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中国大多数人还生活在农村和落后地区，抛开他们的现实处境，直接按照一线城市的标准制定教育政策，只会将他们推向更加落后和贫穷的边缘。

　　据浙江在线3月1日报道，全国政协委员何水法在全国两会召开前夕提出了一条建议：

　　“建议将现行的9年义务教育制度延长为12年义务教育，将普通高中和职业高中纳入义务教育范围，推行高中阶段(含普通高中、职业高中)的全免费教育。”

　　此建议一出，立即引来部分网友叫好，不少人认为他一语见地，是在为人民办实事。不过，只要结合梁鸿的《中国在梁庄》和阎海军的《崖边报告》，便可以轻易推论出这条建议不可行，因为它完全忽视了中国农村的现实情况。

何水法

　　何水法只描述了中学教育的部分现实

　　何水法认为，中学阶段是孩子身心发展的重要阶段，是人生观、世界观的形成阶段，但目前中国实行的是九年义务教育，初中就面临着中考的压力，不少学校为了提升考入“重点中学”的学生比例，压缩教学进度，挤占“副科”教学时间，长此以往，不利于提升孩子的综合素质。

　　由于升学的压迫，孩子们被迫不停做题和重复考试，业余时间几乎被习题占满了，根本没有时间去提升自己的其他素质。何水法的这一描述，确实是中国教育面临的现实境况，中国绝大多数地区，孩子们都在日复一日的经历这样的生活。

　　但何水法描述的却不是全部现实。在中国广大的乡村地区(包括三四线城市和县城)，由于自然村减少和人口外流，不少学校被合并，学校合并后学生增多了，但老师并没有相应增加，在“主科”老师尚且不足的情况下，“副科”老师更无从谈起。

　　2015年两会时，全国政协委员马蔚华曾提出《关于解决农村教育中师资力量短缺问题的提案》，这份提案列举了这样的数据：某年湖北湖北蓟春县全县的教师流失量达到800多名，有的农村学校只有一名教师留守;苏北某县近年来流失教师295名;甚至作为省重点的徐州某镇中学，教师流失比例也超过了13%。这些流失的教师中，76.4%为骨干教师，95.2%为35岁以下的青年教师，农村教师流失现象十分严重。

　　在这样大规模师资流失的背景下，农村推行正常的教育尚且存在困难，更遑论推行素质教育了。

　　诚然，不少农村家长会将孩子送到城镇求学，但这也面临着严重的问题，孩子要么过于幼小缺乏自控能力，要么家长厌烦天天接送，干脆不送了。即便如此，这些城镇学校的教育质量也十分堪忧，梁鸿在《中国在梁庄》一书中，借用乡村老教师万明哥之口说：

　　“我都打听过了，教学质量差得要不得，成绩都是瞎编的，到考试的时候，老师把题写到黑板上讲一遍，学生还不会做。”

　　忽略教育中存在的这种现实境况，直接谈素质教育，实际上过于苛求广大的乡村地区和落后地区了。

　　素质教育不能让贫困家庭的孩子爱上学习

　　观察中国的教育现实，不能只把目光集中在北上广深这样的一线城市，忽略掉中国最广大的三四线城市和农村。在这些地方，比素质教育更急迫的问题，是学生的大面积流失和无心求学。

　　同样是在《中国在梁庄》一书中，梁鸿描述了故乡学生的现实情境：由于国家大学制度改革，上大学不包分配，还需要缴纳大量学费，农村学生和家长的求学欲望大大降低，“原来小孩不去上学，家长都是拿着棍子满村打，现在孩子不去上学也不用棍子打了。”初中以后的辍学率非常高，学生百分之百不想上学，也学不进去，比起学习，网络游戏更加有趣。

　　另一方面，大量农村青年外出务工，在经济上带来了直接的示范效应，导致农村孩子更加无心向学。阎海军在《崖边报告》一书中，描写了崖边村的现实：大多数农村孩子，初中毕业或者失学后会选择打工，不少人为了加强自身竞争力，会选择读中职，但由于中国的产业转型，现在读高职也没有什么出路了，于是中职学校开始招不到人了，“很多职业学校反映，从2001年开始，他们的招生人数开始有所上升，2007年到2008年基本稳定。但从2009年开始，招生人数开始出现了萎缩。”

　　既然读与不读书最后都是要打工的，那么对于农村家庭来说，花钱读几年“没用”的书，不如早几年出来打工，这样还可以挣点钱补贴家用，为家庭“脱贫致富”做贡献。梁鸿总结说：

　　“在经济观念、金钱意识的冲击下，在孩子缺失家长教育的情况下，孩子根本不愿意上学，就等着早早退学，然后出去打工。至于怎么打工，能打什么样的工，好像他们并没有考虑到这些问题。”

　　梁鸿的这一结论，也在纪录片《归途列车》中得到印证：主人公夫妇在广东务工，一心期盼女儿张琴好好读书，然而女儿违背了他们意愿，偷偷跑到广东打工，成为新一代的打工妹，打工地点也从服装厂变成了夜店。张琴之所以跑到城市打工，就在于她认为打工能挣到钱，比在学校读书有意思。

　　所以，光提素质教育，并不能让农村的孩子爱上学习，更不能改变他们的命运。

　　就近入学更无法抹平城乡之间的差距

　　何水法还建议普通高中实行就近入学的原则，以此逐步缩小小区域、城乡、校际间的差距。但实际上，何水法的这一建议，也没有实行的基础，正如笔者在前文所述，农村和三四线城市，正面临着师资力量大量外流的困境，农村和一些县城的学校，师资力量严重不足，面临着无人教书的局面，这直接影响到学校的办学水平，结果导致大量梁鸿描述的“蒙人”式教育出现。

　　实行就近入学的原则，必将导致农村和落后地区的孩子失去接受优质教育的机会，以笔者对家乡重庆的了解，只要农村(县城)的孩子中考考得好，就有可能被主城区的学校“挖走”，主城区的优质学校会为他们免除或适当减轻学费，甚至提供住宿费、生活费，这在一定程度上保证了学习优秀的孩子能够接受到优质的教育。

　　如果实行就近入学的原则，那么这些优秀学生将不得不留在农村学校或城镇中学，而这些学校正面临着师资流失的困境，他们将很难得到优质教育，三年高中后，他们将失去与主城区学生竞争的能力。

　　假如依照何水法的建议，实行就近入学的办法，则是对落后地区学生受教育权的变相剥夺，现在还能靠死命读书获得一点上升的机会，以后很可能连这条路径都被堵死了(读了高中也考不上大学，那何必读高中?)。

　　导致城乡差距的原因有很多，但通常认为，城乡二元结构和城乡剪刀差的存在，才是导致城乡差距越来越大的关键原因，教育上的差距，只是城乡差距的一种体现，而不是原因，如果认为通过改变教育，就能改变城乡差距，那便是缘木求鱼。

　　事实上，只有通过发展落后地区的经济，缩小与发达地区的差距，才有可能为教育提供经济基础，才能重新引导孩子们走进课堂。如果现在就全面推行素质教育，那么落后地区的孩子，连最后一条上升的途径都将被剥夺——他们的父母显然没有足够的经济实力，让他们能在素质教育上和发达地区的父母比拼。

　　结语中国的经济虽然取得了长足进步，但不可否认的是，中国绝大多数人还生活在农村和落后地区，抛开他们的现实处境，直接按照一线城市的标准制定教育政策，只会将他们推向更加落后和贫穷的边缘，对改变他们的命运于事无补。

来源：雅昌艺术网 作者：走刀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