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8月1日晚上10时30分，优秀艺术工作者，深圳市关山月美术馆原艺术总监郭炳安同志因病逝世，享年79岁。

郭炳安，1943年生，广东省番禺人，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国家二级美术师。1968年毕业于广州美术学院，1969年调入深圳工作，历任深圳展览馆副馆长、深圳博雅画廊副董事、深圳翡翠动画有限公司副董事、深圳画院办公室负责人及专职画家、深圳市关山月美术馆常务副馆长等职，一生致力于深圳特区美术事业的发展，并作出了重要贡献。

目击与参与：作为深圳“活美术史”的郭炳安

郭炳安，60年代毕业于广州美术学院附中、广州美术学院，1969年调入深圳，先后工作于宝安(深圳)文化馆、深圳美术馆、深圳画院、关山月美术馆，目击并参与了这些深圳特区主要艺术机构的筹建，作为资深的“老深圳”，他让我们了解到一段被人误解的历史(理清这段历史将改变我们对深圳早期美术的既定看法)，以及发生在他身边值得记述的有关深圳美术事业的点点滴滴。

“正名”下的深圳

在1978年12月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上，中国通过了实行对内改革、对外开放的政策。若干年后，作为改革开放最耀眼的成果，深圳特区建立前后的发展对比成了显示政策高明的最好注脚，而这一注脚的修饰，也在为突出反差之巨的“新闻效应”下，于人为的解说、媒体的传播中偷换了概念，将深圳的初始状态定义为一个临海的小渔村……“深圳并不是一个渔村”，郭炳安略显无奈的说，“它是从宝安县开始的，很多人都没弄清这段历史”。的确，理清“深圳”与作为经济特区的“深圳市”，原“宝安县”与后“宝安县”，以及最终“宝安区”的关系，即便在字面上足以把人搞得晕头转向。

就像广州是广东的省会，深圳是当时宝安县的县城区域，当国家出台政策设立经济特区后，采用了深圳这一叫法，并将深圳的范围扩大，南至滨海、西含蛇口，俗称“关内”。至于原有的宝安县，依旧保留下来，只不过整体北迁，在现在的宝安区位置，削平了山头，新建了这个县城。随着深圳特区的惊人发展、大量外来人口的汇集，原有狭长的土地面积已经不足以承担城市的合理运转，往南已是香港和大海，朝北、朝西的开拓成为唯一的选择，新建的宝安县再次被“占用”，成为深圳市的一个区：宝安区。

至于“渔村”的说法，则起源于深圳的确存在的两个边境渔村——渔民村与渔农村，分别位于如今的罗湖口岸与福田口岸附近，与香港仅一河之隔。“这是一个比较特殊的地方”，郭炳安回忆说，“这两个渔村都在边境，那时候有边防证都不能进去。那里是禁区，有部队守着。村里的渔民可以往来于香港与深圳，因为香港依然留存有他们赖以生存的土地……当时的记者把这里说成了深圳……”这种误解不仅存在于国内，甚至是广泛存在于国外的，以至于当法国的一家和平纪念馆向当时身居关山月美术馆的郭炳安征集一对表现过去宝安深圳县城与现在深圳特区的对照作品，郭炳安按照旧时的记忆描绘以荔技公园为背景的罗湖区画面时，他的作品被毅然地拒绝了，因为画面中的旧深圳并不是他们既定观念中的简陋渔村!

无论是出于对深圳历史的无知还是有意的选择，我们不能不说“渔村深圳”“面朝黄土背朝天”这些早年深圳的代名词深深地印在了新一代的人们和不了解其渊源的人们心中，甚至被写入了小学课本，这一在当时作为意识形态培养所的重要场域。而对于那些了解深圳历史的人，则很多出于强烈对比的“草根-英雄”心态，容忍乃至接受了“深圳-渔村”的说法。从而，成就了那个我们一遍遍述说，直到忘记是谎言的著名故事。

“水源”与“画源”

很快的，这种具有新闻效应的对比被再次运用，并成功的制造了人们对深圳的二次误读，那便是相对于经济领域深圳表现出来的“深圳速度”而出现的深圳是“文化沙漠”的说法。若以渔民村和渔农村的区域来定义深圳的文化根基，那“沙漠”的说法自然是合理的，毕竟深圳不是这两个渔村，虽然比不得北京、杭州、洛阳等古都重镇，但作为一个偏远的县城，相比当时同等规模与水平的其他地区，已算得上繁荣，而我们这里要着重介绍的，是作为深圳文化事业转折点——深圳展览馆(现深圳美术馆，建立于1976年，时属宝安县，深圳经济特区于1980年设立)的建立。

偶然的，一个与艺术毫不相关的看法，刺痛了中国人“要面子”的心理，成为促使著名的深圳美术馆成立的导火索。事情起源于位于深圳罗湖区东北角的深圳水库，一个在1965年建成，供给深圳、香港市民用水的水库，水库旁有一处建筑，最初是内地与香港殖民时期的英国人进行供水谈判的场所。在经历了十年的自然及人为的破坏后，已是残破不堪。当政治上的严冬过去，英国人再次进入深圳与当地东村水利工程谈判供水及费用时，作为曾经谈判地的场所的荒凉与破败引来了英国人的微词，郭炳安说：“当时那地方(现深圳美术馆)被破坏得近乎为废墟，这些香港水务局的外国人谈水价时看到这情形，提出了很多看法……老实讲，当时中国人最怕外国人提意见的，要面子!”

意见一经提出，便引起了宝安县的重视，于是有人申请将这一“废墟”建成展览馆。由于当时提倡廉政，不许新建楼堂馆所，只能找到省和县里的文化局，由多方各下拨一部分款项，在原有建筑的基础上建成了深圳展览馆。

经历了十年的动荡，曾经的人才获取渠道已经“消失”，生活的高度政治化在没有完全消失的岁月里依然束缚着人才的身心，“在野”的他们虽然活动于各相关单位人的交往中，毕竟，短期内再召集起来已非易事，而急需人才的深圳展览馆只得从原县文化馆调人，“当时是老的县文化局副局长，还是文化馆的馆长，已经记不清楚了，来负责筹建事宜，建好后需要人才，当时找不到人，后来就把我从县文化馆展览组调到深圳展览馆，专门从事展览工作”，郭炳安回忆说，“也是通过展览馆，全国的第一家合资单位，那个受到文化部表扬的合资单位——与香港三联书店合资的博雅画廊诞生了”，成为面向国内外的艺术窗口，奠定了深圳艺术品市场的基础。

待到建立深圳特区，人民美术出版社社长邵宇的到来，改变了深圳展览馆和深圳美术事业的命运，他以超前的思想宣传着自己的展览理念，限于当时的政治舆论，打着“荣宝斋木刻水印原作展”的旗号，顺带展出了一批具有个人风格的中国画作品，包括山水、人物和花鸟各种题材。“荣宝斋的到来带来了很大的效应，成为宣传深圳美术的一个契机，过去很多艺术家知道这个事情后，都要来支持深圳，为深圳的艺术发展提供了各种可能”，郭炳安说。

目击和参与

郭炳安于1969年从广州美术学院毕业后被流程化地送到位于广东惠阳的部队农场，开始了为期一年的“锻炼”。作为专业艺术院校的“特长生”，郭炳安没有和大多数的毕业生一样被叫去插秧、种地，而是抽调到广州白云机场从事广交会宣传画的制作绘制等工作。

“锻炼”结束后，郭炳安被调到宝安县，成为这里的第一个美术学院毕业的本科大学生来到县文化馆，加入展览组，与组内其他同事一起负责展览工作。待到深圳特区设立初期，文化馆更名为“群众艺术馆”，这一“文化”与“艺术”的字面差异，在那个时期却引起了很大的争议并持续了很长时间，原因很简单，因为“文化馆”是国家统一的名称，使用这个名字意味着为国家承认并享有国家的拨款以及单位人的编制，如果更名，则很可能面临着无编无钱甚至无人的困境。自然，名字是改了，也依然享有固有的国家待遇，郭炳安也在这里一直工作到深圳展览馆建成。

在特区经济高速发展的同时，深圳市政府开始着意于文化的建设，深圳画院的筹建提上日程，“最开始深圳要建画院，宣传部亲自抓，但本来这些事情应该是文化部去抓，宣传部当时找到王子武，让王子武来做画院的筹建工作”郭炳安说。然而，筹建画院需要在多方部门间周旋，各种审批自然是少不了的，求人做事自然要看人颜面，受人冷眼也是常理。对身为画家的王子武稍有了解的人都知道，一向低调从事、绝少抛头露面的他，绝不会向他人卑躬屈膝，很快的，王子武退出了。郭炳安说：“后来杨沙接手筹建工作，他也是深圳画院的第一任院长，黑龙江人，画了当时很有名的《闪闪的红星》连环画。那时，文化局局长抽调我来协助杨沙院长，一起负责画院的筹建工作，到画院基本建成后，我就留在了画院做专职画家。”

当时间到了1995年，距离香港回归祖国只差两年时，为收藏、研究、陈列、推广关山月先生捐赠的美术作品，政府决定在香港回归前建立一所具备现代美术馆各项功能的美术馆，也就是我们熟悉的“关山月美术馆”。关馆的筹建工作交给了工作于文化局艺术处的陈湘波，他是关山月的关门弟子，也是现任关馆的馆长。再次的，看重于郭炳安的工作经历，当时的文化局副局长董小明安排他协助陈湘波，担任关山月美术馆筹建办主任一职，承担起关馆的筹建工作，并如期的赶在香港回归前完成了任务，建成的关山月美术馆还赢得了当时全国的一个建筑设计大奖……

时光荏苒，已建成的美术机构正常地运营着并发挥着建设深圳美术事业的重要作用，曾经无数的“功臣”——无名的与有名的——随着时间的推移在人们的记忆中逐渐褪去，如今的郭炳安，也已年过古稀、行动颇为不便，需要时刻处于旁人的照顾之下，在此，感谢郭先生长达四个小时的热情，让我们找到深圳美术历史的一些“点”，并将于以后关于其他深圳美术工作者的访谈中将这些“点”组合成“面”，最终尽可能的还原一个生动的深圳美术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