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几何时，我们惊叹达•芬奇、米开朗基罗、伦勃朗、米勒、塞尚、凡高、高更、马蒂斯、毕加索、列宾、苏里柯夫及晋代的顾恺之、唐吴道子、五代“荆关董巨”、北宋李成、范宽、南宋的马远、夏圭、“元四家”、“明四家”、董其昌、清四僧、近代的吴昌硕、齐白石、黄宾虹等中外绘画大师们，或对生活的深刻理解，或对人物形象的塑造、或对本国民族文化认识的强烈使命感，或无以伦比的艺术感觉以及他们精湛的艺术技巧。同时，我们也欣慰二十世纪以来一代中国美术家所造就的中国绘画的成就。在其笔下，他们以其强烈的历史责任感，高度的艺术使命感，高涨的创作热忱以及专注创作的精神投入创作中。一批纪念碑式的、经典式的力作充满着对艺术崇高美的追求，从现实生活中提炼出合乎时代气息的艺术语言和表达方式，溶入民族审美情趣，走入生活，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发展和超越，使作品达到更高的境界。

　　然而，在商品经济高度发达的当今社会，利益导向仿佛成为最高的艺术追求。于是乎，清丽幽怨，风花雪月，雾雨云烟、无病呻吟、“自我”膨胀等的作品泛滥成灾。所以，人们只能从一代艺术家的如油画《开国大典》、《刘少奇与安源矿工》、《攻占总统府》、《西藏组画》;素描《血衣》;中国画《流民图》、《八女投江》、《转战陕北》;雕塑《艰苦岁月》等作品中去体味那史诗般的震撼。这是思想和意蕴，形式和内涵的高度统一，是艺术的光辉和魅力。真正的艺术品，永远深刻，永远经典，也永远是让人们兴味盎然，意味深长。

　　深刻的作品最能揭示生活、反映历史

　　现代社会的喧嚣浮躁，物欲横流，急功近利与权威舆论的利益导向，使得有些艺术家不甘寂寞，急于张扬表现自己，因此而失去古典大师们对美及其本质规律全方位系统地细细品味探讨耐性。失去了他们那种对完美与理想的向往、追求。德国哲学家黑格尔的一个既通俗、又切中要害的比喻：“人们就象瞎子摸象那样，每当深受触摸到它的那一部分的时候，便信心十足地断言，这就是美。”(《美学》)当下，他们太想一鸣惊人，太想如众多好莱坞明星般的一夜成名。于是，在“触摸到其中一部分”的时候，使通过种种“画外工夫”去表现自己。甚至在从未“触摸”，就试图用极端的“逆反”去颠覆现存的艺术。所有的这些都是既浅陋而又“唯”先锋是瞻的浅薄。

　　纵观在人类艺术长河的颗颗繁星，他们的作品无不以表现自然的和谐优美，或深刻反映社会生活、人生等而成为经典。它对人类的情感有一种积极的“陶冶”作用，有一种“净化”的功效，使观者在视觉经历与心灵体味中潜移默化的洗刷心灵上的“灰尘”。通过作者对生活的体验、艺术的理解，通过艺术创作活动，不管是描绘人物或者风景、静物、花鸟，总是其在深刻体验、感悟社会现实、物质生活的基础上，向观者传递的某种精神性的意蕴。例如，列宾的著名油画《伏尔加河纤夫》，画面上一群衣衫褴褛的劳动者拉纤逆水的船。作品在于暴露帝俄时代的劳苦民众的悲惨现实。从某个角度来看，可以说它在一定程度上“认识”了旧俄生活的某些“本质”方面。但是画面还存在着另外一种因素却往往为人忽视——作者以极深刻的情感态度去描绘这些深沉体现俄罗斯民族精神的善良人们的命运，为的是要把作者的这种深刻思绪去感染观众，激起一种精神上的共鸣。

　　正如刘勰在《文心雕龙》中所说：“操千曲而后晓声，观千剑而后识器。”只有经历深入细致的探究，历经千辛万苦，才能逐渐地接近把握美的本质。也只有深刻、全面地把握艺术内核，发掘内美，才能创造出深刻的艺术作品。深刻是艺术达到了对生命、人生、事物发展等某种高度的认识和境界才获得的。它同故弄玄虚，故作深沉，娇柔做作，装腔作势，完全是南辕北辙。

　　新的世纪中国美术呼唤经典作品的孕生

　　世纪之交的中国美术迎来了新的气象，无论是学术理论还是艺术创作都热烈活跃，正是形成百花竞开的多元格局。积极意义的多元当是新时期的艺术开端，但也同时伴随着许多问题的丛生。这多年来，艺术的繁荣更多地表现在广度与开拓度上，广而不精，繁兴而乏深沉，繁茂而缺经典作品。一些急于表现、张扬自己的艺术家，拿着“现代艺术”或伪现代艺术当作伪装，把反人性、非人道的行为作为时尚，并乐此不疲。当人们，特别是青年一代长期接触到这些非真、非善、非美的，甚而是丑陋、丑恶的表演的时候，就会不知不觉中受到这些思潮的侵袭，“长此以往，国将不国”。中国艺术家的民族魂将被抽去，精神家园的环境也将恶化。

　　历史给我们留下了许许多多的经典作品，从文艺复兴时期的三杰 达•芬奇的《蒙娜丽莎》、《最后的晚餐》，米开朗基罗的《创世纪》，拉菲尔的《西斯廷圣母》到现实主义大师的伦勃朗的《带头盔的人》、德拉克洛瓦的《自由领导人民》、库尔贝的《奥纳斯葬礼》、米勒的《播种者》;从印象派塞尚的《静物》系列，凡高的《向日葵》、《星夜》，后印象派高更的《塔希提岛人》组画，到野兽派的马蒂斯的《舞蹈》、立体派毕加索的《格尔尼卡》;从俄罗斯巡回画派先驱克拉姆斯科依的《无名女郎》、列宾的《伊凡杀子》、《伏尔加河纤夫》，苏里柯夫的《近卫军临刑的早晨》等到前苏联现实主义画家普拉斯托夫的《拖拉机手的晚餐》、特卡乔夫兄弟的《战斗间隙》、科尔热夫的三联画《共产党人》等;从中国顾恺之的《洛神赋图》、展子虔的《游春图》、阎立本的《历代帝王图》、张萱的《虢国夫人游春图》、韩滉的《五牛图》、顾闳中的《韩熙载夜宴图》到范宽的《溪山行旅图》、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等，这些经典的作品通常都是以形象的独特性和形象与内涵之间的独特关系巧妙统一，或以精湛的技巧表现、思想性与艺术性俱佳而著称。作者从现实生活中提炼出的艺术语言和表达方式，溶入自身独特的审美意趣，或以真知远见关注时代生活，把握社会脉搏，或以超凡技巧，自成一格，均在吸取前人的基础上发展和超越，承载民族与人类文化精神，使自己的作品达到更高的艺术境界。

　　如果以俄国文学巨匠列•托尔斯泰的“艺术的起源就是艺术家为了把自己体验过的感情传达给别人，在心中重新唤起这种感情，并用某种外在的标志把他表现出来”(《艺术论》)这一观点来说，历史上的经典，大都是思想上很有含量，很耐人寻味，情感内蕴开掘得深，充分把握形式与内容的意义和素质，用独特的艺术语汇和思想的力量把它们照亮，把它造就为一个充盈着思想的浑然有机的艺术整体。而其所表现的思想并不仅仅等同于观念。在这里，思想情感可说是艺术家深邃智慧的目光，是由他的人格、学养、才华积淀而成的艺术直觉，是被艺术家洞察的形象本身意蕴。而观念却似乎是外于形象的东西。所以，如果我们总把“观念”等同于思想，总爱在“观念”上做文章，却不在事史、形象和如何锤炼艺术精品本身上下功夫，就只会把平庸、恶趣、浅陋带到了艺术中，那么，艺术本身也就终止了它的生命。

　　因此，治艺术之道，欲创经典作品，一需锐气和热情，二要方法与智识。有前者无后者，则激情有余而失于思辨根基不厚;有后者而无前者，则学理有余而失于作品气韵不活。故既有激情的艺术感觉，又有高超的艺术技巧，既有洞察历史的敏锐眼光和学术热情，又有甄别历史的切实思维和学术判断，方有经得起时光与历史、艺术史考验的佳构作品，方能铸成大手笔。

　　新时期中国画期待新的艺术巨匠

　　每一部美术史都由一件件的经典作品串联而成，每一幅的经典作品又透视出每一位的艺术巨匠，可以说每一部美术史，本质上就是巨匠大师的组成史。中华民族有着悠久的历史和灿烂辉煌的文化传统，中国绘画史长河上更是日月经天、星光璀璨。从顾恺之到唐代的阎立本、吴道子、韩干，从五代的荆浩、董源、黄筌到范宽、马远、倪瓒、徐渭，从明代的沈周、唐寅、董其昌到清代的石谿、八大、石涛、近代的吴昌硕、黄宾虹、齐白石等，均以其光耀其时代及后世的艺术形象照耀着璀璨的中国绘画银河。

　　正如“所谓巨匠、大师，就是这样的人，他们用自己的眼睛去看别人见过的东西，在别人司空见惯的东西上能够发现出美来。”(《罗丹艺术论》)。中国美术史上的巨匠们在其光辉的艺术创作生涯中将艺术焦点集中于对中国传统文化和民族风格的发掘与强化，既承传了前人传统薪火的延续，同时实现对其前辈大师艺术传统的历史创造而演进;试图并最终成功地开掘出东方艺术系统发展的内在理路、内核至关。而创造出承前启后、传世万代的作品。

　　在西方“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铺天盖地的泛全球化趋势下，中国艺术家们如何保持和发扬自己的民族精神，如何在对比研究中外美术史上共同出现的“现代注意”问题，引发当代“全球化”及实际上的全球西化条件下东方文化和东方艺术的战略、策略及其前路的思考，从而探索出一条符合人类美术发展普遍规律的，具有中国民族特色的艺术大道。“历史使人深沉”(培根语)，没有历史感的艺术家是浅薄的。所以，企求在艺术家的创造物上追寻中建立自己对历史的责任和价值，可以使我们能从更深层次地认识我们的时代和历史。

　　今天，我们重新回望古今中外绘画的来路，重新思考前路的方向，有助于理性批判的觉醒，人本关怀的复苏，自由精神的催发等基础上，建构对艺术语言的自觉意识与理想，在日益走向自由的开放艺术空间中使平凡与人性能获取真正的意义。有助于在二十一世纪中国画坛的“多元时代”建构以追求深刻，弘扬内美，创造经典为核心的大趋势氛围架构，从而使得伟大的中华文化在此得到全面的复兴，诞生并成长出新的艺术巨匠与大师。

　　祈盼深刻、经典、巨匠

　　这是一个绘画繁荣的年代，同时又鲜见深刻的作品。繁荣往往掩盖“深刻”的贫乏。

　　这是一个艺术多元多风格取向的年代，同时又少见经典的作品，多元往往掩盖了难见经典的现状。

　　这是一个人材、才人、新人、泛名家辈出的年代，同时又是缺乏巨匠，泛名家、才子往往掩盖了巨匠的缺少。

　　而深刻，经典，巨匠正是艺术、美术史上最必须的。

　　艺术质量的提高与艺术的真正中兴繁盛，已到了呼唤深刻，呼唤经典，呼唤巨匠的时候了。

作者：卜绍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