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尔吉亚很是无奈地说：话说到这份上，如果我再不愿意，就是我的不义了。好吧，我已经说过，可以回答一切问题，你们既然都同意，苏格拉底你就问吧。

苏格拉底又从高尔吉亚所说的，能教导任何一位想学习的人成为一位修辞师，这样的人在任何公共场合对于任何主题的演讲都是有说服力的，不是通过教授别人，而是通过劝说（πείθοντα）。高尔吉亚给予肯定的回答。

苏格拉底最终将问题归于他一贯的主张上，就是智术师或修辞师他们并不掌握任何一门技艺或知识，而只是通过言辞使他们“显得”具有一切知识。在其后的《希庇阿斯前篇中》，他也如此质疑希庇阿斯的。希庇阿斯发表了关于什么是“美好”生活的演讲，苏格拉底对话的要旨是：什么是美，你都无从知晓，何谈什么一篇杰出的“美的生活的演讲”？在《申辩篇》中，苏格拉底说，由于不靠谱凯勒丰所求的那个签，说我是最智慧的人，为了验证这一神谕，与各种“有智慧”的论辩。苏格拉底说他的这一活动是服务于神的，是对神的预言的一种信实验证，以此反驳关于自己不信神的指控。这样他得罪了许多人，从而让控告他的人将智者的指控按在他的头上，这是一种构陷与污蔑。而苏格拉底复述的这个构陷的指控就是：“知晓天上与地下的事，把弱的说为强的，把强的说为弱的；假装自己知道，但实际上却什么也不知道。（23d5）”[1]苏格拉底称，直到最后我才明白，神的教谕那是告诉我，我只是比天下所谓的智慧者多了一个智慧，那就是知道自己无知。

▲柏拉图《苏格拉底的申辩》，吴飞译疏，华夏出版社，2019.

根据这样的推论，这些智者及修辞家只不过是一群不懂装懂的骗子，因为他们未曾在任何所言的技艺上有所学习和了解，但是却能对一切的问题给予解答。

苏格拉底的论证靠得住吗？当然大部分学者都是站在苏格拉底这一边的，这是赢者规则，因为对于我们今天的人来说，文明的抉择已经让我们选择了苏格拉底。可是如果仔细分析两者的争议，发现他们说的不是同一个问题：高尔吉亚站在如何让各类技艺有效使用的问题，就如对于一个不愿意看医生的病人来说，再好的医术也是无效的。而苏格拉底站在技艺有何用的立场，医生能治病，建筑师能建房子，修辞家能有什么用处呢？按照苏格拉底的逻辑，今天的所谓的通识教育也是无用的——不是针对任何一门专业领域，我们不能说它真的就是“无用”。我们能看到高尔吉亚的修辞术是关乎在政治生活中的演讲与劝说，这在当时的希腊式的民主或今天的民主政体中仍然是有效的。以美国的政治为例，几乎仍然是高尔吉亚式的，而非苏格拉底式的。一个人如果想要服务国家或公共事务，需要通过发表演说来竞争，他或许是一位演员、商人出身，但是他需要就经济、外交、国防发表意见，赢得选民的支持。如果他当选为总统，他依法就是最高军事统帅，他需要经过专门的军事知识的学习才能成为总司令吗？他只需要一个大全式的治国纲领，在这一观念之下，他只要做出选择就可以了。对于今天的民主政治来说，一个好的政治家，无需是一位政治学专业的专家，这不能被定义为“不知无知”。

但是高尔吉亚的回应却极为简单，几乎是调侃的态度：一个没有学过任何有用技艺的修辞家，可以就任何技艺的事发表有效的议论，这样很好呀，这不更轻松方便吗？施特劳斯的讲稿中，对高尔吉亚这样的回答表示惊讶，这不承认自己就是骗子吗？高尔吉亚是否太过于轻率地回答了这个问题，如此就会让苏格拉底抓住把柄？但这不是问题的重点，就如苏哥拉底通过“诡辩”式的诘问，会最终导向“什么……是……什么”的辩论困境中。而这里的主题仍然是关于什么是“公正”？

苏：现在让我们考虑，关于什么是公正（τὸ δίκαιον）与不公正（ τὸ ἄδικον），什么是丑陋（τὸ αἰσχρὸν）与美好（τὸ καλὸν），什么是善（ ἀγαθὸν）与恶（ κακὸν），修辞家是否也居于同样的地位——就如对于健康一样。是否修辞家仍然是对这些一无所知，但是在无知的民众面前显得比懂的人更加精通？或者任何到你这里来学习修辞术的，已经知道这些知识？或者他们不知道，你作为修辞教师也不会教授他们这些，而只是教导他们如何在大众面前显得很懂，使不好的人也显得很好？再或你也无法教授修辞术，而是因为他之前已经通晓？宙斯在上，高尔吉亚请告诉我，修辞术真正的用处（τίς ποθ' ἡ δύναµίς ἐστιν-能怎样）是什么？

苏格拉底的用意在于，这些品质：正义、美好、善是一种实践知识，拥有这样的知识你必须具备这样的品质，能够在这些原则上生活。施特劳斯解读为：一个人不能从错误中知道正确的事，对于正义之事需要正义的知识来做准备。如果高尔吉亚教授没有对错判断的人，或教授没有对错价值判断的知识，那么这人将会用这样的能力去做坏事，而作为导师的高尔吉亚将为此要承担责任。

实际上苏格拉底只是穷尽高尔吉亚教授学生的几种可能：

一般苏格拉底给出这样的罗列选项时，你选任何一个，他都已经准备好完善的反驳，这是没有出路，也没有答案的对话。

高尔吉亚选择了第4种可能：假设学生来学修辞术，他不懂何为正义，两者皆可教。苏格拉底重述这一路径，将自己的第1选项加以结合：他要习得修辞术，那么他必然懂的什么为公正，如果不懂你也能教授。

高：是这样。

苏：已经具有木匠技艺的不就是“木匠”吗？已经会音律的不就是乐师（µουσικός）吗？已经懂医术的不就是医师吗？同理，一个人因习得了某一门技艺，以其拥有这门技艺的知识而就成为这样的人吗？

高：是的。

苏：懂得公正的不就是公正的人吗（τοῦτον τὸν λόγον καὶ ὁ τὰ δίκαια µεµαθηκὼς δίκαιος; ）？

高：完全正确。

苏：修辞家必然应该全部是公正的，公正的人不是应当公正地议事、公正地行事吗？修辞家应该不会去做不公正的事情。

高：是。

苏：但是你前面说过，我们不应当将犯错的格斗者的教师驱逐或予以惩罚，同样有些修辞者错误地使用了修辞术，我们也不应当惩戒其教师。但是我们又说修辞者时不会不公正的，不会犯错的。

高：是不会。

苏：我们说修辞术不是关乎偶数与奇数，而是涉及公正与不公正。这样，修辞术绝不会不公正，因为他就是关于公正的。但是你又要说，修辞术也会被误用，会被不公正的使用，这不前后矛盾吗？现在要想彻底考察清楚这一问题，短时间内恐怕是不行的。

如果从文字表意的层面来理解苏格拉底的反驳，那是一种强词夺理，因为知晓公正与他是否行公正并不是一回事。许多罪犯明知道自己地行为是犯罪，也知道什么是“正义”的行为，但是他仍然选择犯罪。但是苏格拉底的论辩是在“λόγος”的定义来说，至少将“修辞术”定义为是关乎“公正”的是不严谨的，经不住推敲的。但是任何一个“名词”的定义都会有一个阈限，这在当时的语言逻辑中仍是无解的问题，或许我们庆幸正是由于苏格拉底的这样倔强和发问才发展了其后的逻辑学。正如我们说“何为艺术家呢？”，高尔吉亚或许会说：“那是关于美的创制。”但是什么是“美”呢？至少在《希庇阿斯前篇》中，苏格拉底给出5个答案，但是仍无法达到一种满意的解释。

这类问题在海德格尔的《艺术作品的本源》中仍然在讨论，这里的“本源”海德格尔借用希腊词“ἀρχή”，就是通过什么，艺术品成为“是其所是”，也就是艺术品的本质是什么。“艺术品”要通过“艺术家”来界定，它是艺术家艺术活动的产物，但是又如何界定“艺术家”呢？初看起来，只有艺术品才能定义艺术家，但是艺术家与艺术品往往又是靠第三者来定义的，那就是“艺术”。可是哪里有“艺术”这么种东西呢？他只是一个“词语”而已。这样，这种“本质”定义就落入三者的循环论证上，而这是与逻辑不相容的。但海德格尔强调，这样绕圈子的表述，不是一种权宜之计，也不是缺憾，这乃是思想的道路；保持在这条道路上，就是思想之盛宴。[2]

▲海德格尔《艺术作品的本源》是《林中路》该书当中的第一篇章，《林中路》孙周兴译本，上海译文出版社，2015.该书为20世纪德国著名思想家海德格尔最重要的著作之一，已被视为现代西方思想的一部经典作品，是进入海德格尔思想的必读之作。

关键是我们还需在古希腊人语境中来理解他们的思维方式，苏格拉底的论证在于“ὁ µεµαθηκὼς ἕκαστα τοιοῦτός ἐστιν οἷον ἡ ἐπιστήµη ἕκαστον ἀπεργάζεται; ”-每个学会了的（那个人），他不就使自己成为了有那个知识的人吗？——以我们的例子：那个学会了造像技艺（艺术）的人，不就使自己成为了造像师（艺术家）了吗？这个人通过他所学到的某门技艺而被定义他身份的，在此意义上被言说的（λόγον）。下来：“οὐκοῦν κατὰ τοῦτον τὸν λόγον καὶ ὁ τὰ δίκαια µεµαθηκὼς δίκαιος; ”-说为（定义）的那个不就是学会了公正而为公正的人吗？——我们正谈论的这个修辞术，因你是定义（λόγον）为它是关乎公正的，那么这人不是因为学会的公正才能被称为公正的人吗？第三段：“οὐκοῦν ἀνάγκη τὸν ῥητορικὸν δίκαιον εἶναι,”-那么必然的，不就是修辞家是公正的。——在这样的一个“三段论”的论证中，苏格拉底轻易的将“λόγον”（λόγος的宾格-被描述的、被定义的）和“περὶ”（关于、关乎）转化为“ εἶναι”（它是……），这样句式就变为“τὸν ῥητορικὸν δίκαιον εἶναι”-修辞术是正义的。完成了“修辞术=正义”的语言或定义转换。我们说高尔吉亚并未就这其中的语言游戏予以反驳，因为苏格拉底所用的“修辞”方法，对于他们来说是一种共识，那是不言自明的，这是古希腊语言的特征，也是他们思维的独特部分。

施特劳斯注意到了，这里苏格拉底与高尔吉亚都认为，不仅仅是“修辞术”是全能的（关乎一切的），而是“λόγος”（言辞）是全能的。对于苏格拉底来说是学术的和论辩的言辞，对于高尔吉亚来说是修辞术的言辞，如此就导致这么一个结论：美德即是言辞。

但是这样的结论会消弭苏格拉底关于伦理的实践性断言，而这一问题又是他们相互争议的一个共通的基础。修辞术是关于“言辞”的，是关乎一切的，又是正义的，但是仍有出错的时候，有不义的可能，如此便不是关于“一切的正义”[3]。（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