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2012年开始，雅昌艺术网同步国际消费者权益日，以【艺术3·15】为专题，深入艺术品行业的每个造假、作假环节的曝光，至今已持续10年时间，领域涉及书画、古董、工艺美术等不同品类，伴随着山寨协会、假大师、假专家等行业乱象的加持，尤其是近几年来，凭借着艺术品电商、私域流量的便利渠道和庞大受众，一种手段更加综合的艺术品“造假售假”产业链充斥在网络中。
本年度3·15之际，我们将十年来观察到的“假”系列汇聚于此，以期能在这个鱼龙混杂的市场中，让收藏新手们“少交学费”，对艺术爱好者提供一点参考。“要说艺术造假卖假重灾区，还是书画和古玩。”艺术交易从业者杨先生告诉雅昌艺术网：“卖货渠道花样层出，各种平台，直播、分享、拍卖……卖货手段比造假手段丰富多了，老百姓认知比较高的，还是书画和古玩。”
疫情又在各地反扑，线上艺术品销售的趋势已然不可逆转。两年前，如果说艺术品直播带货是新鲜事物，那如今直播带货已经成为众多销售手段之一。2020年，由于疫情的影响，各种形式的古玩直播带货迅速在全国各个角落展开。2021年，传统古玩界纷纷进入直播间，古玩带货竞争变得异常激烈，越来越多的古玩从业者意识到直播带货的优点：资金周转快，送拍卖行资金回流起码需要半年时间，直播则可以缩短于一周内；同时，扩大客户群体，直播平台可以让他们的客户群体从小圈子下沉至全国各个角落。古玩直播越来越火，其凸显出来的问题不仅仅是有买到假货的风险这么简单，价格过高、跟风、虚抬价格、假成交等一系列问题已经开始慢慢暴露出来。古玩的特殊性也意味着其实际价值没有统一标准。捡漏的心态不论是直播还是古玩店，都不可避免。可以说，90%的藏家都是抱着捡漏的心态来看直播和买东西的。而直播间除了偶尔会放出一些漏来吸引人气、增加粉丝的活跃度之外，还有一些鱼龙混杂的直播间抓住捡漏占便宜的心理，进行一些假货的售卖，而且还出具一些假证书，很多直接含糊地表示只有材质没有问题、卖的是工艺品。而今天的古玩直播，不仅仅是卖假货这么简单。很多新的现象也渐渐露出水面。所卖的古玩真假暂且不论，在交易环节上就已经开始出现了各自状况，可以归为交易行为的“造假”。哄抬价格、逢场作戏、虚假交易等。相对于古玩直播间，传统的书画经纪人则大多转向朋友圈私域流量的分享和带货，渠道也更加综合，通过分享图片、链接、二维码等方式，跳转大众类电商平台和“某堂”等艺术品电商平台。其实，新型的艺术品交易本是好事，给这个古老的行业带来新鲜血液。关键是艺术品行业本身有其特殊性，行业门槛较高，买和卖都需累积一定艺术知识和鉴定常识，层出不穷的新方式缺乏监管，大众难以辨别，导致整个行业鱼龙混杂，售假卖假也就充斥其中。杨先生告诉雅昌艺术网说：“你即使卖一个真迹给别人，他拿到之后也无法证明这是真迹，他到处找别人看，不懂的人也可能告诉他这是假的，他还得拿回来说这是假的。同样的道理，如果卖给对方一个假的，他周边的人跟他说是真的，他可能也会说这是真的。”造假售假产业链之所以能多年不衰，一个重要的原因在于买家源源不断。韩美林一幅鸡年生肖图标价688块，范曾一幅书法《家和业兴》标价550块，这样的价格竟然也能吸引到各方买家前来“秒杀”。在某些拍卖平台中，在“艺术品”的“水墨画”这一栏中，徐悲鸿、张大千、于非闇、启功等书画名家的作品赫然在列。然而再看商品的拍卖须知，第一条就是“不支持7天无理由退货”。买到假画的风险虽高，但许多人看到“名家名作”+极其低廉的起拍价，依然心存侥幸，纷纷前来“捡漏”。在新型的售卖手段中，售假者蒙骗新买家的方式往往较为低段。只要抱着谨慎、提防的态度，一般不容易受骗上当。但与之相比更防不胜防的，是在传统艺术交易市场中更高明的制假售假手段，部分“高明”的假画深藏于拍卖市场所涉及的作假产业链中，带来高达上千万的不法利润，损害了买家权益的同时，更对艺术市场造成了恶劣影响，我们借此机会来回顾一下近年来被曝光出来的典型案件：2018年1月，贵州遵义警方破获一起书画造假案，摧毁了汪某、郑某蔚、张某等人制贩假冒名家字画的犯罪网络，共抓获犯罪嫌疑人24名。在这些造假的书画中，出现了大量近现代“名家书画”，如齐白石、范曾、启功、李可染等名家作品均在被仿冒之列，涉及的造假书画作品高达1165幅。其中，主要仿冒范曾书画的是张某。民警在张某天津及北京两地的房屋内分别搜出大量仿冒的范曾书画作品、半成品、印章以及范曾专用宣纸。在张某的画室中，还有书画爱好者们十分熟悉的、用于临摹画作的大灯箱。张某早年曾得到范曾的指点，因此对范曾画作的特点非常了解。对于范曾作品中常出现的人物形象，如李白、苏东坡、钟馗等等，他都画得得心应手。因为仿冒的技术比较高，有不少人向张某购买假画，而在这其中，又有一个人非常奇怪，他只买没有落款的假画。这些没有市场价值的画是由谁购买的？在2016年11月到2017年4月间，姜某以每平尺6000到8000元的价格向张某购买了两批无落款的假画。原来，姜某有一个叫做郑某的朋友，郑某是书法造假行业内的高手，擅长模仿启功、欧阳中石、范曾等名家的书法。自2003年以来，他向姜某出售了一大批名家书法，其中最贵的一件，每平尺价格能高达上万元。业内人士对于他的书法也是较为认可。但因为张某模仿书法的水平比模仿画作要差上一些，容易被懂行的人认出来，所以姜某将这些无落款的假画交给郑某，让郑某题字落款，将它包装成一件完美的作品后再交由商人李某流向市场。这些流向市场的假画，有的用于送人装点门面——这类的假画有些时候会在题字时再加一个对方的姓名以表示特殊意义，有的则会被包装后送去拍卖行。而在仿冒落款的郑某与商人李某之间，由一个叫徐某的人牵线。比起受过范曾指点的张某，徐某与范曾之间的联系更加密切，他曾经担任过范曾字画的鉴定人。为了让造假更加完美，徐某甚至还当面指点郑某如何仿造范曾书法。再说回郑某与商人李某。为了报答这位大客户，郑某将另一个制贩名人字画的高手汪某介绍给了李某。汪某擅长模仿徐悲鸿、齐白石、李可染、吴作人、李苦禅、黄永玉等近现代当代名家画作，他所临摹的许多作品甚至在多家拍卖行卖出高价。据汪某说，自己仿造名人字画经历了三个时期。他的仿冒历程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照真迹临摹，并卖给北京琉璃厂的画廊老板。他发现，这其中有巨大的利润空间，而这对于当时还是个年轻学生的他而言，存在着相当大的诱惑。上世纪90年代，随着仿制水平的提高，以及人脉关系的拓展，他开始向全国各大书画商出售仿制的画作。而在千禧年前后，随着拍卖行在中国的快速崛起，他们又将拍卖行当做了洗白的一个重要渠道。在汪某通过他人送拍的上百幅字画中，有一件仿李可染的名作，因汪某委托朋友从李可染亲属处骗来了鉴定证书，竟拍出了千万高价。根据此前相关新闻报道，汪某自2004年以来，伪造齐白石、徐悲鸿等名家字画87幅，并通过他人在拍卖公司进行拍卖，成交额达6000余万元；郑某自2000年以来将其伪造的启功、郭沫若等名家书法进行销售，获利1182万元，将其伪造的36幅名家书法进行拍卖，获利300余万元；张某自1998年以来在天津伪造范曾字画作品，向他人销售87幅，获利700多万元。那么，这些假画为何能如此顺畅地进入市场？从中间商再到拍卖行，是什么在操纵着这条制假网络的下游？事实上，这些字画之所以能卖出高价，是因为拍卖行在用信誉替字画背书。很多买家认为大拍卖行不会上拍假字画，但由于拍卖法的免责条款让拍卖行可以不用承担拍品真伪的责任，部分拍卖行也会真假混卖。而假画流通到拍卖市场中有几大原因：有的是有些字画的仿冒水平较高，甚至能蒙骗拍卖行的鉴定专家；也有小拍卖行因为征集不到真迹，为了维持运转，知假贩假，但这部分的价格并不高；当然，也不可排除主动参与到造假源头和销售中的工作人员。在制假售假者赚得盆满钵满的同时，部分想收藏真迹的买家们却有苦说不出。花了大价钱，在信赖的渠道买到了赝品，还不能退货。但是，真的就没办法退货吗？其实在特殊情况下还是有的。在1995年10月28日杭州举办的一场“95秋季书画拍卖会”上，浙江中澳纺织有限公司总经理王定林以110万元人民币拍得张大千作品《仿石溪山水图》。这件尺幅较大的作品看起来似乎是张大千早年作品，画上左右两侧分别有北京著名鉴定家徐邦达、上海著名鉴定家谢稚柳的题跋。这件看似确凿无疑的作品，却也出现在了台湾的拍卖会上。因此，王定林找到徐邦达，请他对这件作品做了鉴定。在鉴定的过程中，徐邦达发现，题跋确系他本人所写，但却是从另一件张大千画作中割裂下来拼凑到这幅画上的，而谢稚柳的签字笔迹也有移花接木之嫌。再凭借对笔法墨法的观察，徐邦达认为这件作品是一件摹本，并非张大千原作。王定林拿着徐邦达的鉴定意见要求拍卖公司退货，当然是遭到了拍卖公司的拒绝。为了证明此作的真实可靠，拍卖公司带着王定林找到另一位鉴定家谢稚柳，请他做个裁定。最终，作为张大千多年好友的谢稚柳给出了与徐邦达相反的结论。虽然王定林将拍卖公司起诉到了法庭上，由于当时还没有出台《拍卖法》，法院按照《经济合同法》等相关法规进行了审判。但因为这件作品真伪难辨，他在一审和二审中都败诉了。为了给自己找回一个公道，王定林托人找到了启功。启功作为鉴定专家，本身并不想卷入这件悬案之中，但因为种种原因不能推辞，最终与其他专家一同给出了《仿石溪山水图》为伪作的鉴定意见。最终，因为该作真伪已有结论，法院宣判王定林胜诉。但事实上，即使没有启功等专家的鉴定意见，王定林仍然能打赢这场官司，因为在该作品的拍卖现场，拍卖会组委会负责人、总策划在现场参与了竞价，并在拍卖本件作品时三次叫价，而在当时的《浙江省财产拍卖条例》和《拍卖管理办法》中有相关规定，“拍卖人及其工作人员不得参加竞买，也不得委托或代理他人参加竞买。如有违反，竞买无效。”因此，基于以上种种情况，王定林才能将《仿石溪山水图》成功退货。现在，关于拍卖行售假的问题，我国《拍卖法》第六十一条第二款规定：“拍卖人，委托人在拍卖前声明不能保证拍卖标的真伪或者品质的，不承担瑕疵担保责任。”因此，在拍卖会上买到假画依然难以维权。拍卖行只要做了免责声明，买家就很难以买到赝品为由退货。我们可以来看看2018年美国纽约的一篇相关报道。在报道中显示，苏富比拍卖行在2012年1月，拍出了一件由16世纪意大利著名画家帕米贾尼诺创作的《圣杰罗姆》，这件作品曾在美国大都会博物馆、维也纳艺术史博物馆作为真迹展出，并在拍卖会上以84.25万美元的价格落槌。经过了4年的相安无事，它的赝品属性在2016年被发现了。2016年3月，法国当局在考蒙特艺术中心举办的列支敦士登王子收藏展上，查获了一幅伪造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画家老卢卡斯·克拉纳赫《维纳斯》的画作。由于这件作品与另外几件存疑的作品一样，都出自法国收藏家朱利亚诺·鲁菲尼，这也令苏富比对4年前拍出的那件同样出自这位法国收藏家的《圣杰罗姆》产生了怀疑。经过专业分析，这件《圣杰罗姆》中出现了艺术家创作时期不存在的某种现代合成材料，这也成为了判定这件作品是假画的依据。苏富比在鉴定这件作品的真伪后，向买家发起了退款，并将原卖家告上了法庭。根据苏富比公司与原卖家的合同约定，卖家售假必须向拍卖行偿还本作品的销售额及利息，同时还有做鉴定所支付的费用以及律师费，总计约120万美元。然而，与1995年发生在浙江的案例类似，这个案例也较为特殊。全球拍卖行的真伪、退货问题，实际上都存在着许多争议。当下，艺术市场的秩序依然需要依靠国家法律制度的建立与健全进行保障，而艺术市场中的卖方需要加强法律意识、诚信为本。这么多年来，行业专家和艺术家们也不断呼吁收藏爱好者们要积极提升“眼学”，谨慎购买。近期全社会都在讨论的元宇宙的出现，或许也会给艺术品市场的这些乱象带来新的希望。全国政协委员万捷就在2022年两会中提出关于元宇宙赋能文化产业的观点：“元宇宙会彻底颠覆传统艺术品的创作方式、发行方式、传播方式，以及消费方式，无论是空间、时间，文化艺术与技术、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等各种方式的结合，将会形成一种新的时空生态。”这里所谈到的发行方式、消费方式，指向的一个方向就是艺术品交易和市场。期待艺术元宇宙的发展能为现实中的艺术品确权、交易提供更新的技术和手段，给艺术品带来新可能性，那或许将是一种完全不一样的生态。雅昌采用安全可靠的艺术品DNA数据采集和存储备案技术，通过对书画等艺术原作真迹进行DNA数据（纤维结构、分子结构、元素成分等）检测和采集，并于雅昌艺术品鉴证中心数据库中进行加密存储备案，基于数据库良好的数据结构和科学的数据编码规则，以及三地容灾备份安全机制，让每一件艺术品拥有独立、权威、安全的数据“身份证”信息，打造真实、权威、专业的第三方证据链条。2021年6月，雅昌艺术品鉴证备案服务已全新升级，它采用了国密级安全算法的科技芯片防伪追溯技术，使用智能手机NFC便可轻松识别，可在雅昌官方平台通过互联网加密验证通道一键查验对比真伪，同时了解艺术品的核心信息、市场流通和拍卖展览资讯动态，真正实现艺术品的大众防伪与溯源。雅昌艺术品鉴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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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雅昌艺术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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