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当下中国画坛，我们似乎习惯了以风格化的样式对画家进行分类，在这里有一个潜台词，那就是似乎风格就是个性。而这种分类的依据不外乎：一是以地域或者是创作对象为目标分类；二是以地域或者是群体的语言风格的趋向或是趋同性来进行分类；三是以创作的理念或者是师承关系来进行分类。有了如此分类，中国画坛的现状自然也就多门多类，表现出异常的纷繁与斑斓，可谓是异常热闹，也貌似非常繁荣。

　　面对画坛的这种热闹与“繁荣”，我们一旦进行冷静地审视，就总是感到有不少缺失及存在很多问题。这种缺失与问题如果可以进行归纳与概括的话，首先，就是精神与语言本体上、评价与评判勇气上的缺失。这也是中国画坛面临的最大的文化贫血之症状。而这种症状的不断蔓延，将导致中国绘画的创作能力及绘画本身所具有的发展活力的匮乏。我想，这是在热闹的外表之下我们似乎能够看得到的危机。有时常常在思考，面对危机，我们为什么没有气馁，没有失去前行的信心？答案可能只有一个，那就是中国画本身的笔墨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及创造能力，并且一直有一批具有文化担当的仁人志士，在围绕笔墨的生命力与创造力，默默进行着艰苦而又持续的求索。在很多时候，他们愿意并能够静下心来，甘于坐冷板凳，不以己悲，不以时利，在专注中苦行探道。由于他们的不懈努力，使更多的人关注并投入到对中国画艺术本体这一本质问题的思考与探索中来了。刘兆平就是这一探索过程中的重要代表人物之一。

　　刘兆平艺术探索的最大看点就是，围绕笔墨这一核心，将笔墨探索这一步拓展至水墨领域，并强化以水墨生态为内核，生发水墨生态应有的理念及技术体系，并在此基础上，建构与培育水墨的生态文化及其精神，将水墨的风神建构在审美多样化、系统化、竞合化和谐化的水墨生态系统之上，为水墨的当代性，甚或是中国画的当代性探索，在语言本体及语境转化层面，从理念、架构及语言、语境等诸方面提供探索的可能性。我想，这可能是刘兆平在新时期中国画探索过程中不断引起人们关注，越来越具有学术标示意义的一个重要原因。

（一）

　　我们知道，人类已经经历了传统农耕文明与近代工业文明两个基本的历史阶段。随着人口过度增长，土地、生物、森林、矿产、能源等资源日趋枯竭，人类生产与生活环境的污染日趋恶化，所有这一切都说明工业文明自身已经陷入了空前的发展危机。要解决这个问题，当然不能是退回到效率低的农耕文明，而应该在继承工业文明现有成就的基础上自觉吸收农耕文明的成果及尊重自然发展规律，从而构建出一种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文明形式，这就是当下我们宣扬的所谓“生态文明”。可以说，这是水墨艺术发展过程中遇到的大的发展转型及时代背景。一位伟人曾讲过：“问题是时代的声音”，是的，社会问题会在艺术表现过程中，以时代的审美取向变化的方式体现出来。

　　水墨生态是人类探索、认识与建设生态文明的重要路径与组成部分之一。水墨生态系统的演进是一种不平衡到平衡的竞合过程，和谐是水墨系统演进的重要目的，从我国水墨艺术发展的轨迹来看，每一次水墨艺术的发展，都是水墨系统受到冲击导致失衡而不断演进的结果，从水墨系统失衡到新平衡的建立都是水墨系统和谐发展的一种系统调节，而这种系统调节的基本标准与取向不是别的，正是基于水墨审美认知的一个新共识的形成，所以，水墨生态的演进与发展既是一种自组织的行为，又是一种具有系统使命的演进过程，因为水墨系统并不是一座空中的楼阁，而是成长在文化大背景之中的一种文化存在、一个艺术系统，这也是我探讨与研究水墨生态的一个极为重要的出发点与前提。

　　在中国哲学的长期进化发展的过程中，整体观、求同存异观及和谐共处观等无不与生态学的基本要义相一致或者是相吻合。同时，在中国哲学中，所阐释的“究天人之际”的根本议题可以说也是生态哲学所探讨的基本课题。特别是老子提出的“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的哲学命题所揭示的人与自然和谐共进的基本价值观，可以说也是与生态哲学的价值取向相一致、相统一的。而在儒、释、道诸哲学要义中所倡导的人与人、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等如何和谐相处与共进，可以说都有系统而又全面的论述，而这些宝贵的价值理念可以说也构成了中国生态哲学思想丰富而又系统的内容。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建立在中国传统哲学思想之上的中国生态哲学的思想，无疑就成为水墨生态探索的指路明灯与基本的支撑。所以，我们可以看出水墨生态所应有的一些哲学的基础。美国著名生态哲学家曾指出：衡量一种哲学是否深刻的一个重要尺度之一，就是看它是否把自然看作与文化互补的一种存在，并给予自然一种应有的尊重。可以说生态地存在是人类生存发展的一种新的方式，更是一种新的文明阶段，水墨生态探索的系统哲学意义就在于此。从以上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出，从文化哲学的深刻体悟，到以人与自然和谐相处共进为中心为主轴的生态探索，可以说开启了水墨生态探索的窗口，生态找到了更系统、更为完善深入的支撑点。概括地讲，我们可以将这些基础与支撑总结归纳为以下几个大的方面：

　　其一，中国传统哲学的基本问题就是处理天人关系的。冯友兰说：“‘人’和‘自然’的关系，就是中国传统哲学中所说的‘天人之际’。所谓‘天人之际’，可以从两个不同的层次来理解：一是强调天与人本来就是一体的，我们可以称之为‘天人一体’；二是天人应该是统一的，我们可以称之为‘天人合一’”。关于天人合一，老子提出“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的命题。他所说的“自然”，是万物的自己而然、自我决定、自主生长的特性。所谓法自然，是不干扰万物之本性，让其自我生长，这是尊重和顺应自然的态度。儒家哲学从未把人和自然分割开来，它对于“天命之谓性”、“天人合一”，即天道是人道的基础的认识，奠定了人应服从自然秩序的存在模式，“与天地万物为一体”的道德追求把道德共同体扩展到了一切生物和非生物的生存秩序中。与道家有所差异的是，儒家所认为的天或自然就是“生生”。生生不息是自然界的基本事实，也是自然的“合目的性”的一种发展路线。自然的进化最终是要达到生生不息的和谐之状态。在儒家看来，人心正是天地之心。只有人能够体会天地之心，进而助成天地万物生生不息的生命运动。其中，“为天地立心”就已经包含了一种生态责任。

　　其二，水墨生态依据的是人与自然万物有着共同的来源和本性，在探索中以为人与物并生于天地之间，人之体与物之体都是由天地之间的“气”所构成。“气”是水墨生态过程中的一种超系统的要素，是水墨生态统御性的存在。中国画没有“气”，就难以孕育出艺术的生命力，“气”对于中国画的意义是极为重要的。可以说中国画的“气”就是其生命力的载体，是由性而生，而中国画之“气”应为正气、浩然之气；更是正大光明之气。《大涤子题画诗跋》的一则画跋：作书作画，无论老手后学，先以气胜，得之者精神燦烂，出之纸上。石涛说：“天地浑镕一气”，“天地氤氲秀结，四时朝暮垂垂。透过鸿蒙之理，堪留百代之奇。”“写画凡未落笔，先以神会……务先精思天蒙……以我襟含气度，不在山川林木之外。”“真在气不在姿也”，这正是讲心、讲物、讲理、讲情而统一于“气”，这是“气”的理法精神的重要阐释。由此可见，水墨生态探索中的这种“气”，是水墨生态系统的内在灵魂，是一种超组织的系统存在。

　　其三，水墨生态在自然万物中有自己特有的存在方式和规律，水墨的发展也是有规律可循的。在朱熹看来，人与物虽有共同的来源和本性，但是由于人与物的“气”的不同，所以人与人之间、人与物之间，乃至物与物之间存在着差异，因而各有各自不同的“道”，即人有人的生存方式、物有物的存在方式。因此，人与自然万物相处，必须依照它们各自特有的存在方式和规律，而不是依据人的主观想象，更不能违背自然万物各自的存在方式和规律，以至于造成对自然的破坏。水墨生态的发展规律就是在历史与实践的逻辑过程中，需要我们体验、研究、提升与总结

　　其四，水墨生态探索强调尊重自然，就是要求进一步认识自然状态与规律，并按照自然规律对待自然、顺应自然。即要“知得天地本来生生之意”，知得万物之性是水墨生态探索的基础。水墨生态首先是自然状态中的水、墨、纸的一种演绎，认识与尊重水、墨、纸的自然状态与规律是水墨生态探索的一个基础与根本。

　　其五，水墨探索追求人与自然的和谐，要处理好人与自然的关系，并以此作为最高的目标。从生态的角度看，这不是单纯的以人类为中心，而是一种通过人与自然的互补与协调而达到和谐的生态观，水墨探索关注以人与自然和谐为中心的生态观，及要求在互补与协调过程中要把握好竞合之“度”。即要求作为社会主体的人是在四种关系的构成中生存生活的，一是人与自然的关系，二是人与社会的关系，三是人与人的关系，四是人与自己内心的关系。这种多层次性的探寻，打破了生态的单一向度的环境性的探求，而是从系统角度、哲学角度来探索水墨的生态存在与生存环境，这正是水墨生态探索的哲学基础与起点。

（二）

　　刘兆平来自内蒙古大草原，面对得天独厚的生活环境及创作素材，他并没有坠入草原风景及鞍马人物的窠臼之中，而是心有所向，文思纵横，冥冥之中与长安画派的文脉正途相汇，拜长安画派巨擎方济众为师，从此开始了其长达半个世纪的笔墨探索之苦旅。我们知道，方济众是长安画派的代表性画家，他的创作风格既受其师赵望云质自然、平民化的影响，也受长安画派另一代表人物石鲁的影响，注重笔墨的表现能力的开发。这种双重的影响并没有使方济众的个性消失，而恰恰在巨匠的艺术探索的差异间，他找到了能够使自己的艺术勃然成长的巨大空间：诗情化的自然与表现。这一点对刘兆平的启发可以说是巨大的。

　　在研究中我们发现，方济众艺术的特点是将现实生活导入田园诗情化的艺术感受之中，从而变革了传统山水模式的格局，将传统山水画的审美范式，转换为以现实生活形象为特征的、朴素亲切感人的田园化模式，从而确立了自己在中国山水画创作中的地位。方济众先生是一位重自然性灵与笔墨心性相结合的艺术家，早年清风明月的故乡，巴山蜀水的心灵滋养，形成他内秀的性格与精神气质。在20世纪60年代崛起并提出“一手伸向传统，一手伸向生活”艺术主张的长安画派中，方济众虽是其中一员，但在艺术变革的格局中，如果我们与其师辈的赵望云、石鲁的作品比较，就会发现：赵望云朴拙敦厚，注重笔墨与区域风貌的融合及自然形象的刻画；石鲁奇倔外向，注重笔墨表现力及情感张扬。而方济众则注重笔墨表现力的发掘，注重自然本性的抒发。在长安画派的方阵中，方济众并没有因为群星灿烂而消解了自己的个性，反而在夹缝中形成了自己的艺术特色及独特的艺术魅力。刘兆平在这里找到了进行艺术探索与创造的一条路径或是脉络，这是方济众给予他最为宝贵的艺术财富。

　　刘兆平的水墨生态的探索，可谓是开拓了中国画当代性探索的另一扇大门。我们知道，中国画当代性是对中国画当代形态的一种高度概括，是站在理论高度上的一个理性化的提升。概括地说，目前，中国画当代性可以从六个方面进行概括阐释：一是在文化大背景下当代文化精神向度上的一种取向性的探索；二是审美的言说空间从有限向无限努力的企图；三是在审美经验的整合中，对信息量的追求与体验成为一种新的取向；四是在多样性与都是时代化的环境中，中国画生态化的生存与发展已成为一种重要的发展取向；五是对本源及本我的生存及其体验，已深刻地影响着中国画的发展与创作，向本源、本我的回溯已成为中国画发展的一个方向。六是环境要素已经深刻地参与到审美过程之中，环境的交互性效应已经成为审美过程中重要的组成部分。由此可见，刘兆平水墨生态探索的坐标位置与意义。概括地来讲，刘兆平的水墨生态的探索，集中地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水墨生态是一个艺术哲学的概念，更是一个艺术理念，而这一哲学理念的核心就是水墨生态首先是一个系统，也就是说，水墨生态首先是建立在水墨这一系统之上的。刘兆平水墨生态的系统性探索最主要的就是将水墨生态作为一个整体来展开探索，是一种整体性的探索，不是目前不少人进行的离散性的点式探索。刘兆平从水墨生态的理念入手，探讨并逐步形成了自己体系化的水墨生态审美思想、趣向与体系。同时，在深化探索的过程之中，将这一审美的思想、趣向及体系，不断延伸至水墨语言及语境层面的探究之中，并使自己的作品体现出相关的探索面貌。另外，刘兆平绘画作品所选取的题材与内容，也都是展示的一种新的生态理想：自然的释怀、身心的和谐、生命的竞合及向上的精神状态。总的来讲，刘兆平水墨生态系统性探索的主要框架可解读为：

　　（1）水墨生态的系统理念：在越来越多元化的水墨审美语境中，水墨表现面临复杂、多样的境界，如何在复杂、多样的境界的水墨复杂境界中发现更多的可能，拓展更大的生发空间，而不是在消解中沉寂，从而张扬水墨审美创造能力。可以说，这是水墨生态能够延伸的学术内核与核心理念。

　　（2）水墨生态的系统审美思想：水墨生态审美文化的多样性与审美取向的多样性是审美能力竞合成长的动力，是审美创造的动力；水墨生态审美是经验与随机整合的一种系统状态；在水墨生态中，关系是普遍的，竞争是融合与和谐的的手段；在系统的融合与和谐中，达到了共识与个性的统一；系统存在既让水墨生态具有了独立性与自足性，也让其具有了基于自需与自觉的开放性。所以，水墨生态不是一个概念与形式，而是具有演化目标的生命状态。

　　（3）水墨生态的审美趣向与体系：水墨生态要表达的不是那种高不可攀的崇尚与仰视，而是一种竞合关联的状态。那种随着自己心性的节拍，把水墨的张力悄悄地隐在对生存状态的思考与体验的不经意之中。水墨生态如果可以说是一种审美取向的话，勿如说是文化体验中的一种深刻的文化价值向度。在当今中国画坛中，形式出新者可谓大有人在，而在艺术层面上能谈得上美学追求的却少见。从这种意义上说，水墨生态所呈现出的美学境界是难能可贵的。具体地表现在以下五个方面：一是水墨生态在文化体验中形成了独特的美学思想，这使绘画探索站在一个时代的高点；二是水墨生态在文化体验的整合下，形成了自己的意象表现风格，并与泛生活化的空洞化、程式化的表现形式拉开了距离；三是水墨生态题材的生活化与当代化视角的取舍，给人更多审美的空间纵深与言说感悟；四是水墨生态能够聚合对作品投入与情感，使作品在空间与信息量等方面有较大的体量与承载力。五是在中国美学转型从非本源性的抽象的科学世界回归或超越到本源性的生活世界的过程中，水墨生态催化着中国画发展历程的改变，推动着中国画发展进入文化与精神消费的进程中。

　　（4）水墨生态语言与语境：水墨是笔墨的一种延伸。“水墨”是一种体验，很难用“科学”的分析来阐释，这源于中国文化的综合性和艺术概念的模糊性。第一是水墨要素。在水墨技法上，“笔”通常指勾、勒、皴、擦、点等笔法；“墨”通常是指烘、染、破、泼、积等墨法。在理论上，我们强调笔为主导，墨随笔出，相互依赖映发，完美地描绘表现物象，表达意境，以取得形神兼备的艺术效果。第二是水墨结构。从系统理论的角度上看，笔墨关系即笔墨结构。水墨结构是指中国画中各种笔墨要素及其形态、笔墨单位（诸如线、点、块、面、干、湿、浓、淡等因素）的排列、组合等构成的关系，通过它们的衔接、断连、对比、转换、积叠与渗透，在笔迹运动中形成了一定的节奏与韵律。水墨结构有要素与张力之分。要素结构是指色痕墨迹在勾皴泼染中的起承转收、点线体面在堆刮挑抹中的对抗咬合、血脉精气在走笔运刀中的升沉跌宕。张力结构是指整体构成在经营安排中的争让开合、精神张力在团块构造中的聚合与位置布列中的运行流动。水墨结构是中国画发展的内在核心，是研究中国画的内在根据，从这种意义上来说，水墨结构既是一个整体结果，又是一个实践过程。也正是从这过程之中，我们可以探索和发现中国画走向现代和未来发展的脉络与趋势，这为中国画的不断发展提供了很大的探索空间。第三是笔墨表现。我们知道，中国画创作中，一幅作品的创作真正用到的笔法、墨法只是其中一种或几种。而创作另一幅作品时，可能又用到另一种或几种笔法、墨法。勾、勒、皴、擦、点等笔法概念和烘、染、破、泼、积等墨法概念去掉其中的几种，都不会影响到体系的根本结构，原因在于它们之间的局部非次序排列。也就是说，中国画能够独秀于世界艺术之林，除了它的收敛众景、计白为黑的构图法则之外，还有一个原因就是通过丰富多彩、诡谲变幻的笔墨语言表达出独有的表现效果。第四是笔墨精神。水墨在创作中从来就不是孤立的。绘画的内部与外部要素，如造型、构图、风格，画家的书法、诗文、篆刻、美术史论的修养，画家的个性、情感、品操，乃至时代风气、相应的文化精神与历史情境、以及中国人的智慧特色等等，无不与笔墨有千丝万缕的联系。用当下流行的评论术语说，就是笔墨也有它的“语境”，只有综合地看待笔墨，并将其视作整个中国画艺术、中国文化有机生命的一部分，才能更好地理解与把握。这是笔墨问题的核心，也是难点。水墨作为传递绘画内涵的媒介与手段，它本身也具有文化符号性和一定的精神意义。作为特殊的传达方式和接受方式，它凝聚着中国文化独有的气质与性格。水墨的表现不在于它的形式、表现内容，而在于其文化意蕴及其精神。可以说，中国画正是具备了其相应的水墨精神，才使得其更有创造力与时代价值。第五是水墨环境。水墨的系统性决定了它有自身独立的生存状态及其相应的生存环境。

　　其次，刘兆平有关水墨生态的多样性探索。我们知道，在生态系统的过程中，生态的多样性可以说是生态系统赖以存在的一个重要基础。刘兆平关于水墨生态多样性的探索，更多地体现在水墨语言的多样性呈现，以及对这种多样性的一种或多种可能性的一种选择。我们讲这种多样性及多可能性的存在不是一种理论性的抽象概括过程，更多地是一种基于中国传统文化与文化传统的一种生发。这种探索，归纳起来，主要有两个方面：

　　（1）水墨语言及其表现的多样性探索，这是刘兆平水墨生态探索的基础与前提。我们常讲，一名艺术家要有创造性的表现，自己感悟的能力与应有的觉悟至关重要。但是，创造性并不排斥写实性的生活再现，这其中最为主要的核心就是，艺术家理性的认识与追求是否能悄然地隐于表现的过程之中。长安画派在注重传统与生活的同时，其实还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注重用笔，即注重用笔的功力与修炼。探索正是在笔墨与造型、用线与抽象间着力的，其核心还是用笔。用笔的着力点是如何张扬线的表现力。在历史背景下的叙事化的拓展使这种努力有了更多支撑点与整合的手段，从而使表现与形式统一在一个审美文化的取向中。笔墨是中国画传统的核心，笔通常是指勾、勒、皴、擦、点等笔法及用笔轻重、疾徐、偏正、曲直等变化；墨更多的是指烘、染、破、积、泼等墨法及干、湿、浓、淡等变化。笔墨作为一个审美的范畴，还存在一个认识的问题。唐·张彦远说：“骨气、形似，本于立意，而归于用笔。”清·原济云：“用情笔墨中，放怀笔墨外。”对笔墨的深刻体悟与认识，推动了刘兆平水墨生态探索的进程，特别是在水墨语言及其表现的多样性探索方面，使他受益良多。更重要的是，这为他的水墨生态探索找到了突破口。

　　（2）对多样性存在的多种可能性选择与融合或是兼容的探索，这是刘兆平水墨生态探索的关键与核心，也是其水墨的创造性意识的体现。融合与兼容的探索有两个重点：一是刘兆平审美经验的构建。审美经验是艺术哲学研究的重要范畴，而哲学又给了我们更多反思的支点，我们唯一希望的是，刘兆平在审美经验的架构中找到更多、更适合自己的支点。二是刘兆平艺术语言的形成。艺术语言是刘兆平长年研究、探索与实践的结果，同样，画家对艺术的认识也是一个不断深化的过程，是更需要画家倾其一生而为之的事情。只有语言提升与认识的提高达到一个高度的统一后，画家的创作才有可能更上一个新的台阶，这是一名艺术家取得成功的必由之路，是艺术家探索的正途大道。刘兆平水墨生态的探索，自然偏离不了这一路径。

　　第三，刘兆平水墨生态的持续和谐性的探索。持续和谐是生态系统稳定与持续发展的重要方面，但和谐不是固守或一成不变的结果，而是竞争与合作博弈而达成的一种状态，水墨生态和谐性的探索与达成，就是水墨要素在创作过程中进行竞合而达成的一种趋势与状态。而水墨生态持续和谐性的达成，更多地依赖以下几个方面的认知：

　　（1）对不同水墨语言个性的尊重与融合是达成水墨生态持续和谐探索发展的一个基础。

　　（2）在中国文化的大背景下，按照中国画艺术的表现规律对水墨进行多样性的整合与融合，形成相对统一的语言与表现形式，释放或拓展表现的空间，是水墨要素竞合发展而生发的一种可能性路径，也是水墨生态持续和谐性探索的重要途径与方面。

　　刘兆平的水墨生态持续和谐性使我们深刻地认识到，水墨生态的生命力与创造性是在变化与出新中闪现的，是在竞合过程之中呈现的。由此可见，我们对中国画传统的传承，更多地传承中国绘画给予我们所提供的资源与精神，而绝不仅仅是一种形式，这在刘兆平的水墨生态探索中表现的尤为突出与充分。

　　第四，刘兆平水墨生态探索的环境意识。不少画家一提到绘画的生态环境，就直奔自然环境、直奔生态污染与恶化的题材，这当然也是生态探索的一个方面，但刘兆平关于水墨生态的环境意识，更多地是关于三个方面：

　　（1）经济、政治与社会环境与生态水墨的影响；

　　（2）文化消费、文化环境的影响；

　　（3）艺术生态背景的影响。

　　刘兆平在水墨生态探索过程中这种特别的环境意识，促动其艺术创作更加贴近现实，更加具有当代审美的趣向，其艺术的表现也更加接地气，这是其重视生态环境意识的重要缘由。

　　第五，刘兆平水墨生态探索的文化姿态。任何一个生态系统的存在都有其存在的文化及其进化的目标。对刘兆平来讲，其水墨生态探索的文化取向及精神指向无疑是探寻的基本目标与追求。在这里，文化取向事实上包含有价值评判与价值标准的认知，而文化精神则是中国审美过程中更加哲学层面的追求。由此可见，刘兆平水墨生态的探索正在文化标准及精神高度的观照下，而进行的一种自觉的探求性的修为，在其水墨生态艺术精进的过程中，其实是一种更为实在、更为有意义的文化担当。

作者：西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