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今天，前卫艺术的身份是极其特殊的。它早已摆脱了传统艺术的任何学科性限定，同时，也摆脱了几十年前为挽救和代替奄奄一息的一神论传统宗教而进行的个人精神拯救的现代艺术。前卫艺术在模糊和取消各种学科界定的同时，拒不接受从属于任何一种学科和将自己发展为任何一种新的艺术门类。正是这种根本意义上的非确定性，包括不断地发现和占有这种非确定性构成了我们所看到的可被称为前卫艺术的各种活动。那么，我们能否从后现代文化的情境中为前卫艺术的这种非确定性找到理由？作为一种广义的话语活动，前卫艺术所从事的究竟是怎样一种工作？

　　从语言学的角度切入我们的问题也许是最直接的。经过福科和德里达的努力，今天我们已经知道，任何一个封闭的话语体系在它内部的定向延异都无法达到、捕获或框定它所假设的所指。虽然语言行为从意向上说是及物的，但语言作为一个能指系统却是非及物的。这个结论可导致以下几个结果：

　　（1）通过纯化一种语言来寻找关于世界的最高本元的一切一元论宗教神学归于失败，换句话说：即使有上帝这类实体存在，我们通过哲学、宗教和严格规定的仪式也无法达到和发现。

　　（2）从有限的前提出发的任何基础科学的理论活动都无法发现和证明这个世界上有真理和规律存在。

　　（3）因此，为了恢复普遍的人类语言行为从文化、意识形态到常识的功能上的连续性，我们必须保持开放的态度和蒙昧的因素。由此得到的一个必然的推论就是：文明并不能帮助人类建立更高的秩序，或架设一个梯子通往想象的天国，恰恰相反，我们除了从技术革命中获得一些实用的肉体满足，以及一些系统化的、程序化的和定量的心理满足，关于信仰、企盼、希望和自由等来自生命的更深要求仍然依赖于巫术水平上的话语活动和精神实践。这个悲观的结论也可以这样来表达：任何一个专门性学科除了从技术的意义上为人类提供准肉体性的物质满足外，并不帮助人类从灵的意义上获得与物化现实相对的自由体验。

　　正是因为这样，今天的前卫艺术从所有可以学科化和技术化的陷阱中逃离出来，将自己的努力放在对于非确定性的追求上，它承担起文化中那种不可排除的蒙昧的使命，它起到了一种只有巫术才能起到的吸收和输出人类对于自由的渴望的功能，维持着文化整体从热烈而混沌的自由感到清晰而冰冷的技术性之间的张力。

　　在上面讨论的基础上，我们就可以回答下面的问题：

　　首先，前卫艺术的作品已不再像现代主义时期的作品，用来推进和解决一个来自艺术史内部的问题，或用来启示一种类宗教的超验世界的存在。同时，它们也没有任何预先假设的，可以实用化的功能，它们也不是谜语，有一个惟一的谜底。也不是魔术，告诉人们它就是假的但却让人们看不出假在什么地方。

　　前卫艺术的作品实际上就是巫术中所使用的“灵媒”。它是一个东西但并不是一个确定的什么东西，它有所指但所指不明确。

　　因此，当我们面对一件前卫艺术的作品时，它并不是某种新型材料、新型产品，也不是一个提醒人们对于生活和意识形态加以关注的广告。我们不是在观看一个魔术，如果这件作品与更广阔的话语背景发生了联系，它所起到的作用，就是在巫术中我们所常说的“灵媒”的作用。它消解这个硬化了的事实世界中的各种事物之间的边缘，使事实重新退回到蒙昧的自由状态中去。既定的概念将脱落，人们借助这种现代巫术的作用可以重新从技术的桎梏中获得自由，并从这种自由中唤起新的恐惧和希望。

　　于圆明园（文章发表于台湾《美术报》）

作者：刘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