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共有不可移动文物近77 万处，其中古遗址、古墓葬类33 万处。在已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4295 处中，约三分之一为古遗址、古墓葬。而大遗址就是特指规模宏大、价值突出的考古遗址。它不仅是遗存本体，还有与其相关联的环境载体共同构成的综合体。大遗址保护工作的开展，对于全面提高文化遗产保护、管理、利用水平，充分发挥文化遗产在经济和社会发展中的重要作用，实现文化遗产事业的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十二五”以来，大遗址保护工作全面推进。在“十一五”工作基础上，以实施重大综合保护示范项目、建设大遗址保护示范园区和国家考古遗址公园为着力点。国家文物局、财政部发布《大遗址保护“十二五”专项规划》，进一步强化责任、加大投入、加强引导，构建了以六片(西安、洛阳、荆州、成都、曲阜、郑州)、四线(长城、丝绸之路、大运河、茶马古道)、一圈(陆疆、海疆)为重点，以150处重要大遗址为支撑的大遗址保护新格局。重点推进了隋唐洛阳城遗址、良渚遗址、牛河梁遗址、铜官窑遗址、曲阜鲁国故城、汉魏洛阳故城、扬州隋唐城遗址、景德镇御窑厂遗址、秦咸阳城遗址、南宋临安城遗址、老司城遗址、古蜀国遗址、西夏王陵等考古遗址核心区和大遗址重点保护展示工程;完成新增50处重要大遗址测绘工作，初步建立了基于可扩展平台的大遗址文物信息电子数据库;编制150处大遗址保护与发展战略规划和大遗址保护片区总体规划;持续开展长城、大运河和丝绸之路保护工作，形成规模和联动效应。实践证明，大遗址保护项目的实施极大地提升了大遗址提供公共文化服务，促进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的能力，实现了大遗址保护与生态文明建设、经济建设的紧密结合，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的协调统一。

　　考古遗址公园建设现已成为我国“十二五”时期文化遗产保护的重要内容之一。2010年国家文物局颁布了《国家考古遗址公园管理办法》，鼓励、支持大遗址所在地建设国家考古遗址公园。

　　国家考古遗址公园是立足于中国国情和大遗址保护的实际情况，在充分总结和借鉴国内外实践经验的基础上提出的，是以更加开放的思维、更加灵活的方式和更加积极的态度来解决大遗址保护展示所面临的各种问题。

　　“十二五”以来，国家文物局陆续出台了《国家考古遗址公园规划编制要求(试行)》(2012年)、《关于进一步规范考古遗址公园建设暨启动第二批国家考古遗址公园评定工作的通知》(2012年)。并在2010年、2013年先后评定公布了第一批、第二批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含立项)名单，使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名录总数达到68家，其中有24家国家考古遗址公园挂牌，44家立项。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已经纳入国家发展重点战略决策，被《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年)》列为人文城市建设的重点。

　　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建设秉承的保护为主、考古先行、面向公众、因地制宜的原则，实现了遗址的整体保护，成为大遗址保护的一种有效方式。不同于一般的城市公园或主题公园，考古遗址公园是基于考古遗址本体及其环境的保护与展示，融合了教育、科研、游览、休闲等多项功能的城市公共文化空间，是一种更为积极的保护方式。为整体保护遗址，恰如其分地展示与阐释遗址，发挥遗址的社会效益提供了有效的尝试与探索。

　　2014年，国家文物局组织对第一批国家考古遗址公园2011-2013 年度的资源维护、管理与服务情况进行了评估。详细的数据凸显了国家考古遗址公园的意义重大、成效显著。评估结果表明：

　　国家考古遗址公园有力地促进了遗址保护、研究和展示;有效实现了面向社会、服务公众、惠及民生的目标;彰显了遗址价值，是传承与弘扬中华民族传统文化、开展爱国主义教育的重要载体。

　　从圆明园、周口店、秦始皇陵的起步，到集安高句丽、殷墟的试点;从金沙、三星堆、汉阳陵的探索，到大明宫、隋唐洛阳城的全面启动，再到良渚、鸿山的规划实施，通过建立考古遗址公园整体保护大遗址的方式逐渐得到人们的关注和认可。考古遗址公园在有效保护遗址本体，构建经济社会发展与遗产保护和谐关系的引领作用、杠杆作用已经展现。

　　金沙国家考古遗址公园的建设，促成“金沙第四商圈”的出现，使城市获得了新的发展空间与机遇;良渚、鸿山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协调了遗产保护与城市发展、新农村建设的关系，使美丽的人居环境、“田园城市”的梦想开始呈现;集安市围绕高句丽国家考古遗址公园调整城市布局和产业结构，积极提出建设“遗产城市”的新理念;隋唐洛阳城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大胆采用保护展示棚的方式对天堂遗址进行展示，对遗址功能进行创造性的延续，获得市民高度好评，成为洛阳市的城市新地标;大明宫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在大遗址保护和让政府、群众、企业满意上寻找契合点，带动了西安北城的区域复兴。

来源：华夏收藏网-藏趣逸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