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大写意”精神涵量缺失，形式语言贫乏的当代画坛，看到叶烂具有突破性的大写意花鸟画，委实感到欣喜乃至兴奋。

　　无需一一罗列叶烂的成果，只要指出，在五年一届的全国美术大展中，不论大写意作品多么罕见，叶烂却自1994年起连续三届入选，分别以《秋塘染霞图》、《金色的池塘》、《荷塘月色》登堂入室，这足以表明他的画不同凡响。

　　大写意花鸟作为中国画传统中的一种独特形态，有其深厚的文化内涵和高难度的艺术形式要求。这一形态直到明代后期花鸟画大师徐渭笔下才见成熟，而后经过八大、“八怪”、任伯年、吴昌硕、齐白石、潘天寿、刘海粟、陈大羽等人的传承与发扬，艺术积淀愈加丰富厚实。但随之也出现了后继者陈陈相因，索然无味的状况。叶烂却奇异独出，其秉性执著，天资颖悟，早年受业于陈大羽，得其精义，此后则力追前贤，感悟时代脉搏，长期沉潜于“默耘斋”中，苦苦探求。他曾说：“在绘画艺术领域里探索，就如同在茫茫雪原里行走，合着别人的脚印走固然省力，可留下的只能是别人的印迹。”正是由于他的不懈耕耘，广收博取，终于自出机杼，形成了个性化的大写意花鸟画的现代新形态。

　　叶烂大写意花鸟画的精神支柱，是对自然野逸之美近于狂热的激情。

　　大自然中的花鸟生态，有着多种多样的生命情态，而叶烂对于“野逸”情有独钟。这可能根源于童年的乡村生活情绪，又拓展了成年后的大自然情结；也许，天性中的豪放洒脱和淡泊名利，才是内在动因。他的大写意花鸟既继承了传统中“天人合一”的理念，又突破了传统中近于程式化的一套象征寓意的规范，而更多地倾注了个人独特的情感体验和审美追求。在他反反复复地纵横挥写的荷塘景境中，“出污泥而不染”的人格寓意已不占主位，他更关注的是对种种荷塘野趣的追忆、感动和痴迷以及因此而激发出的强烈的艺术创造欲望。这才有了笔下金秋、初夏、月色、映日、遇雨等千变万化的荷之美境，乃至令他有资格自诩为“万荷塘主”，当然，他笔下那些不知名的野花野鸟，同样也不再是某种客体形神的再现，而只是个人情感的宣泄。我敢推断，对艺术本体语言多样化的不断创造所获得的快感，恐怕也是他创作的推动力。

　　叶烂的大写意，已演化为一种现代意义上的人性化和个性化。他不追求一枝一叶的意味和一点一滴的得失，也不迷恋那种赏心悦目式的“小美”，而醉心于创造一种似真似幻的、讲究整体气势和整体精神的“大美”。作品中意象的造型与心象的内涵相契合，灵性的神态与随机的生发相辉映。或许可以说，这样的大写意，既“大写”出了花鸟世界的生命，更“大写”出了画家自我的生命。

　　叶烂大写意形式语言方面的个性化特色，突出的有三点：水韵意味、色彩强度、结构张力。

　　叶烂用水，堪称一绝。前人说“笔墨关纽在于水”，水在大写意画中尤为重要，何况画水气氤氲的荷塘？他往往以饱含水分之笔，和色落纸，淋漓酣畅，一气呵成。尽管控制水之渗透走向颇有难度，但因“胸有成荷”，故而能依据不同画面效果的要求，运笔或行或止，或疾或徐，或恰好“结边”，或色粒沉淀，诸种效果随机而现。正是笔随心运，水到图成，取向不惑，韵味浓醇。那种“水晕色彰”的感觉，恰到好处地营造出湿润、朦胧、飘忽的氛围，越发增加了荷境之美的魅力。

　　色彩在叶烂作品中具有特殊的表现力，而且敢于用非国画颜色作画，这对传统的“水墨为上”是一个突破。其意义不仅在于丰富了艺术手段，更在于有益于充分表达一定的心态、情绪和意境。具体说来，其作品色彩处理方式有三种类型：一种是基本按传统方式，在墨色变化中求气韵生动。第二种是不用墨色而纯用某一彩色，于同一色调中见丰富变化，如以金黄画夏日之荷，以湛蓝画月下之荷，以嫣红画秋日之荷。这些画面虽毫无墨痕，却由于色调和谐统一，同样富有清纯雅致之美，效果丝毫不逊于水墨画。第三种是重彩浓墨，交相互动，无论姹紫嫣红，艳黄翠绿，由于与沉着的墨色相辉映，在对比强烈中复归于协调，是近年来探索的新成果。

　　强化结构张力是叶烂又一特色。突破传统中常见的以虚为主、以空灵为上的格局。其构图多饱满充实，开朗舒展；笔势多粗壮有力，气势奔放；物象多简化纯化，夸张变形，甚或近乎半抽象。看得出他吸收了西方现代构图的某些因素，但本质上仍是民族传统二维平面章法原理的延伸。他的张力结构并非一味张扬恣肆，而是放收结合，开合有度，张力与引力并存，所以依然具有耐读的品位。

　　20年前的叶烂曾写道：“如痴遨艺海，似狂追爱途。愿肖天涯草青青，何须世人顾？”而今，叶烂已成知名画家，但他仍然以“草民”自命，在“默耘斋”中做他的“万荷塘主”。有诗为证：“唯凭三尺画，展我一世雄”！

　　中国美术家协会理论委员会副主任马鸿增

作者：马鸿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