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因为你的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直奔主题，在和亚中谈话中，主要篇幅是乡村计划最后阶段在美术馆展出的接近结束的时候，你有一个行为艺术——理发。我在你们当时回到太原时听说过，但一直没有看到照片或其它记录，当时在乡村计划的报告文学中也没有涉及，如果不是亚中提起，可能还会在这次写作中忽略，前一次的记载已经是一种集体的忽略，现在不应该忽略了，不应该再一次失去记忆了，要把这个事件写进去。所以，需要请你专门就这件作品谈一下。需要你把过程讲一下，都忽略了，你也忽略了，作为乡村计划相关也好无关也好，它都是一个重要的细节，一个场景，因为在展览场地，我当年的报告文学里也忽略了这个事。它在当时也引起一些反响，作为政府的美术馆不能接受，作为大家似乎也不能完全理解，过程谈一下，另外，构思这个行为艺术的时候，是怎么情况下想到的？布展以前？即兴的？临时想到的？

　　宋：是这样的，这个作品，我们是当作品作的。这件事情，去北京之前，甚至展览开幕以后都没能这个想法，并没有这个计划。但是这个作品的原由实际上已经产生了，在这个展览期间已经产生了，至于用什么形式反映呢，用理发的方式来阐释一下。当时美术馆有各种各样的审查制度，同样是租一样的场地，当地的艺术家，他们那种审查基本上没有什么太苛刻的审查，也展出了。

　　孙：审查过程比较简单。

　　宋：可能对别人很简单，手续非常简单，对我们来说好象是百般挑剔。那种很苛刻。这样让我们觉着很别扭，其实我们也没有。

　　孙：让你们感觉到苛刻，实际上……

　　宋：实际上也是苛刻的。实际上我们也没有什么，那些作品也不是有问题啊什么的。没有那些内容啊什么的，但是他们仍然这样，我的感觉就是有点那种歧视的心态，感觉你们偏远山区来的，你们农村的来我们这儿展，磕磕打打的那种状态，我就觉得特别不愉快。但也没办法。那是他们管理的方式吧。到第五天的时候，美国的一个记者采访北京搞当代艺术的那些，在我弟弟那儿，正好我也在。聊天中就说起来哎正好我们有个展览，那个记者叫所罗门，《纽约时报》的记者，写前苏联《当代艺术》那本书的作者。

　　孙：搞艺术批评报道的？

　　宋：对，文化艺术这一块，比较关注社会主义国家，对这方面有兴趣吧。跟我弟弟聊了以后，我弟就介绍我这是我哥，跟亚中说好了要一块去做一个作品。每天在美术馆门口都有一排剃头的在外面。

　　孙：不是室内？而是路边上？

　　宋：马路边上，在林荫道上嘛。

　　孙：是双休日的时候吧。

　　宋：不是双休日，平常就有。跟卖衣服的一样，卖什么的都有。也收钱，在跟这个记者见面以前，前一天，我就建议我这些参展的朋友，我说咱们一人一个阁，在那儿理发。他们也不太好接受，象孔巍蒙啊马建钢啊。

　　孙：在哪儿理？不是在美术馆吧？

　　宋：是美术馆，里边大厅完了还有一阁一阁，我希望是一人一阁，在那儿理发。把理发师请过来，然后艺术家都在那儿剃头，但其他人都有点不敢，可能担心怕有什么麻烦吧。

　　孙：是展览最后一天？

　　宋：不是最后一天，第五天，倒数第三天吧，还有两天没展完嘛。然后，所罗门来拍了一些照片。

　　孙；他一个人？

　　宋：专门带了个意大利摄影记者，还带了一个翻译，叫随红吧。然后拍了一些照片。剃了个头，在美术馆剃了个头（笑）。这个作品。

　　孙：洗了一只鸡也是在美术馆。

　　宋；那不是，他是在杭州，拿洗衣粉。他在介绍中国当代这篇文章在西方影响非常大，尤其在美国。所罗门文章前面的引子就是乡村计划，就是直接介绍乡村计划的展览，然后在展览会上宋双宋剃了头打头，开始介绍中国当代艺术。当时觉得理发呢，也是当时对美术馆制度有点那个不接受，当然馆长杨立舟也不能因为是老乡就怎么样，应该是公平的，我们也能理解，对他来讲也太敏感了，这种心态的支撑下做了这么一个东西，当时做的时候，美术馆那些管理人员也不清楚在干什么，就是理发，基本上理完了。理完了以后，后来他们，就是保安呀什么的来了，哎，哎！你们这是干什么呢？围了一帮人在这儿看呢。

　　孙：有外面的观众吗？

　　宋：有观众啊，他们挺奇怪的，你们这是干什么！把我们叫到他们办公室，“你们是干什么的！？你们把美术馆变成理发馆啦！”我说“对，确实把美术馆就理发馆啦。”当时就是这样，就是这样的心态，把美术馆变成理发馆了。他们要求我们马上闭馆，然后还要罚款。

　　孙：让展览提前结束。

　　宋：对，提前闭馆。还要通知单位，还要罚款。我说那你们要通知就通知吧。我们也没有太在意。就这么结束了。

　　孙：剃头不是计划之中的事，但又成为乡村计划的一部分，至少是在乡村计划的场地，由乡村计划成员进行的行为作品。你觉得这样做有一定的意义吗？还是无所谓呢？你们几个都是长发披肩啊，很有风度嘛，艺术家的标志啊。

　　宋：我们就是要把艺术家的角色剃掉吧，剃成老百姓呗。实际上是这样的。过去一直是长头发，看上去象个艺术家，一直就是。

　　孙：都剃光了？

　　宋：是用推子推成平头了，没有理光，后面还留了一小撮，他们故意让留，留就留吧。

　　孙：有照片吗？

　　宋：照片、录象都有，都在。

　　孙：内部是不是对这个事有点不完全接受不完全理解，有点不同反响。

　　宋：实际上可能有些一块参加展览和活动的人对这个事有点比较反感，应该是，也许是有意见，因为展览提前结束了。另外还有一个问题是什么呢？就是当时美术馆还有个人说，你看你们本来好好的，你们要弄这，本来要不然人家美术还要收藏你们的作品呢。有这个计划，你们这么一弄的话，他们也不能留你们的作品了。我说那只能抱歉吧，但是因为有了这个行为以后呢，虽然被关了，这个展览感觉变得尖锐化了。我也没做更多的宣传。

　　孙：因为是一个大家的事情，毕竟没有到应该结束的时候，提前两天结束了，大家作品没有得到足够的展示，没有到第七天，而且如果真是有收藏可能的话，那人们更觉得遗憾了，这个情绪怎么安顿大家，怎么了结这个事呢。后来你怎么做了？

　　宋：这个倒也没有问题，当时是这样，我们（一开始）就担心的是他们又是审查又是限制，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当时我们采取了另一个方案，在中国日报画廊也租了一个场地，有些作品就没有拿到美术馆。

　　孙：有些作品是撤下来了，亚中的一部分、春生的一部分。

　　宋：对，不让展，我们就把它们拿到中国日报画廊，其实我个人的大多数作品也被迫搁在中国日报画廊了，在同一个时间在中国日报画廊展出。那也是一个缓冲关系。

　　孙：对大家也是一个安抚吧，情绪一下不能完全平息下来。

　　宋：是这样的。那个（理发行为）倒没有问题，大家觉得在美术馆展过了，这个是事实，并没有影响展览。如果说情绪吧，如果大家在一起聊这个事，作为一个话题，有一种不满情绪，会拿这个作为引子来说事，大家没有人向我正面说你们怎么能这样呢，或者怎么说，没有。大家可能会在某种语境下说这个事。没有什么正面的议论。

　　孙：你们从北京回来以后，咱们也聚过几次，好象有人有点这个情绪，可能和这个语境有关系。如果今天再让大家说可能看法又不一样，可能会当作一个重要作品来看。表达一种理性的思考。亚中那天我们聊的时候他说得非常好。

　　宋；当然是一个重要作品。我相信亚中很有感觉，他特别支持。

　　孙：他能理解你的行为作品？但他没有剃。他比较平和一点，不激烈。

　　宋：他没有剃，他是属于那种，可以支持，但是他不会冲到前面去，我直接的去做，他从一个侧面也有一种愉快的参与感吧。

　　孙：你们有过默契，譬如92年的自行车行为，还有儿童大世界，艺术观念挺一致的样子。

　　宋：是的，92年那一段。

　　孙：剃头的事我原以为完全是你个人的单独行动，看来你也号召过大家啊。

　　宋：我是给大家说啦，大家不太呼应吧，我也不能勉强嘛。我从来没有说过咱们必须怎么怎么样，给人家发号施令什么的。

　　孙：理发师傅也愿意配合一下，商量的容易吗？

　　宋：和理发师商量特别简单，人家说可以，就给你理个头嘛，该多少钱多少钱。理得很认真，完全是敬业的那种，不是说因为你是艺术就应付一下。没有。

　　孙：你都理完他们保安发现了，有没有和保安的冲撞，语言的甚至身体的冲撞有没有？

　　宋；没有，没有。他们来就是怒气冲冲的样子。好象这里有人闹事那种感觉，一看是在这儿理发呢。

　　孙：是那天的上午还是下午？理了多长时间？

　　宋：下午，吃完中午饭以后，大概两三点钟的时候吧，理了半小时吧，反正理个头的时间吧。还比较完整。

　　孙：你对剃掉自己艺术家的外在的一种标志的认识，是后来呢还是当时的感觉呢？

　　宋：我们做乡村计划的过程当中，一开始去的时候，好象觉得我们是艺术家他们是农民，实际上你在那儿待时间长了以后你就会跟他们融在一起。觉得艺术家也没有什么了不起，艺术家怎么，你不也得喝稀饭，跟农民一样，也是个农民。从人来讲不应该是有区别的，是吧，没有高低贵贱的感觉。至少你找到一种平和的心态和心情。从情感上心态上确实有转变。我们在那儿待了四十多天，真在村里待着。回到太原，看到城里闪着光，觉得在梦幻一样，有那种奇特的感觉。

　　孙：农民进城的那种感觉？

　　宋：是的，所以理发这个前奏呢，也是这样，你从一个表演者可以退缩到一个旁观者。大众的一分子，我是从乡村计划下乡那段，整个的对我人生有一种特别大的改变，原来没有那种意识，觉得艺术家怎么样，没有想过你还能够以艺术家之外去生活，还有另外一种生活，你可以不是总在表演的人。可以是第三者现看现实。

　　孙：艺术家只是一个外壳，这个时候把这个外壳剥掉，成为一个普通老百姓。把自己变成农民然后看自己看艺术。

　　宋：对，也可以看自己也可以看所有的事情。都是这样的。成为一个旁观者。如果没有在乡下待那天段，绝对没有这种意识。绝对不会有，必须在那儿生活，生活很长时间，有在那片土地上的生活经历，才能有那种感觉。

　　孙：恐怕有这种感觉是每一个人的感受，我记得当时大家回来我们的座谈会上，都很动情地谈到这些感受。

　　宋：是的，并不突然。

　　孙：这和过去传统的对生活与艺术的关系的理解在学说深度上恐怕有所不同。因为今天的大背景和过去有很大的不同。以大众的平民的立场看艺术，看所谓的文化，也看艺术家，把过去的神秘感从艺术家身上画架上剥下来。过去觉得自己某种高贵，某种文化优越感。

　　宋：你是现实中的一员，你没有什么特殊的。上大学是强化你作艺术家的身份，你跟人与众不同。上大学一直到毕业，到当老师。一直是这样。乡村计划没有人去教育你。

　　孙：但是生活教育了你，在美术馆理发如果和乡村计划有关联的话，是一种新的现场对乡下深度体验的又一次激活，尔后成为一种反讽性、调侃性行为，二者还是有关系，哪怕并不完全清晰。

　　宋：确实是生活教育了你。你那么去生活一段，就产生一种顿悟，不是毛泽东让你上山下乡去锻炼，乡村计划不是这样，没人强迫，自然而然。这是理发跟这个的一个直接的关系。是这样。

　　孙：纽约时报对这个事的评价怎么样？据亚中说在一个显要的位置上，版面也很大，显然是看作一件重要新闻。

　　宋：版面很大，那个文章相当的重要。没有翻译，我不知道观点的内容，只知道内容很重要。回北京后给你传过一份来。

2006年10月23日19：46 在华北广播电视学院（宋回他曾经工作过20年的单位办事）

——孙钊（山西文化厅理论研究室研究员）

作者：宋永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