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蒙古赤峰市有一座赤褐色的小山，因为平地而起，很显眼，成为当地的地标，人称红山，也就是赤峰。赤峰市得名由此而来。

考古学上的红山文化，分布地区相当广泛，主要分布在辽宁省西部和内蒙古自治区东部的西辽河流域，以老哈河中上游到大凌河中上游之间最为集中。其北界越过医巫闾山，到达下辽河西岸；南界东段可达渤海沿岸，西段跨燕山山脉到达华北平原的北部。（图1）

图1  红山文化重要遗址分布图

红山文化的发现可以追溯到20世纪初。从1908年开始，日本、法国、瑞典、中国的学者们相继来到赤峰地区调查、发掘。20世纪50年代初，尹达在编写《中国新石器时代》一书时，将之正式定名为“红山文化”。

综合相对年代、陶器类型学比较和绝对年代分析，学者倾向于把红山文化分为四期：第一期年代距今6700年至6500年，第二期年代距今6500年至6000年，第三期年代距今6000年至5500年，第四期年代距今5500年至5000年。距今5500年以前，发现的玉器很少，距今5500年至5000年，是红山文化玉器的繁荣时期。

20世纪80年代，在牛河梁等红山文化遗址中发现了专门随葬玉器的积石冢墓地、有妇女塑像的女神庙、石砌的“金字塔”式巨大建筑物，由此引发了人们对中华文明起源的重新探索，对三皇五帝传说的考证以及对红山文化玉器的甄别等一系列新的学术研究热点。（图2）

图2  牛河梁遗址群分布图

2005年冬天，我带着香港凤凰卫视《文化大观园》摄制组去赤峰考察红山文化，从滦河到闪电河，从大凌河到老哈河，从西拉木伦河到西辽河，风尘仆仆，冒着零下20多摄氏度的严寒，走访了赤峰红山后、翁牛特旗三星他拉、林沙窝子、巴林右旗那斯台、喀左东山嘴、建平牛河梁、喀喇沁旗南台子、凌源城子山以及小河沿、赵宝沟等遗址现场。特别幸运的是，由于赤峰市主要领导的关照，我得以亲自上手赤峰市、旗两级文物管理机构所收藏的300余件红山玉器。这些玉器，一部分来源于考古发掘，另一部分来源于司法罚没，其他部分来源于文物征集。我一路采访了文物工作者、文物稽查干部、农牧民和民间收藏者，获得了大量的一手资讯。特别是遗址现场那些无言的信息，给予我的震撼是难以言表的。

在大凌河源头的金牛洞人遗址，我看到了风水学说在旧石器时代的运用，也明了了为何红山文化的广大地区会成为人类文明的摇篮。大凌河从这里发源，穿过一片小盆地，河北岸是一处断崖，背风向阳面水。断崖中间有一处凸出来的石坪，可容二十余人，石坪后即一处山洞，洞连洞，洞套洞，像今天的联排别墅，可住数十人。一条人工凿出的石径通向断崖之上，真是“一夫当关，万夫莫开”。我站在石坪上，想象自己是18万年前这个洞中家族的长老，带着族中儿孙在平台上嬉戏和劳作，同时目光炯炯，俯视整个盆地，清楚地看到族中壮丁沿着河谷渔猎。一旦出现猛兽和侵入者，长老即发出警报，族人即刻退回断崖洞中。这样的小盆地，足以养活一个小氏族；而这样的小盆地，从北京燕山向北，经承德去赤峰途中，一个接一个，就像花生串一样，每个小盆地都有一条小溪，而在有大河的地方，就会出现大盆地，适合氏族联盟生长壮大。一个小盆地是一个人类的小摇篮，一个大盆地，则是一个人类的大摇篮。

所以，当我看到老哈河时，我就想，老哈河河谷，一定是红山文化发育到相当繁荣阶段时的一处大摇篮；而当我看到西拉木伦河那宽阔的河谷和充沛的水量时，我简直就要欢呼出来：这就是红山文化的母亲河啊！这就是中原的黄河啊！结果一打听，西拉木伦河译成汉语就是潢水！西拉木伦河与老哈河相汇成为西辽河，浩荡东去，与教来河相汇后折头南下，是为辽河，在营口注入渤海，用她的长臂包住东北一片大好河山，连同大凌河和滦河，其流域面积之和，大概就是红山文化的分布范围了。如果把现在的中国地图看作一只雄鸡，那红山文化区域正好位于雄鸡的咽喉部位。

牛河梁遗址是目前所知红山文化晚期规模最大的一处中心性祭祀遗址。牛河梁为一条西南至东北走向的山梁，是建平、凌源的分水岭。1984年，在这里发现了震惊世界的坛、冢、庙结合的祭祀遗址，在东西约10 000米、南北约5000米连绵起伏的山岗上，有规律地分布着女神庙、祭坛和积石冢群，组成一个独立于居住区以外、规模宏大的史前祭祀遗址群。这个遗址群的所有遗址点以南北为轴线进行总体布局，最北也是最高的地点是女神庙、上庙和山台；顺山势向南而下是一排冢坛建筑，分布于中轴线周围诸山岗上，一岗一冢或一岗双冢，坛冢结合，以大石块垒砌成方形或圆形的台基，形成明确的冢界，台基上分布着数量、规格不同的石棺墓，一冢多墓，成行排列。石棺墓的随葬品主要是玉器，即郭大顺先生指出的“唯玉为葬”。（图3）

图3  牛河梁祭坛

牛河梁遗址群以牛河梁山梁为中轴线，其南部隔沟一道东西走向的山梁，号称“猪首山”。当我气喘吁吁爬上陡峭的山坡，站在山顶向北方的女神庙望去时，我看到中轴线上一层一层连绵起伏的山脉形成涟漪式圈圈环绕的地形，正好把牛河梁女神庙和这群坛冢环抱在中心，而中轴线的北端，矗立着一座几何形状的金字塔峰，与南端的猪首山遥遥相对，构成一条子午线。我当时就蒙了，难道五千年前的红山文化祭师选址时，也像我一样爬到了这个山顶，用某种类似于罗盘的测量工具，对准北方的金字塔山定下了这条神圣的子午线吗？

红山文化不仅以牛河梁、东山嘴这类大型祭祀遗址震撼我们的视觉，刷新人们对长城以北地区远古文明的认知，而且以其数量众多的玉器引发人们的惊叹和对它们神秘内涵的持之以恒的探讨。迄今为止，红山文化玉器，仍然是史前玉石文明中，时间最为久远、范围最为广大、器型最为众多、内涵最为神秘的一支玉文化。

已知出土的红山文化玉器器型主要有勾云形佩、带齿兽面纹佩，筒形器，C形，玦形，Y形猪龙，璧形器，连璧形器，环，鸟，鸮，龟，鳖，蝉，蚕，螳螂，玉神，玉人，玉凤等20多个种类。如果考虑到为数众多的民间收藏红山文化玉器，则当远远不止这些种类。也就是说，红山玉器20多个种类的说法，是建立在截至2003年已发表的红山文化玉器的文献资料基础上的，按照这份官方文献，经考古发掘和采集的红山文化玉器为280余件，这也是坊间流传的“红山玉器只有不到300件”的学术依据。显然，这个数字是完全不能客观反映红山文化玉器出土与传世的实际情况的。

红山文化玉器的数量可能是不少的。我们依据常识来估算一下：幅员如此辽阔的土地（数十万平方公里），延续千年的时间（存养多少代人），如此普及的玉器拥有（礼器、实用器、装饰品），该有多少件大大小小的玉器被制造出来呢？我们知道，玉器的损毁率极低，随主人或祭祀活动入土，数千年不腐烂，不管你承认不承认，它们就在那里，静卧泥土之中，等着一阵大风吹来，等着一把铁锹来到，甚至，就等着一只靴子、一个马蹄不经意地踢踏……翁牛特旗三星他拉北坡的那件C形玉龙，不就是村民张凤祥种树时一铁锹当啷一声挖出来的吗？如今，它以“中华第一龙”的称号成为国家博物馆的镇馆之宝，三星他拉村口马路中央赫然矗立一座丰碑，上面立着这尊C形龙的大型雕塑，碑身大书“中华第一龙发现地”几个大字。张凤祥一边煮着羊肉一边告诉我，当年他连着往旗上送了三次都被骂回来了，直到孙守道先生从沈阳来做文物普查，才用一双翻毛大皮鞋把这条玉龙换走。当然，随着这件玉龙的名气越来越大，政府也给了他几次补偿。

事实上，20世纪80年代以前，考古学界并不认为红山文化是一支有玉的文化，更不会认为，华夏文明最神圣的图腾龙和凤会最早出现在长城以外天寒地冻的红山文化的积石冢石棺当中，而且，它们居然是用玉来雕琢成型的。坛、冢、庙、女神、龙、凤、玉，当这些要素集中出现，而且时间距今5000年以上，你想，这对中国考古学界的认知力和想象力，该是多么强烈的冲击！所以20世纪80年代初期红山文化的考古新发现，确实需要学术界就中国文明的起源问题建立新的认知体系。此前，我们一直猜想中华文明的起源，包括龙图腾的出现、玉文化的出现，应该是在中原地区，长城以北的红山文化所达到的文明程度，出乎了人们的意料。从目前考古发掘的情况看，这一地区的文明相当久远，查海、兴隆洼、赵宝沟、哈民等早于红山文化的遗址中，也出现了相当数量的玉器，使得泛东北亚地区文明的起源问题变成一个国际性课题，牵涉到日本、俄罗斯远东地区和朝鲜半岛。8000年甚至10 000年前，这里的先民就开始“玩玉”了。有理由，也有证据认为，中原、西北以及东南地区玉文明的源头，很可能就在东北亚，而东北亚玉文化的高峰，就是红山文化晚期。

龙图腾也一样。最早的龙崇拜出现在什么地区？最原始的龙的形象是什么？一直是个谜。红山玉龙出现之前，河南濮阳出土的用蚌壳摆塑的龙，一直被认为是“中华第一龙”。这条龙的头上长了角，已经是一种复合形象，而且四周还有用蚌壳摆塑的虎和银河。按其摆放的方位看，应该是青龙、白虎、朱雀、玄武这样的“方位神”，即“四灵”，而不是原始的图腾神。作为原始的图腾神的龙，应该向更远的历史深处寻找。现在就考古资料来看，没有比红山玉龙更早的龙的形象了。所以，在新的考古发现出来之前，我们今天可以说，最早的龙崇拜出现在燕山和辽河流域，最原始的龙的形象就是红山玉龙，它的伟大形象就像所有哺乳动物的胚胎，蜷缩在母亲的子宫里，一点儿也不威猛，后来，据孙守道的看法，它的形象有所进化和生长，身躯舒展成一个漂亮的英文C字母的形状，嘴吻向前凸起，呲出牙齿，水滴状的眼睛炯炯有神，长长的鬃毛向后飞扬，潇洒浪漫。至此，龙的形象定格，再也没有进化和生长，一直到进入中原，进入长江流域，才会发生变化。（图4）

图4  中华第一龙

红山玉龙造型上的起源，有人说是猪，有人说是马，也有人说是鳄鱼。我倾向于多来源，也就是说，这三种动物都有可能组成最早的龙的形象。为什么这么说呢？我们现在从飞机上俯瞰冀北辽西，可能会觉得这里人烟稀少，草木荒芜。然而，退到一万年前，这里是一片水草丰美的泽国：港汊密布，沼泽众多，气候温润，其西北方是开阔的草原，东北方是茂密的森林，东南方是辽阔的大海，人类就在这里过着渔猎游牧的生活。马、鳄鱼和野猪既是先民的邻居，也是先民口中的食物和图腾崇拜的对象。马的奔跑能力、鳄鱼的水陆两栖能力都是人所羡慕和敬畏的，真正的森林之王野猪也大约是在这个时期被驯化成家猪的。猪是中国人最早的私有财产之一，一直到六朝，还流行用猪颌骨陪葬的风俗。玉猪一直是重要的葬玉，握在死者的手心，代表在阴间还拥有财富。所以，生活在红山文化地区的先民会对这三种动物产生崇拜，并从中演化出最早的龙的形象，是完全可能的。

红山玉龙的形象演化来演化去，始终不脱这三种动物形象的影子。因此，最早的龙的崇拜一定包含了对速度、力量和凶悍的斗志的崇拜，还表达了先民征服陆地、森林、水泽和天空（因为在先民的原始思维里，天上的雷电与雨后的虹霓也是龙的化身）的愿望。所以，龙的崇拜，实在是原始先民对一种全能力量的崇拜，龙是原始先民的想象力所能构想出来的极限物种，是在思维达到相当抽象化程度以后，对各种能力抽象集成以后创造出来的神物，是上帝这个概念和崇拜对象出现之前的最高最强的存在。这就不难理解，为何红山文化先民会积数代人之力与上百年之功，锲而不舍地琢磨一件件玉龙及龙人合体的玉器。

红山玉龙为何总是胚胎形状？我是这样理解的。首先，那时候的红山先民以渔猎为主要生产方式，也是他们获取维持生命的蛋白质的主要途径：他们不仅各个是渔猎高手，而且各个精通动物解剖。他们看到太多哺乳动物的胚胎，也知道胚胎于生命而言的意义，它代表生命的初始，也代表生命的未来，是带来希望的生之初。蜷曲在子宫里的这种玦形样态，柔弱却具有张力，包孕一团精气，正是后来道家所说的“柔弱胜刚强”的形象表达。其次，这样一个高度抽象简约的造型，便于加工，也便于流传。在幅员如此广大的地区，玉龙的形状高度一致，可见是一种标准化的操作，红山玉龙身体曲率之美与和谐，那种方与圆的微妙变化所产生的韵律与节奏，难度极大，尚无人研究和测绘其各种比例的数学关系。

红山玉龙还有一个细节过去探讨不够，那就是玉龙的下颚和额部会刻有网格纹。这种龙首上的网格纹一直延续到战国玉器之上，可见其意义不凡。

我首先想到的就是罗网。罗网是原始社会人类最伟大的发明，是所有工具中的超级工具，也是所有武器中的超级武器。用自然界各种有一定韧度和拉力的材料（如藤、葛、麻）编成一张网，弱小的人类不仅能够对付强壮的猛兽（如狮、虎、兕、象），还能上天入水，结网捕鱼，张罗捕鸟，水陆空都是猎场。而且，还能以静待动，用罗网做陷阱，等猎物落网。因此，这种厉害的工具和武器让人敬畏，也把它的形状放在龙首之上，表达人类的终极控制力，也代表人的力量同大自然的力量所达成的微妙平衡。所以，红山玉龙首上这个网格纹(图5)，在我看来，是红山先民曙光初露的人文精神的苏醒，在对龙的力量的崇拜中，融入人的力量的某种自信。这是一个最早的人文符号，其意义绝不能低估。到今天，仍然有些成语让我们记住先民发明创造的这一超级工具的伟大力量，如天罗地网、一网打尽、天网恢恢、网开一面、漏网之鱼……

图5  玉雕龙下颚网格纹饰

龙与玉的结合，是东亚人类精神的一次伟大飞跃。东亚人类不仅有了第一个跨氏族、跨部落的共有图腾，而且有了纯粹从精神和信仰出发而利用和加工某种自然材质的强烈冲动与不竭需求，从而赋予了玉石以神性。龙与玉的结合，至少对于中华民族的精神发育与进化来说，是一次伟大的受孕。每次我看到那件件形似胚胎的红山文化玉猪龙，我都禁不住神驰千古：这就是中华民族的精神胚胎啊！龙是精子，玉是卵子。玉猪龙形象其实早就包孕了《易经》乾、坤二卦的精义。

红山玉器中最神秘莫测的器型是所谓的“勾云形器”。这是红山文化玉器中的重要器型，一般器体为扁平的长方形，有镂空弯钩，四角四边有向外卷勾状。所以从造型上被直观地称为“勾云形器”。由于有的勾云形器的镂空弯钩呈左右对称状，看上去很像一对眼睛，又由于“眼睛”下方往往有向外卷的钩尾两两相并，组成所谓“牙齿”的形状，这样，此类勾云形器又被称为“带齿兽面勾云形玉器”。 （图6）

图6  带齿兽面勾云形玉器

关于此类玉器讨论最多的问题就是对它创意理念的解释，大概可以归纳为动物说、云气说、玫瑰花说、旋目神面说等观点，甚至还有学者认为是萨满在昏迷状态下“转迷溜”时的幻象。

由于没有文字说明这类玉器的原始创意及使用场所，所以当下人对5000年前这一神秘形状的玉器的解读，永远只能是猜想，无所谓对错。我这里试着提出一种新的猜想，给这个智力游戏再添点烧脑的东西。我认为红山文化玉器中所谓的“勾云形器”是红山文化时期氏族的“血缘家族树”。用“树”这个词可能不形象，或者叫作“血缘家族云”更形象、更时尚。

仔细观看、审视、把玩、剖析公私所藏数百件大大小小的“勾云形器”后，我发现它们的组织构件只有两类。一类，起主体支撑作用的螺旋形，或左旋，或右旋。（图7）

图7  勾云形器

另一类，起依附辅体作用的逗齿形，粘附在螺旋形的周边。为什么叫“逗齿形”呢？因为其形状就是一个逗号，在逗号的尾部开叉，特别像牙齿，所以叫“逗齿形”。（图8）

图8  复合型勾云形器

不管是简单的还是复杂的所谓“勾云形器”或“带齿兽面形器”，都是由这样两类构件所组成的。

最简单的“勾云形器”，由一个螺旋形带四个以上的逗齿形组成，以五个逗齿形居多。较复杂的称为“带齿兽面形”的，由两个螺旋形带六到七个逗齿形组成。由于有两个螺旋形左右相并，看上去特别像“眼睛”，又由于“眼睛”下刚好有一排状似“牙齿”实为逗号开叉的尾部森然并立，所以被解读为“带齿兽面”也不觉奇怪。但既经分解，已知不过是两个抽象的螺旋纹和几个抽象的逗齿纹的组合，完全没有任何肖生动物的创意理念，故这类造型的红山文化玉器，就不能往所谓“动物说”的方向推理猜想。

当然，它们更不可能是什么云和花的抽象表达。

目前所见最复杂的“勾云形器”是由三组螺旋形和八到十个逗齿形所组成的，它们看上去左旋右转，下弯上勾，令人眼花缭乱，但内在秩序却井井有条。

那么，我为什么要推翻众家之说，将“勾云形器”或“带齿兽面形器”重新解读为“血缘家族树”或“家族云”呢？

5000年前的红山文化晚期，那里的社会已经进化为血缘氏族家庭制。按照当时人的平均寿命，一般家庭很难有三代同堂。四代同堂有没有？或许有，但罕见。一般血缘家庭，两代同堂常见。就像我们今天编族谱一样，红山文化晚期的血亲和宗族意识已经萌芽和觉醒。以祭祖为核心的宗教活动成为氏族部落最隆重也最频繁的社会活动，氏族长老们欲借此凝聚人心。因此，搞清楚血缘关系，弄明白祖、父、子、孙的辈分和数量（几代几支），就成为当时氏族社会的头等大事。这件事值得用祭神的玉器来记录，所以，就应运而生了“家族树”或“家族云”这种类型的特殊玉器。

为了琢磨的方便，这朵“家族云”被设计成平面展开，以一个伸展充分的像一朵花心的螺旋形代表一个血缘家庭，以一个没有充分展开的花骨朵般的逗号形代表一个儿子或一个支系。如果儿子有了孙子，即家庭有了第三代，则在逗号外再附加一个一个逗号。两个螺旋形或者三个螺旋形并列，或许代表血缘兄弟没有分家，还在一个家族里，这就是大家庭了，但并不一定有祖，因为三代同堂很罕见。

不管是作为主体的螺旋形，还是作为附体的逗齿形，都是一个蜷曲的形状，这与红山文化玉龙是一样的创意理念，反映了红山文化先民对生命的认知：生命能伸能曲。尾部开叉说明生命还将繁衍分支，子子孙孙，无穷尽也。

所以，C形龙、玦形龙、螺旋形、逗齿形都是生命的符号，其最终的抽象，就是一个勾形的逗号，最简单、最原始、最抽象、最本质。这让我想起东北亚地区（包括日本列岛和朝鲜半岛）远古流行的勾形佩，原来是红山文化先民对生命的认知与礼赞。勾形玉在日本皇位转移时，会被隆重请出，代表皇祚延续，这一神圣的内涵应可追溯到5000年前的红山文化“勾云形玉器”，旁证其真实的意义是象征血脉传承的“家族云”或“家族树”。所以，红山文化不仅是中华文明的源头之一，也应该是日本和朝鲜半岛乃至东北亚文明的源头之一，它们的文明基因应该在红山文化中寻找和破译。在方广智主编的这本《红山文化玉器鉴赏》里，收录了若干件勾形玉器，雄辩地说明东北亚地区可能具有相同的文明源头。

我特别欣喜地在图录里发现了一件极其独特的玉器，它像一棵树，树干是一件三连璧，三连璧上横出一道，如肩和膀，树干上部是枝和叶。（图9）

图9  玉神树

仔细分辨，它共有六个人首，鼻、嘴、下巴俱全，大体是逗齿形，只不过齿不是两叉，而是如锯齿一样密集排列。显然，这棵“血缘家族生命树”同勾云形器那种“生命云”一定有着内在的逻辑联系。它是如此直观地把我前文论述的有关“家族生命云”的解读呈现出来：这是对一个母系血缘家族的谱系记录。主干的三连璧是女性崇拜的表达（三连璧是女性下体的表现），表示生命之母，也是家族之根，横出那一道，有人首和齿勾，与三连璧垂直交叉，是父亲，而后树干上部是三子二孙，这是一个很罕见的令人羡慕的三代同堂的大家族的“生命树”。

红山文化尚有许多未解之谜，红山文化玉器也有许多未解之谜。比如：筒状器，为何要做成上口大下口小、呈斜坡有曲面的形状？这个看似单纯的筒状器由于造型上这些怪异的要求反而成了加工难度极大的玉器。如果是发箍，那么为何有的无穿孔？无穿孔如何簪发，如何固定？而且有些筒状器很大，显然也不适合放在头上。民间有些巨型玉器，体量之大让人叹为观止。它们是透闪石，皮壳沁色极为老到，工艺原始，

风格古朴。怎么理解这些巨型红山玉器的存在？如果是真实的远古遗存，我们将如何从其巨大的劳动量中去估计那个社会的组织架构和社会动员能力？

骑马驯鹰这种草原民族的生活方式在红山文化时期出现了吗？从这本《红山文化玉器鉴赏》收录的藏品来看，有一匹小小的玉马（图10）引起了我的好奇。它的背上有网格纹的马鞍！5000年前的红山先民骑着有软鞍的马在草原上驰骋吗？还有数量众多的各种猛禽形象的玉雕，说明红山人同这些猛禽的关系非同一般。这些空中飞翔的草原之王，是红山人的崇拜对象，用玉把它们雕琢成图腾，它们还是红山人驯化的对象，用于捕猎。红山玉器中有一种臂搁式的玉器，表面有凸起的弦纹和用来系缚手臂的穿孔，这就是站鹰的臂钏。想象一下，当代哈萨克牧民骑马驯鹰的情景，5000年前在红山文化地区竟然早已出现，是不是让我们对所谓的“原始社会”的想象大为改观？

图10  玉马

那么多数量的龙首人身屈膝蹲坐的形象，到底代表了什么？叫“太阳神”肯定是不对的，那叫什么呢? 带双角的龙首形象，显然比玦形龙和C形龙的龙首形象要更符合后来人们关于龙的想象。（图11）那么龙首人身的玉神人同玦形龙和C形龙之间是什么关系呢？龙、人合体表现了什么样的原始思维呢？

图11  玉神人

红山文化玉器大量地以圆雕形态出现。从艺术史的角度看，它们其实就是5000年前的雕塑，是中华雕塑之祖。它们有的很具象，有的很抽象，有的半具象半抽象。虚实、方圆、繁简，无一不恰到好处；凹凸、曲直、长短、粗细，各种对比和节奏总是那么和谐。那个时候已经发明了砣具，但红山玉匠并不滥用，而是非常节制地在某些点睛部位使用，绝大部分的工艺还是最原始的琢磨，其器型的边缘，器体上的打孔和镂空，都是手工磨出来的，最常见的具有红山玉器工艺标志的瓦沟纹，全都是磨出来的。这种最原始的工艺手段，使得红山玉器通身上下满布人的手痕，任何一个局部都与人的手掌和手指的宽度吻合，就像从人的手掌间溜出来的，那种没有任何违和感的圆融温润、浑然一体的感觉，是其他地区的玉器所不具备的。把玩红山文化玉器，一定要用手掌上下左右前后抚摸，一定要用一根手指在那些瓦沟纹和孔洞里反复滑动摩挲，这时候你会感觉到你的掌与指同5000年前的红山先民完全重叠吻合了，合二为一粘贴在同一件玉器上了。可以毫不夸张地说，红山文化玉器是留下人的体温和包浆最多的玉器，也是留下最多文化之谜的玉器，是艺术原创力最强的玉器。

打开这本图典，你就知道。

感谢方广智教授，以一个艺术家的敏感和学者的执着，终于促成了这本厚厚的《红山文化玉器鉴赏》的出版。（图12）该书按器物形态归类，分成十二章，从美学的视角去品读红山文化玉器，使得每一页的图片都如同一幅幅唯美的绘画作品。当我捧读它的时候，就不由得遥想5000年前的燕北辽西，那里的大地山河之间生存的人类，他们最关心最在意的事情是什么呢？是生命，是家族，是人类。人，作为一个物种，也作为一种有灵的存在，怎么才能逢凶化吉、无灾无厄地繁衍下去呢？我们已经听不到他们在频繁的祭祀活动中的祷告了，但是，他们却用当时已知的世界上最坚硬、最恒久、最灵性的玉石，用千琢万磨的韧性切磋，为后人留下了神圣的玉器。在所有这些玉器上，我们听到了红山先民对生命的礼赞。

图12  《红山文化玉器鉴赏》 方广智编著

2021年4月11日完稿于北京遗璞庐

(作者是中国国家画院研究员,著名文化学者,

香港凤凰卫视主持人，高级策划、评论员)

作者：王鲁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