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海平-行为作品-称自己灵魂的重量-2011

　　灵魂对于大多数中国人而言是一个非常陌生的对象，即使偶然谈起，多数情况下联想到的也都是令人胆颤心惊的“鬼魂”，在中国人看来鬼魂只属于死亡，为了活命必须远离鬼魂，所以忘记鬼魂的存在是必须的。自从忘记鬼魂和灵魂的存在，中国人便不再有任何顾忌了。结果在中国丰富多彩的文化中我们很少看到对人灵魂的关注，而看到更多的则是对食色欲望的纵情表达，以及对物质财富和世俗权力贪得无厌的追求。

　　返回到艺术史前的艺术，与灵魂无关的艺术是不存在的，没有灵魂就没有艺术，艺术就是承载灵魂的媒介和形式。灵魂是什么?它是大千世界的万物联系在一起的纽带，人的灵魂一旦消亡，他便会因为孤立而在空虚中不断萎缩，直至死去。那时，我们看到的只能是行尸走肉。

　　进入到文明社会之后，随着人们成为各种道德、法律、宗教和各类系统专业知识主宰的对象，人的灵魂便被赋予了越来越多道德、宗教、政治等文化概念的色彩。一旦被赋予了这些色彩，灵魂便不再是灵魂，而只能被称着是人造的灵魂，这个人造的灵魂反映的不再是人生命的意志和自然的意志，而是那些道德、法律、宗教和各类专业知识制造者们的意志。对于这一认识的获得，是在我进入到精神病院后才渐渐明白的。

　　在精神病院里，我第一次真切地感受到人灵魂的存在，那是一个收容人灵魂和精神的地方，在那里我感觉到自己进入到另外一个世界，一个不同于我过去经历的世界。在这个世界里，只有灵魂和精神的存在。

　　在精神病院三个月的体验迫使我对精神医学进行更多历史性的反思。反思后我得出的结论是所有精神疾病都是自然意志和人生命意志的反映。正如精神病学史和疯癫史揭示的那样，精神病之所以成为医学治疗的对象，主要原因还是精神病人的思维、意志、情感、行为等表现违反了现代文明社会对人的规范要求，正如四十年前的中国，大多数精神病人还是以“扰乱社会治安”的名义被送进由公安部门建立的收容机构。即使在今天，我国精神病人的家属大多数都会因为亲人中有精神疾病患者而感受到一种莫大的耻辱，而这种“耻辱”不是与生俱来的，而是由社会强加给他们的。

　　“耻辱”等同于“罪恶”，它不是一个医学概念，而是充满着强烈的道德色彩，但我们今天的社会却主要是依靠生物医学的手段来解决这种充满道德色彩的精神问题，这难道就是我们今天社会应当倡导的道德吗?

　　对于是否应该将人的精神异常表现纳入到医学的范畴，在医学界内部一直都存在着争论，如在上个世纪六七十年西方兴起的反精神病学(anti-psychiatry)就曾产生过广泛的影响，而这些反精神病学的核心人物恰恰都是拥有丰富临床经验的精神病学专家，这些反精神病学的精神病学家认为给那些不能适应现代社会的人贴上“精神病人”标签是不合适的。

　　在西方，从人文科学的角度研究人的疯癫和精神异常一直是个普遍的现象，几乎每一位现当代哲学家和思想家都对这一领域有过深入的研究。但在中国，不论是从事哲学研究的学者，还是精神病学专家都极少去反思在我们身边出现的精神疾病问题，这实在令人费解。

　　我没有接受过任何哲学和医学专业方面的教育，所以我也不会受到这些专业系统知识的束缚，当我住进精神病院时，我完全是用心去对待那些精神病人和他们的绘画作品。八年时间过去了，我不仅接触到了越来越多被确诊患有精神疾病的人，同时也看到了他们创作的更多作品。在这八年实践中，我越来越强烈地意识到在医学视角之外增加艺术视角的必要性。

　　也许正因为不曾接受过各种专业知识的束缚，这才使我从精神病人自发创作的原生艺术作品中发现了艺术在精神病人那里竟然还保留着那么多珍贵的品质，这就是真诚、纯洁、自然、朴实、独立、神秘和自由，而这一切在今天那些精神正常的艺术家作品中竟是那么的稀缺。

　　我们为什么要将那些不能适应和认同我们社会现实秩序的一些精神表现强制性地纳入到精神病医学的范畴呢?对于这种强制性手段的广泛应用，我认为这是人为制造人与自然的分裂，因为就在隔离和生物医学手段被广泛应用的同时，发自人生命内部的诉求也受到了严重的抑制，这种抑制虽然暂时维护了社会现实的现存秩序，但它却为社会埋下了另一种隐患，这个隐患就是由人与自然的分裂而引发的一系列灾难。当这个灾难出现时，人才会意识到自己是多么的渺小和无能。

　　眼下，我们如果还存有避免那个灾难发生的意愿，我们应该倾听一下精神病人为什么拒绝接受和适应现实的理由。当然，如果我们指望精神病人应用我们这些常人惯用的语言逻辑来表述他们的理由一定会让我们这些正常人感到失望的，我们需要找到一个双方都认同的共同语言，这个共同语言就是我们的祖先遗传给我们每一个人的艺术语言，即人类最原始的语言，只有在这种最原始的艺术语言交流中我们才有可能获得避免我们走向灭亡的机会。

　　艺术是帮助人类倾听生命和自然诉求的一种最古老的形式，让人的生命与自然始终保持紧密的联系也是艺术最原始的目的，这个目的是超越一切其他目的的，或者说就是康德所说的“无目的的合目的性”。如果我们让艺术承担起其他世俗功利的目的，属于艺术的那个最古老、原始的目的便会被遮蔽和掩盖。失去了这个最古老、原始的目的，在人类社会看到的只能是一只只乱飞的无头苍蝇。

　　值得庆幸的是，我终于在精神病人中间找回了艺术曾经承担过的特殊使命，这让我又重新恢复了对艺术的信心。相比其他语言，我更喜爱艺术中那种自发、原始的表达、交流方式，在表现和凝视这些作品时，虽然没有分析、推理和争辩，但它却比其它任何语言更能让人心悦诚服，这种力量并非是来自于某种文化，而应该是来自于生命和自然固有的生命活力。

　　这次《精神的形状》展示的作品是我近三十年寻找自由精神过程留下的物证，现在重新审视这些作品，我认为可以分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从1984年到2000年，这个阶段是我学习艺术的过程;从2000年到2006年是我生命开始有所觉悟的过程;从2006年开始至今，我开始体会到自己不断超越自我和艺术文化经验，这种超越让我对自由精神有了更真切的体会。这三阶段连结在一起就是我寻找精神原形的生命实践。

来源：新浪收藏当代艺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