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翰墨侍君

翰林，为古代官职名称，最早出现在唐朝。当时在禁中置翰林院，内充文词、经学、卜、医、棋、术等各种专门人员。他们定期入值当班，待诏于院中，因有参与机要之机而号称“内相”，有实权。翰林院经过宋、明的发展，及至清代，更成为一个专属部门，执掌完备，人才辈出。清代的翰林院，主管编修国史，记载皇帝言行的起居注，进经史，以及草拟有关典礼的文件，其长官为掌院学士，以大臣充任，下属官有侍读、侍讲、修撰、编修、检讨等，统称为翰林。“自古儒学之臣或以文章备顾问或以笔札司纪载，莫不替毫洱管，出入承明，与他曹之专治案牍者较为地近而职清，故历代以来最称华选。”翰林官位虽为清职，但因接近皇权中枢，有机会以诗文翰墨近侍帝王而地位显赫。

据《康熙起居注》记载，康熙十六年十月二十日，谕大学士：“朕不时观书写字，近侍内无博学善书者，以致讲论不能应对，今欲于翰林院内择博学善书者二员，常侍左右，讲究文义，但伊等各供厥职，且住外城，不时宣召，难以即至。着于城内拨给闲房。停其升转，在内侍从数年之后，酌量优用。再如高士奇等能书者，亦选择数人同伊等入值。”

康熙十年十二月十八日乙未上又问曰：“素闻尔习书法，试写几字来看。”傅达理谢不能。上命侍臣取纸笔至，命速写来看，傅达礼书唐诗一首，呈览，上嘉奖之。

十二年三月初四，达礼奏曰：“皇上书法端楷，尽善尽美…… 但人君之学，与儒生不同。”上曰：“亦非专工书法，但暇时游情翰墨耳，尔言朕知之矣。”

十六年四月二十四日，…… 詹事沈荃进呈奉旨草书，千字文《百家姓》，学士沙喇里率同启奏。令沙喇里传谕曰：“朕素好翰墨，以尔善于书法，故时令书写各体，备联模仿玩味。今年内将所书之字赐汝，非以为佳，但以模仿尔书，故赐汝观之，刹目似否？”

可见，博学善书的翰林通过入职两书房、经筵日讲及其他朝廷政治文化活动，与帝王接触，从而施展书艺、以翰墨侍君，甚至书墨交流。

清代翰林，多以科举优胜而入，于是成为引领书风之翘楚，其书风又与帝王喜好相关，在当朝备受推崇。

如康熙皇帝崇尚董书，南书房入值的翰林如沈荃与沈宗敬父子、王鸿绪、陈邦彦等多是习董书者。至乾隆朝，高宗又推崇赵孟頫书法，因此赵、董书体身价大增，一般书法家只奉赵、董为典范，而二人书法又以规整柔弱为特点。而清代翰林书法受科举考试中馆阁书风的影响，融入了靡弱妍媚之气。在清代的不同时期也出现了不同的审美取向。清代翰林群体较大，书法传世较多，沈阳故宫博物院亦有大批收藏。除康熙时期南书房翰林书法作品外，有乾隆时期张照、梁国治、彭元瑞、董诰、曹文埴、王杰、刘墉、汪如洋等人的书法作品。还有嘉庆时期，姚文田、吴信中、黄钺、程恩泽；道光时期，祁寯藻；咸丰时徐郙，以及清代状元于敏中、秦大士、茹棻、石韫玉、潘世恩、顾皋、蒋立镛、陈继昌、钮福保、翁曾源、刘福姚等翰林的书法作品。这些翰林书法作品多以对联、手卷、中堂等形式表现。内容上有给帝王的臣字款书法作品，也有答谢或赠予友人的书法作品。风格或崇尚董赵，或以颜字为底赵米兼之，或变欧变柳，或清后期多学北碑。综观翰林群体的书风变化，可窥见一个时代政治文化、审美追求和生活情趣。

二、帖学为本

清代前中期，尤其是康乾时期，帝王尚帖学，书学推崇正统，从追“二王”到临“董赵”，整体书风呈现出工整匀称、端正秀雅的面貌。这种风格的形成是能否“昭敬谨之意”、衡量“善书”的表现。

清 陈廷敬 七言联 130cm×30cm×2 沈阳故宫博物院藏

陈廷敬，字子端，号说岩，晚号午亭，清代泽州府阳城（山西晋城市阳城县）人。顺治十五年（1658）进士，后改为庶吉士。有很强的帖学功底，是清代初期的代表性书家，更是一个善于融会贯通、博采众长而又创新不足的书家。他是清初学者型书法家，诗文也精工。从院藏《清陈廷敬行书七言联》看，有元代赵孟頫和明代董其昌的元素，其外貌圆润而筋骨内涵，点画华滋遒劲，结体宽绰秀美，点画之间彼引呼应十分紧密。外似柔润而内实坚强，形体端秀而骨架劲挺，这都是受到了前人笔法和结构的影响。

清 查昇 五言联 120cm×27cm×2 沈阳故宫博物院藏

查昇，字仲韦，号声山，浙江海宁人。清康熙二十七年（1688）进士，选翰林院庶吉士，授编修。时康熙帝选儒臣侍值以备顾问，他经荐入直南书房多年，累迁至少詹事。院藏《清查昇行书五言联》《清查昇行书北山移文字卷》书法秀逸，得董其昌神韵，对联尤为精妙。康熙帝称赞说：“他人书皆有俗气，惟查昇乃脱俗耳。用工日久，自尔不同。”查昇办事又谨慎勤敏，备受器重，康熙帝赐书、画、御笔、砚台，赐第西华门，并御书“淡远”堂名。品行高洁，待人不分贵贱，一视同仁。四方求书法者甚众，他经常在晚上燃烛挥毫。

清 汪士鈜 215cm×51cm 沈阳故宫博物院藏

汪士鈜，字文升，号退谷、球泉、松南居士，长洲人，康熙三十六年进士，康熙四十六年官至左中允。《四朝书录》记载：“书法国朝第一，与姜西溟称姜汪。”院藏《清汪士鈜行书轴》，行书四行，具董其昌书风。落款“汪士鈜”。

清 陈邦彦 隔扇贴落 68cm×45cm 沈阳故宫博物院藏

陈邦彦，康熙四十二年(1703) 进士，授翰林院编修，入值南书房，后升侍读学士。乾隆初官至礼部侍郎，诗文典雅有致。善书法，尤工小楷，在侍直内廷时，常奉命校读御制碑版文，并奉敕缮写。院藏《清陈邦彦行书七言》两副行草宗法“二王”，字体宽展秀发，《清陈邦彦行书隔扇贴落》出入“二王”深得董其昌笔意。

清 张照 临董其昌书苏轼真一歌 30cm×115cm 沈阳故宫博物院藏

清代帝王书学崇尚正宗，乾隆把张照推至极高的位置，树立这一典范与清代统治者的文化政策是一致的。《清史稿》中《张照传》记载，张照，字得天，江南娄县人。康熙四十八年进士，改庶吉士，授检讨，南书房行走。雍正初，累迁侍讲学士。照敏于学，富文藻，尤工书。其以苗疆得罪，高宗知照为鄂尔泰所恶，不欲深罪照，滋门户恩怨。重惜照才，复显用。及照卒，见照狱中所题白云亭诗意怨望，又指照集愤嫉语，谕诸大臣以照已死不追罪。后数年，一统志奏进，录国朝松江府人物不及照，乾隆帝复命补入，谓：“照虽不醇，而资学明敏，书法精工，为海内所共推，瑕瑜不掩，其文采风流不当泯没也。”院藏《清张照临董其昌书苏轼真一歌行书卷》是张照学董其昌的书风的经典作品，张照受董其昌的熏陶，由董氏入门后跳出樊篱，变其董字的秀媚兼为厚重，成为乾隆时期书风转变的先导。

清 刘墉 210cm×54cm 沈阳故宫博物院藏

与张照的秀媚兼变厚重不同，刘墉的厚重出于古法，是乾隆时期的厚重一派。刘墉，山东诸城人，大学士刘统勋子。乾隆十六年进士，改庶吉士，散馆授编修。累迁至内阁学士，入直南书房。乾隆四十七年，授工部尚书，兼署礼部，在上书房总师傅上行走。从院藏《清刘墉行书诗轴》《清刘墉行书诗卷》这两幅书法作品看，刘墉的书法主要取法颜真卿和苏轼的风格，既有颜真卿的厚重、遒劲用笔似“绵里裹铁”，又有苏轼书风的平和自然。这两幅书法作品自然流露，书写时“悠悠不迫”，点画和结字都很“松活”，给人一种“闲适”的审美感受。与儒家中庸的思想相吻合，极显中和之美。同刘墉并称“浓墨宰相，淡墨探花”的王文治，工书法，得董其昌神髓，文治平日喜用淡墨，以表现潇疏秀逸。院藏王文治多幅书法作品，以《王文治行书七言》《清王文治行书轴》为最。

清 王文治 308cm×68cm 沈阳故宫博物院藏

乾嘉时期也属厚重风格同张照齐名的有王杰， 字伟人，号惺国，陕西韩城人。清朝状元，有清一代陕西第一名臣。初在南书房当值，后经多次升迁，官至内阁学士。乾隆三十九年(1774) 任刑部侍郎后又转调史部，擢升右都御史，乾隆五十一年(1786) 出任军机大臣，上书房总师傅，第二年又出任东阁大学士。《木叶奁法书记》这样评论他的书法，载：“曹文恪书如瘠人举重筋骨张，王文端书如多牛村父，体貌充实，后人乃与张文敏并称为书家，得天地山伟人宁非滥名”。院藏两副《清王杰行书七言联》面貌浑厚庄雅，是中和美的典范。

清 翁同龢 七言联 170cm×35cm×2 沈阳故宫博物院藏

清晚期碑学中兴，翰林书家在帖学一派中处于主流地位，仍然在有限的表现空间中寻找更深层次的内涵。如梁耀枢，字冠祺，号斗南，顺德杏坛光华村人。善书法，其行书有王羲之、赵孟頫笔意。《翁同龢日记》载：“是口蒙皇太后赏御笔画兰花一大幅，梁耀枢奉救题诗于上方，又隶书署曰‘洞天清供’真至宝也，再拜抵领，告于祠堂”。再如翁同龢，字声甫，号叔平，晚号松禅、瓶庐居士。清咸丰六年(1856)丙辰科状元，授翰林院修撰，先后为同治、光绪两代帝师。翁同龢出身翰林世家，从小受家学影响。喜书法，由研习董其昌书法上溯至米芾、颜真卿，所作书法淳厚宽博。归田以后，纵意所适，不受羁缚，然气息淳厚，堂宇宽博，要以得鲁公者为多。院藏《清翁同龢楷书七言联》颇具颜体书貌，但又吸收刘墉、何绍基等前辈“习颜而出己意”之法，用笔比较奇肆率意，结体比较宽博开张。有同时融会赵、董之意，潇洒自如。

清代帖学以“二王”为宗，崇尚“董赵”，这与清代统治者宣扬其正统地位有一定的关系，维护了封建社会统治中的政治地位。帝王通过树立翰林书家典范来宣扬自己的书法审美观念，通过善书大臣之名树立皇权书法审美标准。帝王与翰林的书艺互动中，翰林们常用“古法”“泰山北斗”等词赞美康熙的书法，常用王羲之的书法作比较，原因是康熙在评价自己的书法时，最得意之处莫过于“正宗”。帝王崇尚书学正宗，有着深刻的政治和文化寓意。“上有所好，下必甚焉”从上述院藏清代翰林书法作品看，书风相对统一，一改清初书法杂乱，力推“二王”正统一脉的董氏书风，以中和典范为美，传承汉文化的正统地位，赢得汉人文化及心理上的认同，维护统治地位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三、碑学为根

清 朱彝尊 七言联156cm×35cm×2 沈阳故宫博物院藏

因康熙、乾隆宣扬其学书的正统地位，喜好“董赵”，以“正宗”为本，在帖学之外，碑学另辟蹊径，悄然升起，在中国的书法史上也至为重要。清初，在朱彝尊等一批学者影响下所出现的金石学研究及访碑的风气，也波及书法界，在金石搜访和发掘的刺激下，一时激起了很多书家对篆隶研究、学习的浓厚兴趣，这其中也不乏翰林书家。尤以何绍基、孙星衍、李瑞清、林则徐、俞樾、阮元为代表。朱彝尊，字锡鬯，号竹垞，浙江秀水（今嘉兴）人。少聪慧绝人，书过眼即能复诵。康熙十八年(1679) 应博学鸿词科，授翰林院检讨，纂修《明史》，后罢官回乡，专事著述。通经史，能诗词古文。朱彝尊喜好金石之学，以善隶书著称，和王时敏、郑簠被誉为清初隶书三大家。院藏《清朱彝尊隶书七言联》金石趣味浓厚，取法《曹全碑》，用笔上取其流动飘逸、轻松舒展，结体上取其方扁端庄、从容典雅。

孙星衍，字伯渊、渊如，阳湖县( 今常州市区) 人。清乾隆五十二年(1787) 殿试榜眼，历任翰林院编修、刑部主事。乾隆五十九年(1794) 再升刑部郎中。后任道台、署理按察使等职，清廉有政声。嘉庆十六年(1811)，他在任代山东布政使时称病请假回乡。生平钻研经史文学音训之学，旁及诸子百家。精于金石碑版, 工篆隶书，篆书颇具气象。院藏《清孙星衍篆书八言联》《孙星衍篆书七言联》精妙圆润，工稳遒劲。其书篆时毛笔剪去笔尖，以达到万毫平铺的效果，故篆字显得更瘦硬工整。

翰林碑派代表书家尤以阮元影响至大。阮元高举“尊碑抑帖”的大旗，使碑学承接清初崛起之势，一路高歌猛进，迎来了创作的新高潮。阮元，字伯元，江苏仪微人。乾隆五十四年进士，选庶吉士，散馆第一，授编修。逾年大考，高宗亲擢第一，超擢少詹事。召对，上喜曰：“不意联八旬外复得一人!”直南书房、愁勤殿，迁詹事。五十八年，督山东学政，任满，调浙江。历兵部、礼部、户部侍郎。特撰《南北书派论》《北碑南帖论》。院藏《阮元隶书七言联》，宗法汉代隶书，朴拙遒劲，方圆兼备。

清 何绍基 五言联 148cm×43.5cm×2 沈阳故宫博物院藏

影响清代碑学领域巨大者，尚有何绍基。何绍基，字子贞，号东洲、晚号猿叟。道光十六年(1836) 进士，官翰林院编修、国史馆总纂，历充广东乡试考官、提督，视学浙江，擢四川学政，后被罢官。晚年主山东泺源、长沙城南、苏州扬州诸书院。好金石，精书法，初学颜鲁公，后吸取汉魏各碑，悬肘而书，心摹手追，逐成一家。绍基臂长似猿，故而晚号猿臂翁，作《猿臂翁诗》，写射箭同书法的运臂的共同之处，这是艰苦磨砺与触类旁通的感悟。何绍基书翰精勤，简放四川学政时，从京城出发，水陆兼程，一路舟车劳顿，依然不废笔砚。因负盛名，沿途求书者络绎不绝。他随到随写随赠，酒酣兴至之日，往往一日里写百余副对联。院藏《清何绍基隶书五言联》《何绍基篆书五言联》线条似万岁枯藤，且行且留。用笔迟涩，笔纸磨擦力大而前行，战笔便应运而生。笔力似绵里藏针之刚强，结字疏密有致，用墨以晕化墨团布列于白地空间，粗细的强烈对比，及其富有灵性。

此外，沈阳故宫博物院还藏有擅长金石气的翰林书家李瑞清、俞樾、李文田、冯桂芬、王懿荣的书法作品。这些作品宗碑学崇尚复古，但大多书家受“馆阁体”影响之深，创作时受到了一定的约束，无明显个性。

四、小结

清代翰林书风，对当时的清代书坛影响巨大。究其原因，一方面是身居科举顶层，在“学而优则仕”的科举选拔人才时代，是对整个士人阶层的引领。另一方面，鉴于翰林院的特殊地位和翰林与帝王特殊的关系，使得翰林们在领会帝王审美倾向上具有其他士人阶层无可比拟的优势。封建时代，帝王一人的审美与好恶，往往决定了这个社会的审美追求。因此，帝王依自身的书风追求选拔翰林，翰林反过来又以帝王的审美来精进书艺，两者相得益彰。这不仅使翰林其人声名鹊起，也使翰林书风占据清代书坛主流。

清代前中期，主要是指嘉庆以前，翰林书风主要是对传统正宗帖学的继承和发展。自宋元以来形成的崇尚“二王”的唐、宋诸家书风和以晋、唐以来名家墨迹、法帖为取法对象的创作风气，到了清代，翰林们对其加以继承并推动其向前发展。康雍时期的汪士鈜、何焯、沈荃、高士奇、査昇、陈邦彦等书家，其书风总体均未超出元、明范畴。乾嘉时期，张照、刘墉、翁方纲、梁同书、王文治、铁保、永瑆等，将帖学推至发展的高峰，使帖学书法达到最高水平。其中，翰林书家众多，多成引领之势，是帖学发展的中坚力量。

清代中期以后，碑学逐渐兴起，向传统的帖学发起了挑战，并越发强劲。翰林书风也从主导地位的帖学转变成与碑学并行发展的局面。一些翰林书家崇尚碑刻书艺，如翰林阮元，提出“尊碑抑帖”的主张，倡导南北书派论，形成了南派“帖学”和北派“碑学”。至于清末碑学达到了顶峰，也不乏翰林群体的支持。

清代翰林书法在不同时期的风格变化是整个清代书法的缩影。无论是帖学的集大成，还是碑学的新兴与发展，都有翰林书家的推动力量。纵观沈阳故宫博物院所藏的翰林书法，数量众多，基本上涵盖了清代书坛各个时期的流转变化，也包含了帖学和碑学著名书家的精品及代表作品。窥管知豹，通过研究这些翰林书家的作品，可以清晰地看到清代书法艺术发展的脉络，也为我们探求中国古代书法艺术提供了珍贵的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