颠龙翻海一卷收.论王覚斯唐诗卷

　　是卷款王氏书唐诗作品察之与暮年墨迹有别，绢本纵0.6米长10米，但能笔势飞舞，颠龙翻海，魄力沉雄，有英姿卓荦之概，屾连脉延，丘壑峻伟，虽有遗漏数字者亦能独标风彩，纵敛留韵，观之不失草书之妙，王铎书法可论之为元明后劲矣。

　　师古临习独宗羲献

　　王铎书法上追“二王”，尤以王献之为主，广涉遍临魏晋唐宋诸名家法帖，承米襄阳而态势过之，独创“涨墨”法，以润笔或浓墨掺水挥毫于点画间有意渗晕，墨溢笔画之外，线条互为并合，虚灵透澈，墨色焦、润、枯、湿渗晕交叉变化强烈局部点线溶于一处，使笔触与块面体积线条在运动中产生律动感，尤如曲乐之奏，八音合鸣，显现出一种别开生面的笔墨趣味和空前的艺术效果。王铎一生对《阁帖》研究最为深入。《吴养充墓表》书写时年仅28岁亦1619年。作品文雅端庄，多钟繇笔意参王羲之圣教序法乳。通篇循规蹈矩出于钟王。应是王觉斯早岁学古面貌。弥足珍贵者则是1625年为《景圭先生临圣教序册》和《宁萝先生书圣教序句轴》两件作品，佐证了王氏所云：“《圣教》之断者，余年十五，钻精习之”不伪虚言之说。王孟律临习确实达到了出神入化的境地，无论形神笔墨气象，均足以与古人比肩。通会法意临池求似笔势在飞舞变化的线条中多有联属，墨有渗涨，意态圆润。内含颜鲁。此时作品由行楷演化行书确有意临可寻之趣味，然又不失追寻魏晋风度，朝夕沉酣其中，务求神似笔肖，在思考与勤奋中渐次奠定了自己的书法艺术风格，面貌初显，门庭筑基。此时作品虽然流传稀少。但焚膏继晷，刻意仿学的苦功还是不言而喻。钱谦益在王铎墓志铭中说：“秘阁诸帖，部类繁多，编次参差，蹙衄起伏。趣举一字，矢口立应，复而视之，点画戈波，错见侧出，如灯取影，不失毫发。”钱氏所言在王氏《临兰亭并律诗帖》中亦可印证。此卷临作笔法精熟，字型逼肖，尽得晋人精髓。而王氏书后尾跋则云：“恨腕中鬼不能驱笔，带习气不得畅快。”文字间为我们留下了一代草宗对已临池超越自我的信息。又则一跋云：“有诮我以恶札作业，来生忏悔，余将含笑而不之顾。”王氏对习古有着自己独特的真知灼见，高于常人的审美追求，以及不入流俗对传统精神的把握。无论誉之、谤之，都为之不动。

　　王氏师古临帖汲取魏晋书家中和典雅韵致，以节制个人创作狂放纵逸之“度”，使之不偏离书法本体陷入“野道”之中，运用自己的笔法与体制来临习古人，成为一种创作形式。“他临王羲之、王献之最多，但却用了几十种笔法、体制来临，以遗貌取神‘意临’来逆反古人，摆脱古人”。王氏高扬“独宗羲、献”从13岁至幕年始终不渝。58岁临《淳化阁帖》与所画山水合卷中书云：“予书独宗羲、献。即唐宋诸家皆发源羲、献，人自不察耳。动曰某学米、某举蔡，又溯而上曰：某虞、某柳、某欧，予此通临五十年，辄强项不肯屈服。古人学书诗文，咸有萭，匪深造博文，难言之矣”。他认为“二王”是书法的最高境界，唐宋以降的书法均发源于此。其深寓意尚不仅于此，实乃是王氏对书法史观及自我评价之说。

　　崇颜推米真气纵横

　　清人梁献评云：“王铎书，得执笔法，学米南宫，苍老劲建，全以力胜，然体格近怪”。又云：“王孟津行草大字，劲装古服，魄力雄迈，盖初法南宫，而实得力于诚悬遗意，顾力太猛，稍顾令含蓄”。“盂津王觉斯，书法得清臣、海岳衣钵”。“觉斯年伯书法，全用清臣、海岳、北海诸家，不止入山阴之室也”，“觉斯草书绝伦，实出自怀素”。粱献列举唐宋数位大家诠释王铎书法由来。其实“除了二王，东晋以外，王氏一生尤推崇两人：颜鲁公；米海岳。颜氏者，人也，德行耳。海岳者，书也。然就书艺本体来说，王氏真正崇拜的是米芾”。他认为真正慧释二王精髓的是米南宫。“米芾源于羲、献。纵横飘忽，飞仙哉！学得《兰亭》法，不规规摹拟，予为焚香寝卧其下。”王铎对米氏已到了顶礼膜拜的地步！他从米芾的书法中发现了自己对二王的理解。找到了直达二王堂奥的度人金针。从王铎仿米书之作《赠今础先生扇面八帧》及临米氏《群玉堂帖》作品察看，其用笔迅捷劲健，结体倚侧，气势恢宏的米家样式跃然纸上。如果我们更深入地翻阅米芾履历，不难发现王氏与米芾有着共同相似处。米芾才识过人，因其狂放，世称“米颠”。诗文书画无一不精，少时学书临仿，以乱真惊世，潜心力学，工夫之深，常人罕比。宣和年间任书画博士，饱览内府珍藏。其胆识过人，恃才傲物，每每诮颜柳，贬旭素。晚年自负之极，有“老厌奴书不玩鹅”之句，连王羲之也在其摆脱弃置之列。我们不能说王铎找到了自己的楷模，只能说发现某种特有的规则以描述某些书家与书法本体的一种关系。王铎与米芾一样不仅对魏晋传统忠实崇拜，而且他们对二王作品的“再造”同样是惊世醒人的。王献之《中秋帖》，据鉴定考证定为米氏摹本。王铎《琼蕊庐帖》遍临《淳化阁帖》晋唐名迹，几可乱真。自喻二王“嫡传”称“吾家羲之”，常在其所临王书作品上书临吾家逸少帖”。王氏学习唐宋诸家，却保持批判姿态，不屑与之相提并论，在《草书杜诗跋》中：“吾书学之四十年，颇有所从来，必有深于爱吾书者。不知者则谓为高闲、张旭、怀素野道。吾不服、不服、不服！”王氏是不甘于“如灯取影，不失毫发”的书奴地位的，他要在“不规规摹拟”中寻找自我。从明崇祯初年到崇祯十一年，他出人各家，步步回头，时时顾盼”，将诸家之字，点滴归源，庶几不为所诱。这是积累与沉淀的过程，也是胆敢独造前的准备阶段，此时王铎自我超越的内因基本形成，等待外部因素的出现。

作者：张继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