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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人印与文人印之辨

王者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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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上，印工大都是身无功名之人，处在社会的下层，明以前,印章多由印工来完成，明谢肇淛《五杂俎》中对明代善书画者多为布衣处士的现象曾有如下描述：

自晋、唐及宋元，善书画者往往出于缙绅士大夫，而山林隐逸之踪百不得一，此其故有不可晓者，岂技艺亦附青云以显耶？抑名誉或因富贵而彰耶？抑或贫贱隐约，寡交罕援，老死牖下，虽有绝世之技，而人不及知耶？然则富贵不如贫贱，徒虚语耳。盖至国朝而布衣处士以书画显名者不绝，盖由富贵者薄文翰不急之务，溺情仕进，不复留心，故令山林之士得擅其美。是亦可以观世变也，噫！[1]

明代出现“布衣处士以书画显名者不绝”的现象，是由明代社会的实际情况所决定的，书画艺术如此，篆刻艺术亦是如此，所以，当明代中晚期文人群体涌入篆刻艺术创作领域后，“工人印”与“文人印”便成为了人们经常辩论的议题。

在明末清初的印人看来，“工人印”与“文人印”的本质区别在于“以法胜”还是“以趣胜”。朱简《印经》云：

工人之印以法论，章字毕具，方入能品。文人之印以趣胜，天趣流动，超然上乘。[2]

印工治印技法的熟练程度是大部分文人无法企及的，但是，印工群体由于文化修养的不足，导致其难以充分表现出印章的艺术性与趣味性；文人在治印技法上较之印工有所欠缺，却凭借着较高的文化修养，往往能够创作出天趣流动的印章作品，天趣即自然，印章有自然之妙，并非以“法”能够实现的。文人印需“有趣”，这也是朱简关于篆刻审美的重要观点。明屠隆《画笺》曾言：“意趣具于笔前，故画成神足，庄重严律，不求工巧而自多妙处。后人刻意工巧，有物趣而乏天趣。”[3]屠隆此言虽谈论的是画，但同样也适合篆刻，“物趣”由法即可得到，而“天趣”则须不求工巧才可。

明张岱在《琅嬛文集》中赞扬胡兰渚的篆刻，认为“实出文三桥、何雪渔之上”[4]，而对于胡兰渚所取得如此成就的原因，张岱总结道：“近世俗工，字皆杜撰，不足与语。余因忆王太史之评唐寅、周臣画，谓二人稍落一笔，其妍丑立见。或问臣画何以不如伯虎？太史曰：‘但少伯虎胸中数千卷书耳。’今兰渚之与俗工，其妍丑相去，确确由此。呵嘱诸人，其再读十年书，方可与兰渚语痛痒也。”[5]张岱以画喻印，认为俗工与兰渚篆刻的区别在于是否读书，此与杜甫所说“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有异曲同工之妙，同时也代表了文人对待篆刻艺术的态度，即文人篆刻之神妙处在于是否读书，胸中有书千卷，下笔奏刀自然天趣流动，意在刀笔之先，不似工匠只计工拙而少了读书人的胸中意气。因此，对于篆刻艺术来说，能够继往开来者便只能是文人，正如张岱《印汇书品在序》中所说的那样：“图书（印章）一道……继古人而兴起者，亦罕见其人。何者？盖此道不传于俗工贱艺，而必传于才士文人”[6]

篆刻艺术作为文人的治学“余事”，当然不能只以技法来表现技术的高低，而是要传递出文人的审美情趣，这也是朱简在论及刀法时提到“刀笔之外而有别趣”的原因所在。

[1] （明）谢肇淛《五杂俎》卷七，上海书店出版社，2001年版，第138页。

[2] （明）朱简《印经》，见韩天衡编《历代印学论文选》，西泠印社，1999年版，第141页。

[3] （明）屠隆《画笺》，见《中国画论类编》，河洛图书出版社，1975年版，第1236页。

[4] （明）张岱《琅嬛文集·印汇书品序》，岳麓书社，1985年版，第40页。

[5] （明）张岱《琅嬛文集·印汇书品序》，岳麓书社，1985年版，第40页。

[6] （明）张岱《琅嬛文集·印汇书品序》，岳麓书社，1985年版，第4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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