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赤骏在广州美院主持着油画第四工作室，艺术之外，他用近二十年时间在距离广州城一百余公里的地方建造着自己的“湖庐”。胡赤骏的舅舅便是1950年北京城规划“梁陈方案”的提出者陈占祥先生，而“梁”则就是梁思成先生。或许是家学缘故，建筑成为了胡赤骏主要关注对象之一。

　　广州旧城改造，胡赤骏曾作《广州旧城》系列。他以绘画抢救记忆，看得出，他心中万般可惜，但都市的“拆”与“建”，这是身处时代每个个体所无能为力的。而后建起的“湖庐”远离了市区，它在都市边缘处孤独默然地对抗这种进程。

　　开始“湖庐”建造愿望是从九十年代开始的。建筑过程漫长，但当时做出这个决定胡赤骏却并未花费许久时间，他说：“有很多人不做是因为没钱，有些人有钱却不知到怎么做，其实最重要的是现在就开始。”的确，一位哲学家也曾说过：“当你决定要出发时，旅行中最困难的部分已经结束”。而其实不只是旅行，人生再多重大事情也概莫能外。

　　九十年代中期以后，随着改革开放的全面展开，中国当代艺术遭遇到国际化，市场开始兴起。也正从九十年代开始，为实现建造“湖庐”的梦想，胡赤骏下海经商，开始做经济上的努力。“曲线救国”的方式使他换来了经济的宽裕与思想行为的独立。而今回看胡赤骏的艺术生涯，这显得尤为重要。因为时至今日，由于经济方面种种原因，多数中国当代艺术家面对市场诱惑之时再难坚守初衷。

　　“湖庐”不属于能在美术馆展出的艺术摆件，但它却是胡赤骏巨大的跨领域“有机生态空间艺术”创作。所谓“湖庐”，就是一座依山傍湖的生态建筑。这是胡赤骏自己开山挖路、设计并建设的建筑构筑(半地下式)，从设计到建筑实施，这里涉及到景观、地质、材料、风水、节能环保、生态规划、可再生能源利用等多领域学科的综合运用。但看得出来，胡赤骏像孩童一般，创作、建设与玩耍同步，他享受这人工建造的缓慢过程。当遭遇到问题就去解决问题，这是胡赤骏的建造哲学。在建造之中，胡赤骏积极融入当地，他向村民学习山林植被、河流、蛇虫鼠蚁等相关知识，同时他也邀请村民投入到建筑、水利等各种相关事务中来。他无偿引水帮助当地果农灌溉800亩果地，而果农们也自觉地为他看护供水线路。

　　自陶渊明之后，每个文人都在寻找属于自己的桃花源。为构筑精神乌托邦式的世界，从古至今，文人参与建筑是常有之事，建筑对中国文人的精神属性远大于实际居住的意义。建筑常导引出某种“幻觉”，这“幻觉”让身处其间的人遵循特定的精神法则，而建筑正是以这样的方式生产与培养人文“态度”。

　　建造过程，是“湖庐”精神汇聚的过程，也是胡赤骏不断赋予“湖庐”内涵的过程。而经由人群在此的不断聚集，这精神的指向性逐渐清晰明确并被放大，每个到达此处的“居者”都受到了“洗礼”。

　　而今艺术市场大好，在经济充裕情况下，艺术家纷纷开展建造行为，可以说已成泛滥之势。但真如胡赤骏一般九十年代开始从设计规划到建造施工全程参与近二十年的，算下来大概艺术家中却只他一人了。

　　对照胡赤骏与“湖庐”，总让我想起中国当代艺术另一重要案例——汪建伟1994年的观念艺术《循环•种植》^【1】。汪建伟用艺术家身份切入现实，以打破艺术与生活之隔绝重新构建出关联的可能性。但就行为本身，他其实并未亲身参与到劳作过程，他所谓的“参与”乃是逻辑与思辨下的“实验”，作为艺术家的汪建伟仍外在于这一切。但胡赤骏则不同，他没有预设艺术的逻辑或将建筑当做艺术实践，也没有刻意强调其艺术家的身份。但无论如何，就其行为来说，这终究已成为了中国当代艺术另一重要案例。它提示这个时代的艺术家，在艺术之外我们还能取得何种的“建造”。

【1】1994年，汪建伟回到自己曾经插队的地方，与当代农民签订协议，农民拿出一块试验田，他提供种子，农民耕种，风险收益双方承担。整个过程被汪建伟记录下来，名为《循环•种植》，作品用以探讨艺术家身份跨界之后艺术产生的新现实关联。

　　编辑 刘飓涛 图片 胡赤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