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起陈孝信，我印象最深的，还是他每次出席活动时，手上拧着的那个保温杯。有意思的是，无论走到哪里，数十年如一日，这个保温杯始终没有脱离过陈孝信的手心。仿佛保温杯是他相依为命的“老伴”，成了他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从陈孝信对保温杯的一往情深，可以看出他的执念与操守。与现在的年轻人大都喜欢左顾右盼、朝三暮四不同，陈孝信这一代人受过信仰的洗礼，有着坚定的意志。因而，做任何事情都能够忘我投入，甚至于可以为某种价值追求，而赴汤蹈火。

陈孝信生于民国，长在红旗下，是20世纪60年代的大学生。这一代大学生曾赶上短暂的思想繁荣期，即“大跃进”之后，国家重新走上正轨，使当时的大学生获得了自由呼吸的机会。就读于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的陈孝信，正是在那个时候涉猎各种知识，打下了坚实的人文基础。不过，好景不长，待到陈孝信大学毕业时，动乱爆发，不仅改变了历史的进程，也改变了陈孝信的人生。

据陈孝信自己透露，动乱爆发之初，他曾是首批进京接受检阅的大学生之一。可见，陈孝信当年的激进程度。然而，随着动乱的不断深入，尤其是上升到“文攻武斗”，将社会秩序彻底打乱，也殃及到陈孝信，使他逐渐开始怀疑，继而背过身去，走上了自我的觉醒与反思之路。

这也正所谓“物极必反”。某种程度上说，动乱时期推行的圣学——“辩证法”，其中也包含了对其自身的否定。

事实上，20世纪80年代的现代艺术运动，也同样带有激进色彩。只不过现代艺术的激进，已将对权威的膜拜，转换成了自我的张扬。陈孝信正是从80年代开始介入中国现代艺术运动，成了一位坚定不移的弑神者。

1981年，陈孝信从四川大学中文系美学专业研究生毕业，之后分配至南京艺术学院从事教育工作；再之后又调《江苏画刊》任编辑和记者。但无论是在教学讲台，还是在杂志编辑部，陈孝信始终都在为思想解放和创作自由，而摇旗呐喊。他的思想足迹与知识铺垫，早已纳入“新潮美术”的发展进程，成了中国现代艺术运动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直至1990年左右，因为风向的转变，陈孝信辞去公职，成为自由批评家和独立策展人，他对现代艺术的推介与支持，才由原来的理论输出而转向身体力行。

如果追溯起来，陈孝信也是中国美术批评界最早脱离体制、走向自我独立的批评家之一。

我认识陈孝信，正是在他离开体制、成为独立批评家之后。那是20世纪90年代初，我大学毕业后，由于不满体制的束缚，辞职流浪到北京的圆明园，当了一名职业画家。大概是因为我们的这种自由聚集，构成了一种独特的生存现象，一时间吸引了许多志同道合者，纷纷来“圆明园画家村”寻访和交流。这其中就有批评家陈孝信。

我还记得，陈孝信到“圆明园画家村”时，我和徐一晖等人正在谋划“艳俗艺术”。因为陈孝信在南京艺术学院教书时，曾教过徐一晖、胡向东等人，受其学生之邀，他不仅来看过我们的作品，还一起参与了讨论。我至今都难以忘记，陈孝信当年对我们的批评，可以说是一针见血，毫不留情。不过，批评完之后，陈孝信还是给了我们不少鼓励，尤其是对于初出茅庐的我，他曾当众说过一句话：“你一定能出来！”

我不知道，我后来放弃艺术创作而转向艺术批评，是不是源于当年陈孝信对我的批评？但我知道，我转向艺术批评的初衷，确实是为了摆脱外界的影响，而试图言说出真正的自己。这就像以前的陈孝信，由信仰权威而转到信奉自我一样。我们似乎都经历了同样的精神脱变，也经历了相似的心路历程。

正因为如此，我转到艺术批评之后，一直都把陈孝信视为人生的楷模，亦步亦趋，心慕笔追。

2022.11.5于北京通州

作者：杨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