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般人眼里，唐朝轶或许是个不易接近的人。但一旦真正接触，你便会喜欢上他。

　　在我许多年轻的书界好友中，唐朝轶是很独特的一位。这种独特，不是因为其性格、言行中有多少与众不同或怪异之处；恰恰相反，他是一位十分内含且善于听取别人意见的人。

　　然而，这也正是他的独特性所在。

　　大凡年轻，必气盛。这种“盛气”中包含着时代的朝气与活力，这是一个社会前行的动力。但气盛必伴随着浮华与躁动，故而，浅尝辄止或半途而废便成了我们这个时代的通病。

　　朝轶年轻，但他并不“气盛”。温和甚至寡言，是他留给我的第一印象。也正是由于此种个性，使得他极易被人忽视。

　　当今社会，是一个喧嚣、鼓噪的时代，一个人特别是一个与文化或与文化沾边的人，要“赢得”人们的认同，“获得”自己的价值，必先自我张扬、精心包装。这世间，大约没有人愿意寂寞更不愿意被忽视，所以人们争先恐后挤向前台。但世间充满着辩证的法则，比如位置，没有“后”便没有“前”，先行者的价值恰恰是由后进者体现出来的。况且，“后进”虽于政治或经济的实惠极少，但于精神或人格的好处却极多：一则可以免去许多世俗的干扰，静下心来做自己想做的事；二则“后进”者人微身轻，较为“隐蔽”，为人或做事一旦出错，人们并不会太注意，他尽可以放下心来，反观自身，并慢慢改正这些毛病。大约正是由此，放眼望去，我们这个社会，那些浑身闪烁着“光芒”的“开拓者”，光鲜的外表下往往是一个满目疮痍的躯体，而那些默默的“劳作者”虽看去不堪一击，却往往有个强健的体魄与灵魂。

　　朝轶有一颗平静的心，并且他年轻，因此在这世间不需要有太多的顾虑，他唯一要做的便是增加自身的营养，修炼自己的功夫。在平日，他也正是这样做的。

　　唐人孙过庭说：“不激不厉，风规自远。”和平滋养、孕育着无限生机，平静的外表下蕴藉着无限的生命活力。就像表达自己的观点、主张不会偏激一样，朝轶的作品中没有过份情绪化的因素，即使是一些变化幅度较大的草书，他也不会放纵自己手中的那支毛笔，尽管时有俯仰起伏、参差错落，他都能做到张弛有度、节奏舒缓。所以他的作品，无论是工是写，无论真草篆隶，无论枯湿浓淡，无论徐疾疏密，无论长幅短笺，总能给我们沉稳、娴雅的美感。

　　与许多人一样，朝轶最喜爱行草书的创作，究其原因，大约是简便、自由、轻松之故，很符合现代人追求悠闲、自我放松的精神理想。在世间，任何事物，凡利必有弊，行草简便、自由，却极易使后学者落入“陷阱”：一是书写的随意性。书写者往往随心所欲，任笔为体、聚墨成形(还名曰“创造”)；二是实践的肤浅性。人们浅尝辄止，不求深入；三是风格的趋同性。人们像“追星”一样对某种正在流行的风格进行模仿，即使不是有意的，也很难逃出“时风”的魔掌。诚然，朝轶有借鉴甚至模仿，且十分地虔诚，但他是一位聪明的实践者，因为在他那里此两者仅仅是作为一种手段，就像人喝水、吃饭，为的是使机体滋润、健壮、鲜活。所以，虚心的唐朝轶通过作品呈现给我们的，既有清晰的笔墨路数和扎实的艺术功底，同时也有属于他自己的想像力和应变能力。一句话，他的书法，规矩与变化气质两者兼备，故尔颇为耐人寻味。

　　除了聪慧、虚心、灵敏，朝轶还勤奋、好学，所以在我眼里，他虽年轻，却具备一个学者所具有的美德与品格。眼下，他一边随着清华一位名师攻读艺术学博士，同时兼着三份档次与品位极高的杂志的主编或主笔。此番才干，如今像他这般年纪的人很少有人匹敌。

　　一如其个性，朝轶书艺尚虚、尚淡、尚古雅。他的书作一眼望去，疏疏朗朗，清奇散淡，一派天趣，无论完善与否，均无时下流行书风的那种做作或刻板。即使在前些年，他多取碑版之法入书，仍将自然和谐、舒畅随意放在首位。近来，朝轶更多师法谢无量、马一浮等近现代大师。原因很简单，这些先贤的遗墨，无论用笔、结字还是章法，均有疏朗、散淡、奇逸之个性魅力，此正符合他的追求与理想。正是这种精神的契合，使得朝轶并没有花太大力气、太多时间去逐一实际临摹，只是“心摹”，笔底便有了那份松灵与超逸。

　　传统是一种宿命，所以我们的眼前许多的路尽管大都指向前方，但终了却又都回到了原点，艺术也不例外。处在命运的漩涡中，中国人采取一种聪明的办法来抗拒艺术的宿命，这便是——遗貌取神，既学习传统，又超越它。貌是躯壳，神是灵魂。躯壳沉重而有限，灵魂空灵而永恒。遗貌取神，使我们摆脱了躯壳的牢笼，腾升了精神。由此，看似妥协的东方艺术，不断赢得了超越和时代的意义。

　　遗貌取神，也正是朝轶的学书之路。正像他读书、为文，做事，不尚“规矩”却能举重若轻。

　　——唐朝轶能以不长的人生经历和不长的学书时间便从某个局部较好地理解并把握了文化与艺术的精义，或许全凭着他的那份“遗貌取神”的本领。因为，当我们将一切的规矩与法度放在了心里，我们的足下就会变得轻盈与飘逸。

(作者单位：中国国家画院)

作者：马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