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诗说中国》是首部以古诗及注论形式总结和致敬中华民族众多圣贤豪杰的著作，是为了能够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总结经验、吸取教训，用古诗概括、歌咏中华民族历代圣贤的生平事迹及其精神风貌，融文史哲于一体，显精气神于一言，唯愿广大青少年通过诵读后烙印于心，得圣贤精神滋养、贯通中华文脉、鼓舞华夏儿女大步前行，慎终追远以继往开来，与古今贤哲一道，为推动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贡献力量。此诗由国画家陈超群绘制《身残志坚左丘明》诗意图，本文选自廖彬宇先生《诗说中国——中国精神之礼义三百图》，全书384篇内容将陆续发布，每幅图之命名均为相关成语。

乙酉岁怀左丘明七律

知人者智自知明，不重荣华重德行。

文质彬彬古君子，忠心耿耿大先生。

圣王之道费而隐，杰士唯怀纯与诚。

病弱身残皆小事，振兴绝学自嘉亨。

​黄德劲先生诗评：

左丘明，“文宗史圣”“经臣史祖”也；“百家文字之宗，万世古文之祖”也！春秋末期著名史学家、文学家、思想家、散文家。其“古君子”之风，扬名当时，仰之后世，正彬宇先生怀左丘明七律之诗眼也——“文质彬彬古君子，忠心耿耿大先生。”左公之“不重荣华重德行”，之“杰士唯怀纯与诚”，之“病弱身残兴绝学”，涌出彬宇先生笔下，良可赞叹也已！全诗古风盎然，励志雅然，值得深味。左公曾任鲁国史官，有为中国第一部编年体史书《春秋》阐发补充的《左传》，以及中国第一部国别体著作《国语》传世，《左传》重记事，《国语》重记言，因此左公历来被推举为中国史学的开山鼻祖。左公丘明作《国语》时已双目失明，但其志不改。有“盲左腐迁”共誉的太史公曾在《报任安书》中极其感慨地写道：古者富贵而名摩灭，不可胜记，唯倜傥非常之人称焉。盖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左公，古君子，大先生，文质彬彬，忠心耿耿，真倜傥非常之人也。谨依彬宇先生诗意，以“古君子  大先生”“兴绝学  纯与诚”简析之。

古君子 大先生

“知人者智自知明，不重荣华重德行。”有知人之智与自知之明，皆不易，二者兼具则更不易。唯有德行崇高不慕荣华者，静心专注思想深邃者方能为。左公丘明一生如此，故能成为“文质彬彬古君子，忠心耿耿大先生”。对于具有严格道德标准与赞誉的“君子”，尤其是圣人口中肯定的“君子”，凤毛麟角，寥若晨星，而左公居其一焉。对于左公的姓氏，向来有多种说法。《山东通史·先秦卷》载：“有的说他姓左，名丘明；有的说他姓左丘，名明；还有的说左是官名，姓丘，名明。我们认为后一种说法是正确的……太史就是左史。丘明曾任鲁太史，故人们便以左氏代称，又称他为左丘明了。”大家基本公认的观点是，左丘明姓丘名明，为丘（邱）氏一族的祖先，而左为其官职的简称，因而也成为左氏的先祖。左丘明为姜太公支孙，世居齐都营丘（今山东临淄一带），后为避祸，徙居楚国。其祖父倚相为楚国左史，知识渊博， 刚正不阿，直言善谏，被楚国誉为良吏国宝。《左传·昭公十二年》载：左史倚相趋过，楚灵王曰：“是良史也，子善视之。是能读三坟、五典、八索、九丘”。《国语·楚语》载：赵简子问楚宝，楚王孙围答以：“楚之所宝者，曰观射父……又有左史倚相……命使寡君无忘先王之业，又能上下悦于鬼神，顺道其欲恶，使神无有怨痛于楚国。”左丘明在祖父的熏陶教诲下，养成了广求博学、长于思索，慎言谨行，襟怀坦白的品行。公元前506年，周率诸侯伐楚。楚军大败，昭王出逃，国大乱。倚相为保护典籍，囊所籍，携子孙，举家离楚，辗转入鲁，定居于肥邑都君庄（即今衡鱼村）。为使子子孙孙不忘故土与先人，遂以营丘之地名为姓，曰丘。不久，倚相为将其所藏典籍得到妥善保存，流传后世，遂将《楚史记》等转交鲁国。其子丘成也因通晓史事，出任鲁国太史。后丘明袭父职。左丘明品德高尚，胸怀坦荡，深得鲁侯器重。现存于孔府档案馆的《左传精舍志·荐圣图》载：赵师圣云：鲁侯欲以孔子为司徒，将召三桓议之，乃谓左丘明。左丘明曰：“孔丘其圣人欤，夫圣人在政，过者离位焉。君虽欲谋，其将弗合乎？”鲁侯曰：“吾子奚已知之？”左丘明与孔子同为春秋末期人，二人关系密切。他曾与孔子一同前往周室，鼎力支持孔子从政。左丘明品德高尚，胸怀坦荡，深得鲁侯器重。作为太史，左丘明非常关心国家政事，积极参政议政。鲁定公想任命孔子为司徒，打算找三桓进行商议，事先征求左丘明的意见。左丘明说：“孔子是当今的大圣人。圣人一当政，犯错误的人就要离开了。您想任用孔子，却又想和三桓商量，他们怎会支持您的主张呢？”鲁定公百思不得其解地问：“你怎么知道他们不会同意？”左丘明曰：“周人有爱裘而好珍馐，欲为千金之裘而与狐谋其皮；欲为少牢之珍而与羊谋其馐。言未卒，狐相与逃于重丘之下；羊相与藏于深林之中。故周人五年不制一裘，十年不足一牢。何者？周人之谋失矣。今君欲以孔丘为司徒，召三桓而议之，亦与狐谋裘与羊谋馐也。”于是，鲁侯遂不与三桓谋，即召孔子为司徒。左丘明笑笑回答：“从前，周朝有个人很喜欢毛皮大衣，同时也很喜欢美味肉食。他想做件价值千金的皮大衣，于是就去和狐狸商量，直接向狐狸索要皮毛；他想办桌味道鲜美的牲祭，于是就去同羊儿商量，直接向羊索要羊肉。话还没说完，狐狸和羊儿便都躲藏了起来。因此，五年过去了，这人一件皮大衣也没做成；十年过去了，一次牲祭也没做上。原因其实很简单，那就是周人的谋略不对。你打算任命孔子为司徒，却召集三桓来商量，这同与狐狸商量做皮大衣、与羊儿商量做牲祭是同一个道理。”左丘明旗帜鲜明地支持孔子。孔子主张削弱三桓，加强君权，曾向鲁定公提出“堕三都”的建议。“三都”指三桓的三个据点：季孙氏的费邑、叔孙氏的睩邑和孟孙氏的成邑。“三都”是三桓对抗公室的私有据点。由于三桓住在国都，封邑由家臣掌管，因此“三都”对三桓本身来说同样也是一种威胁。孔子通过游说曾一度使鲁公拆掉了叔孙氏的睩邑，如此这样，左丘明冷静地分析了三桓不会支持鲁定公任用孔子的原因，看到了三桓与孔子之间的矛盾，所以当鲁定公征求自己的意见时，他便用两个寓言故事比喻说明，建议避开三桓直接任用孔子。于是，鲁定公听从左丘明的建议，没经三桓同意就直接任命了孔子。由此可知左公有识人知世之明矣！莫逆于心的孔子，因此也对左公大为认可，大加赞赏，谓之与其共好恶。《论语·公冶长》载：“子曰：巧言、令色、足恭，左丘明耻之，丘亦耻之。匿怨而友其人，左丘明耻之，丘亦耻。”又山东《肥城县志》（清康熙十一年本）载：乐正子春曰：“子适齐过肥。肥有君子也。”“肥有君子”，肥城有君子，君子即左公。《史记》因此称左丘明为“鲁君子”，肥城亦因此而获“君子之邑”美称。春秋以后，左丘明的“君子”美称一直沿用下来，汉代著名史学家司马迁称左丘明为“鲁君子”，可见左丘明“君子”美誉的深远影响。

君子，是中国文化特有的符号，特指有学问有修养、品德高尚的人。君子文化是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识，是专属中华民族的文化概念，是中国人独有的理想人格。西方有贵族文化、绅士文化，中国有君子文化。“君子”一词早在《易经》中就已出现，被全面引用到士大夫及读书人的道德品质层面则自孔子始。之后儒家学派不断完善其内涵，君子遂成为汉民族的道德典范。中国人的家国情怀与人格养成，完全体现于“君子”一词中。谦谦君子，温润如玉。原孔子研究院院长杨朝明教授曾专门论及“君子”。他提到，《论语》和《孔子家语》中“君子”一词出现过上百次。他从辜鸿铭《中国人的精神》谈起儒家君子的修养品格，指出中国人的温良是根植在民族文化中的教养，在中国人温良的形象背后，蕴含着赤子之心和处世智慧。子贡曾言及孔子温良敦厚的人格魅力：“夫子温、良、恭、俭、让以得之。”《孔子家语》亦揭明了六经对于提升人格修养的重要作用：“其为人也，温柔敦厚，诗教也；疏通知远，书教也；广博易良，乐教也；洁静精微，易教也；恭俭庄敬，礼教也；属辞比事，春秋教也。”在谈及“君子”的定义时，杨教授着重提到了“天命”的概念：“不知命，无以为君子也。”杨朝明认为儒家所谈的“命”有二义，一为天命，一为使命。他引用王阳明被贬龙场瘴毒穷恶之地却“未尝一日之戚戚”的例子，阐明真正的“君子”要有高远笃定的人生追求、有大人君子的使命担当、有坦荡仁和的博大胸襟。杨教授还从“儒”字的原义阐释，指出儒学有“澡身而浴德”之意，喻指我们要洗净身心，要做“君子儒”，无为“小人儒”，做到明礼知耻、好恶有节，坚定理想信念，这样方能实现“远处的自己”，成为理想中的君子。

对于君子与君子儒，彬宇先生也有过详细透辟的解读。他说：我们今天学《论语》，孔子就明确提出来：“君子不器”。孔子认为，一个合格的人，叫做君子；不合格的人，叫做小人；一个伟大的人，叫做大人。一个合格的人，千万不要让自己有局限、让自己沦为工具。这就是“君子不器”的内涵。所以很多人说儒家思想是培养奴才的，这是污蔑，且不说别的，一句“君子不器”就足以说明儒家在培养顶天立地甚至掀天揭地的人。儒家的境界，“君子儒”，就是需要你做人。《论语》里记载，孔子晚年的时候，70岁了，回到鲁国老家，看到他的“发小”，坐没有坐相，站没有站相，就说：“幼而不孙弟，长而无述焉，老而不死，是为贼。”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小的时候不孝顺父母、友爱兄长，长大后又没有什么值得称道的成就，一辈子浑浑噩噩活到老，还迟迟不死，这种人简直就是社会的祸害。所以，一个人，如果活到几十岁还不懂得做人的道理，还在啃老，还在无所事事，还没有责任心，那么这个人是不配称作“人”的，而是“贼”。孔子非常伟大的地方，就是强调并倡导“君子”的文化。君子是什么呢？就是一个合格的人。孔子有几个原则，“子不语怪力乱神”，不说怪异的现象、不说提倡暴力的话、不说反动的言论、不说鬼神遥远之事。“子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孔子是人本主义者，换言之中华文化的一个核心就是“人本主义”。孔子强调君子，君子毕竟是人。孔子一上来就给你说让你做神，做仙，那就麻烦了，神仙是遥远的事情，很多人一听，就被吓跑了。所以孔子提出来一个，我们做君子，君子尊重人，也受人尊重；君子对人好，自己也好。君子很容易做，因为君子也讲饮食男女。饮食男女是人性的需要，是“大欲存焉”，一上来就让你学神仙，你受不了，因为要做神仙，就搞不了“饮食男女”了。孔子就循序渐进，让你做君子，君子非常好，有修养，有智慧，有乐趣，很幸福。君子也讲美食，“食不厌精，脍不厌细”，但是把握好度和原则，如果贪得无厌、暴饮暴食就是小人；君子也讲男女关系，但是要合乎礼仪，结婚了的男女关系就是正当的，就是美好的，男女关系“乐而不淫”，是很浪漫的，很高雅的。如果淫乱，那就是小人。所以君子很好做，把度收敛一点，就立马脱离小人，成为君子了。如果把这种有度的行为养成习惯，就成为贤人了。有了好的习惯，就会自觉有所追求，就自然成为“圣人”了，甚至成为“神人”（孟子语）。所以君子是一个任何人都容易做到的，君子也是最好的一个切入点，只要成为君子，就自然脱离了小人，自然成为了圣人。而且大家都乐于接受，易于做到。这就是孔子了不起的地方，给了大家一个容易实践的点，容易上手的抓手。孔子还很了不起的地方，就是我们要看到“君子”背后的微言大义。

……

孔子说“天生德于予，其如予何”，而当他受冤，困于陈蔡，又被匡人追杀时，数次命悬一线，却又屡屡自信地说：“文王既没，文不在兹乎？天之将丧斯文也，后死者不得与于斯文也；天之未丧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就是说上天既然赋予了我复兴传统文化的使命，那么这些宵小之徒又能奈我何？既充满了文化自信，又充满了使命担当。孟子说：“问当今之世，治平天下，舍我其谁”，这个“舍我其谁”的气魄，就是儒家的“自信”。所以中华文化，虽然信仰天，其实还是为了充分激发人自身的无限潜能，归根结底，就是“文化自信”。文化自信，是一切自信的根本。所以儒家的境界，叫做君子儒，需要你做人。从君子入手，一方面当下就脱离了小人，另一方面，就迅速地成长为圣贤了。君子，是最好的着手点。这是孔子的了不起。……“知人者智自知明，不重荣华重德行。文质彬彬古君子，忠心耿耿大先生。”彬宇先生论君子而怀左公，正如此两联也。公元前452年前后，左丘明因病逝世。根据左丘明生前嘱托，遗体安葬于其所植银杏树“一箭之地”的都君庄东高地上，在这里可东向齐都，南顾鲁城，深切表达了左丘明的齐鲁情缘。真“忠心耿耿大先生”也！

兴绝学 纯与诚

“圣王之道费而隐，杰士唯怀纯与诚。”圣王之道，广大而隐晦。是需要纯诚之士不懈于行，传承发扬的。“病弱身残皆小事，振兴绝学自嘉亨。”身残志坚的左公，毫不畏难，专心著述，给世人做了一个极好的榜样。当时周王室已经衰微，历史典籍残缺不全，孔子想要保存前代圣贤的功业，鉴于鲁国作为周公的封国，礼仪制度完备，史官记载详尽且方法规范，因此孔子与左丘明一同研究鲁国的史记并进行了修订。孔子与左丘明一起入周观史修《春秋》，《孔子家语·观周》载：“孔子将修《春秋》，与左丘明乘，入周，观书于周史。归而修《春秋》之经，丘明为之传，其为表里。” 孔子在修订过程中对于历史事件和人物的褒贬评价，没有全部书面记录下来，而是口头传授给弟子们。弟子们退下后，各自根据自己的理解进行传述，导致说法不一。孔子逝世后，左丘明为使孔子所著《春秋》流传后世，又不致其诸多弟子各按其意歪曲孔子本意，遂作传以释经。这就是史称的《左传》《左氏传》或《左氏春秋传》《春秋左氏传》等。《史记·十二诸侯年表》有清晰记载：是以孔子明王道，干七十余君，莫能用，故四观周室，论史记旧闻，兴于鲁而次《春秋》，上记隐，下至哀之获麟，约其辞文，去其烦重，以制义法，王道备，人事浃。七十子之徒口授其传指，为有所刺讥褒讳挹损之文辞不可以书见也。鲁君子左丘明惧弟子人人异端，各安其意，失其真，故因孔子史记具论其语，成《左氏春秋》。还有 《汉书·艺文志》的记载：周室既微，载籍残缺。仲尼思存前圣之业，乃称曰：“夏礼吾能言之，杞不足征也。殷礼吾能言之，宋不足征也。文献不足故也。足，则吾能征之矣。”以鲁周公之国，礼文备物，史官有法，故与左丘明观其史记，据行事，仍人道，因兴以立功，就败以成罚，假日月以定历数，藉朝聘以正礼乐。有所褒讳贬损，不可书见，口授弟子。弟子退而异言。丘明恐弟子各安其意，失其真，故论本事以作传，明夫子不以空言说经也。由此似乎也可以再次验证左公与孔圣人的深谊。除了自身的修养与爱好，对周礼的礼敬传承，左公著述《左传》的一大初衷，便是担心好友孔子的《春秋》走了样，变了形，因此好费心血，补充阐发。这一下子让《左传》名传青史，研究注解者代不乏人。

《左传》，一部编年体巨著，卷帙浩繁，内容庞杂，涉及政治、经济、军事、外交、天文、地理、农业、医学、习俗、文艺等诸多领域，记载了鲁隐公元年（前722）到鲁哀公二十七年（前468）共255年间周王朝及诸侯各国的重大历史事件，历代儒学子研习史书之儒家经籍之一，与《公羊传》《谷梁传》合称“春秋三传”。左公日夜操劳，历时30余年，终于将一部纵贯200余年，18万余字的《春秋左氏传》定稿。其历史、文学、科技、军事价值不可估量，为历代史学家和文人所推崇。《左传》记事相当详细，对历史事件一般都能做到首尾完整。此外还吸收了其他史体的长处，把其他史体的史料按年代顺序组织进去，使编年体史书达到基本成熟的程度。所以，《左传》是中国第一部真正名副其实的编年体历史著作。不仅如此，在历史编纂上，《左传》还扩大了编年体史书的容量：它在编年记事总的格局中，富于变化，有时着意写一件史事的本末原委，有时集中写一位历史人物的经历和活动。这不仅拓展了编年体史书在写人、记事方面的容量，而且有助于弥补一件史事被相关年代中其他史事割裂的缺点。另外，在编纂学上，《左传》首创“君子曰”一栏。“君子曰”以议论形式升华史事，为史书作者发表一家之言提供了园地，成为一种优良的史学传统。《左传》致力于将春秋甚至更为久远年代的社会文化与生活形态清晰地展示给读者。

在十二代鲁君纪年的编年纪事中，不但讲解了《春秋》经所运用的“春秋笔法”，还记述了鲁国以外如晋、齐、楚、秦、郑、宋、周、卫乃至一些小国的史事，扩展了《春秋》的国家区域范围。通过历史人物的对话、文书档案的转录、历史亲历者转述的一些细节，以及贤人对各个事件的评论，组成了《左传》的叙事结构系统。《左传》还借历史人物之口引用儒家经典，在叙史的同时，帮助读者解读经典中的文辞，阐述儒家治国理念，可谓亦经亦史。《左传》在叙述春秋各诸侯国政治、外交、战争的过程中，塑造了一批生动鲜明的人物形象。诸如雄才大略的晋文公、蠢笨迂腐的宋襄公、阴险狡猾的郑庄公、明察精断的子产、忍辱负重的赵盾、足智多谋的曹刿等。尤其在对战争的记录上，文史兼雄，极为精彩。比如秦、晋崤之战，晋、楚城濮之战，齐、晋鞌之战，晋、楚邲之战，鄢陵之战等，都出现在《左传》中，而且情节曲折，文采飞扬，为后世军事史学记录及战争文学创作提供了重要蓝本，也因此备受后世名将喜爱。比如三国时期。有文章专门论述到：喜爱《左传》的三国名将，首推关羽。一手持刀，一手捧《左传》品读已经成为了关羽最为经典的形象之一，据称“羽好《左传》，讽诵略皆上口”，可见关二爷对此书算是烂熟于胸了。后来击败关羽的东吴大都督吕蒙，年轻的时候不爱学习，主公孙权苦口婆心劝学并开出一列书单，其中《左传》赫然在列，而认真学习后的吕蒙也是让博学多才的鲁肃都对其刮目相看。同样被誉为曹魏“军中长者”的李典，年轻时 “就师读《左传》”，乃至“博览群书”，专门拜师学习《左传》。而到了“后三国时期”，《左传》的热度依然不减，比如灭蜀的名将钟会，12岁时就开始阅读《左传》，而另一位灭吴的统帅杜预更是《左传》的狂热粉，其在打仗之余自己还写了一部《春秋左传经传集解》，成为《左传》研究的大专家。《左传》语言生动、叙事有趣、故事性强，因此极具可读性，富有哲理且浅显易懂的“金句”层出不穷。比如“多行不义必自毙”“尔虞我诈”“辅车相依 唇亡齿寒”“居安思危 思则有安 有备无患”“末大必折 尾大不掉”等等。尽管随着历史的发展，各类经典著作尤其是史学著作层出不穷，但《左传》依然受到重视，比如唐朝名相房玄龄喜读《左传》，甚至连自己两个儿子房遗直、房遗爱的名字都来源自本书；北宋司马光也是自幼爱读，史称“手不释书，至不知饥渴寒暑”。以至于近现代以来，《左传》依然深受喜爱，不断梳理、校勘、考证和训释。《左传》对中国古代史学的发展产生了很大的影响，特别是在确立编年体史书的地位上起到了很大作用。《左传》继承了古代史官“不虚美，不隐恶”的优良传统，敢于秉笔直书，忠实记录历史，是研究春秋时期乃至整个先秦时期历史的重要文献资料。尤其《左传》体现了强烈的儒家思想倾向，强调等级秩序与宗法伦理，表现了非常浓重的“民本”思想，其积极意义早已不限于史学领域。左公晚年，因患眼疾，辞官还乡。他亲手植下银杏，开垦桑园，决意耕读传家。与此同时，他的眼疾越来越重，不久即双目失明。这对要靠眼睛来阅读写作的左公来说，无疑是一个沉重打击。但是“黑暗”并没有摧毁左公内心的“光明”，强烈的使命感让他将困难扔在一边，下定决心在有生之年将其所掌握的历史，记录整理出来，留给后人。靠着强大的记忆口述，我国现存最早的国别史——《国语》著成了。这也算中国最早的“口述史”吧？《汉书·司马迁传赞》载：“孔子因鲁史记作《春秋》，而左丘明论辑其本事以为之传，双纂异同为《国语》。”

《国语》以国分类，以语为主，故名“国语”。记录了上起周穆王十二年（公元前990年）西征犬戎（约公元前947年），下至智伯被灭（公元前453年）共500多年的历史。

《国语》全书共21卷，分别为：《周语》3卷、《鲁语》2卷、《齐语》1卷、《晋语》9卷、《郑语》1卷、《楚语》2卷、《吴语》1卷、《越语》2卷 ，共计7万余字。书中主要记载了西周末年及春秋时期西周与各国的史实，特别是对春秋时期的各国史实记载比较详细。另一方面，《国语》也记载了当时各国贵族的一些言论，包括各国贵族间朝聘、宴飨、讽谏、辩说、应对之辞以及部分历史事件与传说，具有极高的史料价值与文学价值。《国语》对后世的史学记述产生了很大影响，陈寿的《三国志》、崔鸿的《十六国春秋》、吴任臣的《十国春秋》，都是《国语》体例的发展。另外，其缜密、生动、精炼、真切的笔法，对后世历史文学的创作，提供了极好的借鉴。左公的品行和对人类历史的伟大贡献，得到了世人的尊重和敬仰。左公逝世不久，人们即将他著述过的地方称作“左传精舍”，予以保护，并代有修葺。汉初，肥城置县伊始，就在县城兴建了“左传精舍”，并立重修碑以志。汉平帝时，《左传》初立学宫。东汉建武年间，《左传》复立。《后汉书·郑兴范升、陈元、贾逵、张霸列传》载：陛下知丘明至贤，亲受孔子，而公羊传谷梁传闻于后世，故诏立《左氏》。晋夏侯湛赋诗赞左丘明曰：世乱谗胜，君子道忧。丘明达圣，致志《春秋》。微言逃难，旁行不流。庶几斯文，希志训猷。唐贞观二十一年（637），太宗李世民颁《左丘明等二十一人配享孔子庙诏》，封左丘明为“经师”，从祀文庙。其文曰：左邱（丘）明、卜子夏、公羊高、谷梁赤、伏胜、高堂生、戴圣、毛苌、孔安国、刘向、郑众、杜子春、马融、卢植、郑玄、服虔、何休、王肃、王弼、杜元凯、范甯等二十有一人，并用其书，垂於国胄。既行其道，理合襃崇。自今有事太学，可与颜子俱配享孔子庙堂。左丘明后裔为此植槐纪念，称“谢唐槐”。宋大中祥符元年（1008），宋真宗赵恒，追封左丘明为瑕丘伯，授其四十七代孙丘芳衣巾，以主祀事。翌年，平阴县令王讽重修“左传精舍”并立碑详述追封之事。政和元年（1111）宋徽宗赵佶封左丘明为中都伯。宋宰相（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丁谓亦诗赞左丘明曰：猗欤左氏，闻道素王。依经作传，微旨用彰。词有余韵，人镣末光。庆封锡壤，广鲁之疆。元集贤大学士致仕李谦、翰林承旨张起岩均曾为左丘明赋诗作赞，或曰其“文章史学之治”，或称其“盲於目而不盲目于心者”。明洪武四年 （1371年），肥城知县丘明后裔丘思齐重修“左传精舍”。嘉靖九年（1530），明世宗朱厚璁追封左丘明为“先儒”，敕建墓门坊，并亲书“先儒之墓”。崇祯十五年（1642）明毅宗朱由检敕封左丘明为“先贤”。肥城知县王惟精与左丘明第六十四代孙丘云特辑订《左传精舍志》。《左传精舍志》设遗像志、本传志、祠墓志、艺文志、谱系志等五卷，清乾隆六年（1741）增辑本现存于曲阜市文物管理委员会档案馆。公元前452年前后，左丘明因病逝世。根据左公生前嘱托，遗体安葬于其所植银杏树“一箭之地”的都君庄东高地上，东向齐都，南顾鲁城。

有关左丘明墓的记载最早见《魏书·地形志》。清康熙十一年《肥城县志》载：“左丘明墓在城西南五十里肥河乡都君庄正觉寺之西。”宋王去非诗《题左丘明墓》也准确说明了其位置。诗中说：“寺压古坟阙已摧，坟前古树已凋衰。未能迁寺还封树，每到都君一泪垂。”清俞正燮在《左丘明墓考》中，更依据《水经注》《魏书》《通志》《元和郡县志》《天顺一统志》等史料，力排左丘墓在东平、峄（山）、曹（县）说，认定“丘明墓依古籍在今肥城，审矣！”。左丘明的儿子瞻，精通儒道，学识渊博，品德高尚。孙子启同样博学多才，长期任鲁国大夫。四代孙诚隐居避世，超凡脱俗，才华出众。王莽新政时，曾召集天下学者为其所用，十五代孙起也受到招聘。起因不愿为王莽效力，担心王莽加害自己，于是改姓为丘，逃避到陶阳隐居起来。“圣王之道费而隐，杰士唯怀纯与诚。病弱身残皆小事，振兴绝学自嘉亨。”左公之风，余脉悠长，于今犹在矣！睹史思人，读诗愈更心向往之也！彬宇先生之呕断心肠，怀古记述，以诗为言，亦效左公之风乎？（本文多参考“左丘明研究院”公号文章）

张红星教授注：

费而隐：出自《中庸》，“君子之道，费而隐。夫妇之愚，可以与知焉，及其至也，虽圣人亦有所不知焉。夫妇之不肖，可以能行焉，及其至也，虽圣人亦有所不能焉。”“费而隐”通常可以理解为广大而又精微。“费”表示广大、广泛，即君子之道是博大的、无所不包的；“隐”表示精微、隐秘，即君子之道又是微妙难测、精细深邃的。

嘉亨：语出《易‧乾》：“亨者，嘉之会也。”孔颖达疏：“言天能通畅万物，使物嘉美之会聚。”后因以“嘉亨”称事物的顺利美好。宋·范仲淹 《应制赏花钓鱼》诗：“万汇嘉亨日，皇心豫宴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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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说中国——中国精神之礼仪叁百图》为廖彬宇先生古体诗集，《礼记》云“礼仪三百，威仪三千”，彬宇先生汇集历年吟咏往圣先贤及其事迹的古体诗384首，透过圣贤事迹来讲述中国故事，弘扬中国精神，发扬礼乐文明。该文献简单易记，大雅斯文，使圣贤精神能够让人口耳相传，深入人心。是坚定文化自信，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心血之作。既是歌颂古今贤哲，致敬圣贤，也是献礼新时代，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贡献绵薄之力。

责任编辑：李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