装裱艺术集中反映了古人的艺术与审美观念，传达了时代的审美理想。装裱虽一技艺，却与诸多因素相关联。诸如生活起居方式、陈设方式，建筑的格局与技术，人们的审美观尤其是上层人物的审美观，所用材料的制造情况等等都会影响到一个时代的装裱风格。

　　据考，多片甲骨用串联成册的方法，这可以说是最早的书籍装治雏形，不过使用的场合与对象具有特殊的要求与限制。商周至两汉时期，帛书与简策书籍并行使用，较重要的文书写在缣帛上。

　　一、缣帛

　　《汉书·食货志》记载：“大公为周立九府园法，布帛广二尺二寸为幅，长四丈为匹”。汉代仍沿袭古代制度，《流沙坠简·二器物类》中记载：“任城国亢父缣一匹，幅广二尺二寸，长四丈……”可知古代布帛与缣的“幅”宽为二尺二寸，长为四丈。这是早期的软质物的广狭尺寸。越到后来，帛书的形式就越考究。汉代已有专门供写书用的缣帛，上面织有淡雅的图案花纹，为了书写方便还织有或画有红色或黑色的界行，人们称之谓“朱丝栏”、“乌丝栏”。帛书为使用方便，用竹片粘装在首、尾，或在其后以软质物加以衬托，这样帛书就成了卷，装在首尾的竹策、木板等，便成为最原始的“轴”。这样更便于书写、阅读与收藏。从实际需要出发，最初的书卷问世了。在帛书的形成发展过程中已有简单的装裱成分，但还不固定，操作也简单。1973年长沙马王堆汉墓发现一批帛书，共有十多种，约计二十多万字，均用墨笔篆字或隶字书写，有《战国策》、《易经》等著作。这些可以卷舒的经卷、图册，为了保护和使用，都是用绢、帛、布、粗麻等织物上浆作为底子做成可以舒卷的卷子。

　　1973年5月，湖南长沙子弹库出土了战国《人物御龙》帛画，功能可能是作为引送死者升天的冥旌幡具。此画幅式37.5×28厘米，细绢质地，为了便于张挂，帛画上端裹了一根细竹竿，竹竿中间系由棕色丝绳。湖南长沙马王堆一号西汉初期墓葬的内棺盖上，有一幅保存完好的T字形帛画，同样也是旌幡的形式。在宽边的下端两侧及下部的两侧皆垂有绦带，显然有美饰的成分在。此外，墓葬中还有红漆轴的帛卷。由此可知，这个时期是丝织品卷轴装潢的孕育与形成时期，为后世提供了多种形制的可能。

　　二、简策

　　简策上的字是用毛笔蘸墨写的，写错了就用小刀刮去。简策使用的时期很长，甲骨文和青铜器上都有“册”字。据《说文解字》可知，“册”是象形字，像一长一短，中有二编之形。一根简容不下许多字，长文章必须用许多简编成策。在当时，一篇文章就是一册，所以“篇”也就是那时的书籍计数单位。如《论语》二十篇、《孟子》七篇等。竹和木是很普遍的材料，用它们来制作书籍，容易得多，便利了人们写作。竹策的诞生为促进中国文化的发展，起了重要的作用。简策的连接通过绳，加以串结，因而只有装治而无裱褙的成分。“卷”是横长的式样，置于案头、桌上或执于手中可以边卷边看，故亦称“横看”或“行看子”。卷的形式来源于简帛，一卷简书和一卷帛书相比，体积不同，卷内抄写的文字也不同。装裱甚至美饰的因素更多在帛书中体现出来。

来源：雅昌艺术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