水仙》等大尺幅作品，可以清晰看到梁缨取材于古美术，却又加入了很多自己的思考和幽默。仔细观察画面细节，无论是踩高跷，还是悬丝，亦或是躲在山石后的一双眼睛，都带着女人面对世界是独有的不安与敏感。《谁来伴水仙》 纸本设色 178×96cm 2018《谁来伴水仙》（2018）是一件立幅作品，上下贯通截断画面的山石和水仙却是横幅处理，这种错置的手法让画面形成两层空间：右上是古代壁画中的鬼怪，三只眼，张着獠牙，被梁缨画成浅粉色的身体，多了几分狼外婆的幽默；左下的绿衣小娃娃则丝毫没有注意到上方的鬼怪，一脸无辜地望向画面之外。即便是如此丰富的画面，也并未见到细处用笔，这正是梁缨所说的“颜色比较横，短大黑”，这也是看她的作品“很过瘾”的原因之一。这种用笔似乎已经成为梁缨的一个特色，她将“尽精微”放在对世界的观察与画面建构之上，画面丰富且多元，最终用粗犷的笔触将这些思考凝聚于宣纸之上。2010年之后，中国艺术界引发了一波回望传统的浪潮，身处其中的梁缨不自觉地被激发了根植于血液中的传统基因。传统就像血缘的召唤，在人生的某一刻会突然悟到。至今，梁缨已经不记得何时开始特别痴迷于中国古画中的树，只记得最痴迷时连开车都忍不住看路边的树。2015年的“南北东西得自由”个展中，首次集中呈现梁缨对于树木的绘画实践；2018年创作的《青绿山，洞中仙》开启了她对中国山水画的探索，并持续至今；2019年的《你把我灌醉》则是把中国传统的山石画法和当代自由女性形象融合在一起。《青绿山，洞中仙》 纸本设色 175×95cm 2018关注点的转变，为梁缨带来了全新的视角。走过“梁缨日记”中的流金岁月，在从容不迫的日子中，梁缨的视角开始转向广阔天地，传统的血液与变革的力量在持续的绘画实践中被融合了。此次苏州博物馆现代厅的最深处，挂着一幅高2.82米，长4.75米的作品《纵然生得好皮囊，腹中原来草莽》，这是梁缨迄今为止最大的作品。画中人物取材于陈洪绶的《水浒叶子》，这是陈洪绶28岁时，为生活困顿的朋友创作的40幅水浒人物画，后来收藏家将其刻板印刷。偶然看到这本册子，竟然激起了梁缨极大的兴趣，她将人物画成真人大小，将此前画中的部分场景裁出来贴在宣纸上，因此，人物中穿插了很多景观：踩在脚下的高山、铺在人物之间的熊毯、悬在空中的竹林，甚至还有一个“外星人”在看着这个梁缨构建的世界。在梁缨工作室墙上贴了很多未完成的《水浒叶子》，她喜欢《水浒传》这部小说的干净利落，以及小说中明代市民生活非常接地气的烟火气，她说这个题材还会持续一段时间。这是梁缨新的创作兴趣点，她永远对于感性、鲜活的人间烟火充满兴致，但是无论绘古画今，她都会用“梁缨自己的方法”重新创造，画成一幅“当代作品”，这也许是任何时代的艺术家最为迷人称奇之处。《纵然生得好皮囊，腹内原来草莽》 纸本设色 282×475cm 2019主编 郭静
执行主编 顾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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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scope艺术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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