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语：以个人道德和经验为准绳的专家时代，在当下的文博界显得尤为重要。“谁来鉴定专家”成为收藏圈里的一个尴尬事件，尤其是在全民收藏的今天，各种鱼目混珠之事尽有，当专家遇上了行家，如何去认同鉴定结果。一边是鱼龙混杂的鉴定专家、鉴定机构、各式各样满天飞的鉴定证书，另一边却是让人无奈的监管制度，更是助长了行业中不规范行为的发展。

　　“专家”在更多的意义上被解读为赝品专家，某某院研究员、国家鉴定委员会以及某某省市收藏家协会等等头衔往往成为这些“伪专家“最明显的标志，他们活跃在各种商业鉴定活动中，毫无任何的约束力。而以徐邦达先生为代表的鉴定时代早随着其过世而结束，但是文博界并未出现能够胜过徐邦达先生的鉴定家，这一时代的结束也从某种意义上代表着“伪专家”时代的横行。

　　“功甫帖”事件引出的鉴定之惑

　　苏轼《功甫帖》由中国上海藏家刘益谦于2013年9月19日在纽约苏富比拍卖行用800万美元(大约5037万人民币)竞得的苏轼名迹，被三位鉴定专家公开指为“清代双钩廓填伪本”，从而引发海内外媒体、收藏界、学者和相关机构的广泛讨论。随时刘益谦连续发出了多份声明，三位鉴定专家也撰文进行更为深入的考究。2014年2月刘益谦更是带着《功甫帖》原作进京进行现场的鉴定。但是时至今日，这场持续已达3个月的真伪之争仍无定论，在各方争论和博弈之下，这一作品的真伪和作品背后的纠纷更为扑朔迷离。《功甫帖》事件已从一件书法作品的真伪之争演变为引起社会广泛关注的公共话题。

被某专家鉴定为国宝的绿松石东汉神兽灯

　　“对于专家，我是特别敬仰和尊敬的，如以徐邦达为首的中国古代书画鉴定小组，他们都曾经给收藏者很多的帮助，这其中并不涉及到什么利益的问题，并且是历尽所能的帮助我们做收藏，但是现在为什么会出现功甫帖的事件?”古代书画鉴藏家陆忠是最早一批和上海博物馆以及各位老先生接触的藏家，回忆起当年与鉴定组老先生相处的点滴，手把手的教陆忠学习鉴定的相关知识，陆忠表示这是中国的博物馆界的专家和藏家、行家一起努力创造的一个好的现象，但是随着功甫帖的事件带来了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没有道理和证据的就去推翻前辈的鉴定意见，这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

　　这起热闹的风波中，处在风口浪尖的三位专家始终没有公开露面进行说明，但这却留给了同行们一个话柄，也是陆忠在采访中所提到的，“为什么来原作都没有看过，就能撰文上万字进行反驳?“，另外一个问题就在于对于前辈们的鉴定结果，如何去认同，徐邦达弟子萧平也表示，徐邦达所著的《古书画考辨》中讲到没有见过的东西绝不轻易表态，即使有很多资料证实是真的，没有看到原作，不能妄下断言。这对于一个做鉴定的人来讲，是需要慎之再慎的。“国家鉴定委员会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专长，比如启功先生专门看董其昌的画作，刘久庵先生专门看扬州八怪的作品，徐邦达先生对于四王吴恽的作品十分在行，这说明专家并不是万能的“，常年从事书画鉴藏的易苏昊对记者说到。

　　同时易苏昊还谈到一个关于“国字号“鉴定的问题，”国家鉴定委员会有明确的纪律表明，隶属国家鉴定委员会的人不能在媒体上对任何博物馆的东西进行真伪质疑“，而当下的情况并非如此，通过各种途径，与民间机构或者拍卖公司存在千丝万缕利益关系的成员不在少数，甚至有的专家成为伪作洗白的代言人。在各种类型的商业鉴定活动中，有些鉴定专家会过度介入到这些链条中，就导致了专家鉴定公信力目前正处在历史的低谷。

　　“五老鉴定专家时代”的终结

　　随着谢稚柳、启功、刘九庵、杨仁恺、徐邦达相继离我们而去，古书画鉴定的“五老”时代结束了，2012年2月23日，中国古书画鉴定组最后一位老先生徐邦达逝世之后，北京匡时拍卖董国强发出这样的感慨，而这一时代也被认为是真正的大专家时代。业内普遍认为，徐邦达等先生成长于民国时期，不但具有书画鉴赏和文史方面的真才实学，还收藏有大量的书画，过眼无数原作，是集收藏与鉴赏于一身的书画收藏家、买卖高手和鉴定巨眼，具有其他鉴定者无法企及的优势。他们的鉴定，是在非功利、非商品经济条件下展开的，专业水平和客观环境都使其鉴定结论可信度较高，因而具有很大权威性。

引起满城风雨的“金缕玉衣”事件

　　“大专家时代就是比小专家出错少的那些人，实践证明五老是这一代人中眼力最好的人，在鉴定上我们要尊重那些大专家的意见，尤其是尊重精英共识“吕立新在雅昌艺术网独家专栏中写到，所谓精英共识就是大专家们对某件作品一致的看法，比如只要是五老一致鉴定过的东西，大家就会信服，因为集体看错的可能性非常小。大师的逝去，对整个行业都是莫大的损失。鉴定自古就是个难题，如今市场上鱼龙混杂，急需规范制度和行业鉴定标准，大师的远去，让这一问题再次暴露，而且我们面对一个多元的时代，各种仪器鉴定以及另类、个性的鉴定方式层出不穷，在没有得到更多的理论和实践证实的情况下，鉴定谁说了算?“半尺”之后谁来丈尺?

　　以五老为代表的上一代的鉴定专家，还是组成之前文物艺术品市场的最主要的买家，他们大部分是有能力鉴别真伪以及在乎真伪的收藏家，相对来讲，当时的市场也是比较清晰，而现在的艺术品市场基本上是投资市场，离传统的收藏时代已经越来越远了，大家在乎的是作品的流通性，至于真伪，已经不再放在首位，这也是为什么会有大量的“伪专家”出现的原因。

　　而在吕立新看来，可以把这些“伪专家”称呼为鉴定专业户，尤其艺术品市场的火热而专业的鉴定人士匮乏，艺术界的专家称为众人追捧的对象，专家走穴上电视做秀的现象非常普遍。“现在请专家鉴定有个有趣的怪现像：尺度严、把关紧的专家，请他的人少;而给钱就胡乱开证书的专家反而找他的人多。这说明，许多人明明知道自己的东西是假的，找专家的目的也不是为把东西弄明白，而只是想借专家的名头把东西给“忽悠”出去。严谨的专家没饭吃，胡说的专家有钱赚，久而久之有些专家不得不随波逐流向市场低头了。只要给钱就说对，明知不行也说好，证书、题跋满天飞，市场越来越乱”。

　　“伪专家“横行下的鉴定丑闻

　　2012年央视“3·15”晚会上直播了有关暗访记者调查文物鉴定“专家”蒙骗消费者的短片，一件几百元的赝品，只要给足了钱，在鉴定人员笔下能够摇身变为价值连城的文物珍品，雅昌艺术网也在之前发布了收藏界十大乌龙事件，囊括了包括金缕玉衣、汉玉凳在内的多宗鉴定事件，在这些层出不穷的鉴定乌龙事件中，一次次的把一些德高望重的鉴定专家推至风口浪尖，然而总是前仆后继，屡有这样的专家陷入鉴定的丑闻中。

被专家鉴定为精品的32颗宝石的神秘金壶

　　而在所谓的鉴定家之间，已形成“互不干涉、互不拆台”的市场潜规则，鉴定界万马齐喑，却没有具有真才实学，敢说真话的人，今天的鉴定界已陷入失去权威，缺乏专业的怪圈。记者曾经采访过收藏家李长平先生，他告诉记者，经常会有一些活动邀请自己过去做鉴定，就是所谓的站台给一些不是太好的东西说好话，之后就是每人发一个小红包，这种事情很常见。但同时也有一些不良的活动组织者，把一些老专家请过来，再请过来一堆媒体进行围观，自然老先生们就不好意思公开发表。相对于这些在不知情时所做的鉴定而言，另外一些无良开证书“专家”就更是打乱了艺术品鉴定的准则。

　　其中尤其是以越俎代庖型的专家为主，术业有专攻，这些专家中有的是玉器、瓷器或者青铜器的鉴定专家，但是他们经常会跨种类的参与一些商业鉴定活动，在他们专业的领域内或许是精英，但是在其他种类了就成了门外汉，这种情况下的鉴定何来权威之说。另外一种为世人所诟病的专家还有一些本已德高望重的老先生，元老级人物，在解放前的古玩界也曾叱咤风云，但几十年的“大锅饭”把他们的锐智已经消磨殆尽，跟在其后的晚生，更是徒有虚名，不思进取。他们老化了的知识无法跟上时代步伐，在市场经济大潮冲击下，显得极不适应，或避而远之，或屡屡失误。

　　另外，个人之外的机构鉴定所出具的证书也是满天飞，著名的“金缕玉衣”评估案都是国家鉴定委员会的委员做出来的，这是一种以个人意志建立在国家机构之上的行为，常年关注中西方艺术品市场的龚继遂在回答记者时表示，之所以现在我们会如此关注一些鉴定的丑闻事件，是因为这个鉴定专家有一些特殊的身份，从言论上来讲，尤其是在鉴定上，可以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行为，但是在对外发布的时候，就必须澄清这样的一个事实，纯属个人行为，否则个人所隶属的单位就必须承担相应的责任，不能公器私用。“机构的公信力也是造成了鉴定丑闻被关注的原因，同时也是为什么这么多的商业活动邀请这些专家进行鉴定的原因”。

　　未来鉴定之道在何方？

　　记者接触过多位古代书画以及瓷器杂项的收藏家，在谈及到为何会钟情于这些老物件时，多数人表示，对于物件真伪的考证是他们认为最有意思的一件事情，而他们在实际的鉴定中，也是采取比较开放的状态，尤其是请教同种类的大行家，虽然经常会有不同的断代意见，但是总体上真伪还是有把握，同时多数藏家表示，早期收藏中，亦是真假白银的交了很多的学费。在证书满天飞的收藏圈里，什么样的鉴定才是最权威，这就成了业内新手甚至是常年收藏的人所关注的问题，专家鉴定会出现利益的纠葛，而科技的鉴定手段更是有漏洞，未来鉴定之道在何方?

功甫帖北京见面会发布会的现场鉴定

　　对此，文化部艺术司在2013年正式启动了艺术品市场鉴定管理试点工作，指出未来将在浙江、江苏、湖南、陕西、广东和北京六省(市)设立权威鉴定机构，“国字号”艺术品第三方鉴定评估机构似乎已呼之欲出。但是“国字号”第三方评估可行么? 中国艺术科技研究所艺术品科研中心主任尹毅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就表示：第三方鉴定、认证专业机构不应是政府组织，也不应是一般模式的公司，它应是相对独立的、类似产品认证机构的新型行业，并且应是具有业务门槛和行规约束的专业化组织。为了中国艺术品市场的健康发展，应将过去、现在、未来的中国艺术品信息，逐步纳入由‘第三方’新业态各机构所从事的两大系统——艺术品科技检测识别系统与艺术品科学备案认证系统。

　　而不同于瓷器杂项的鉴定，以中国书画鉴定为例，古书画鉴定只能交由收藏者自己去判断，而对于在世的艺术家而言，现在也陷入了一个弊端，即从法律的角度来讲，对于自己的作品并没有鉴定的权利。如何能在艺术家在世时就做好真伪鉴定工作，这成为当下的书画艺术家普遍关注的问题。

　　与此同时，雅昌艺术网也在北京文化局批准北京5家单位作为艺术品鉴定机构试点单位之后开始相关的工作，作为首批艺术品鉴定试点单位，雅昌艺术网联合艺术家率先推出了艺术品鉴证备案服务，对现有作品进行鉴定建立权威艺术品“身份证”体系。回顾半年来的鉴证备案项目，已经有七十余位艺术家陆续加入其中，不断壮大着这支艺术品鉴证队伍，从长远来看，这仅仅是一个体系下的框架搭建，在未来如何对艺术品市场产生影响?是否能够促进艺术市场公开、透明新规则的建立?未来还需去触探收藏市场的核心。

　　鉴定究竟有谁说了算?从徐邦达先生逝世之后，以个人道德和自身经验为准绳的鉴定体系已经濒于瓦解，这一时代的终结从某种程度上也说明在这个假货横行的当下，某些鉴定专家缺少了一些道德和法律的约束力，亟需构建一个全新的鉴定时代，这个时代既要有徐邦达式的专家，也需要借助于科技的手段进行完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