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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像所有的书籍都必然会有结尾一样,我也不得不停笔了,此刻,我清楚的意识到:2020年出现的疫情,已经从根本上改变了文化、经济乃至艺术与的大格局,这实际上意味着一个新历史阶段的到来,毫无疑问,中国当代艺术的创作亦会随之出现新的变化,因此我会一如既往的关注,并加以收录与研究。而且,我也特别希望继续得到各位艺术家、批评家的大力支持!
我当然知道,对于当代人能否进行当代艺术史的写作、又该怎样去书写? 在学术界一直存在着争议。资料显示,法国历史年鉴学派就认为,真正严肃的学者不应该去碰二十年之内的历史,以避免因情感原因而写下不客观与非学术的东西,同时也可防止将处于批评化状态还没有形成历史化的作品写进历史。
这当然有一定的道理,但并不能绝对化。从历史上看,中国人一直有书写当代史的传统,很多人甚至为客观书写当代史付出了惨痛的代价。例如司马迁在写《史记》的时候,就记录了他那个时代的一些重大历史事件与人物,其中还包括对汉武帝、张骞等历史人物的评介;又如许多明遗民在明朝覆灭之初就已开始着手撰写明朝的历史,有的还专门记载明清鼎革史迹,著名学者傅山出于强烈的历史责任感也积极地参与其中。
其实,这样的例子近代也有,像胡适等一批文学巨匠的作品在发表五年之后,就被最早版本的《民国文学史》写进了书中,并且流传至今。试想一下,如果这些学者不写下他们所经历与理解的历史,那么后人进行相关研究的时候,不是会缺失许多重要的史料吗?而在西方,文艺复兴时期的著名作家瓦沙里就在他的著作中,对大师米开兰基罗等人与作品进行了详尽的评介,结果这也成了后人研究文艺复兴时期艺术不可或缺的著作。
相对来说,当下中国在艺术史研究方面的确存在着一个很不正常的倾向,那就是总喜爱把目光投向伟大的过去,即一股劲地研究古代艺术,而对光辉伟大的现在视而不见。关于这一点,著名的艺术史学者约翰·巴格内尔·伯里早在1902年就发出了警告。[1]
另一位享有盛名的艺术史学者普莱茨奥斯也有同样的说法,他强调指出:“对过去的黄金时代的怀念深深植根于历史、艺术和学科发展史的特定观念之中。正是这些观念在今天成为急诊的焦点,同时也是近十年来有关艺术史学科危机大辩论的缘由。”[2]
他们的观点很值得学者们注意。而在国内,学者孙振华先生的观点同样很具有启发性,他这样说道:“即使从科学的、实证主义的史学出发,也要承认,历史研究分为两部分,除了确立事实之外,还要发现规律,这就是人们常说的‘事实判断’和‘价值判断’。如果历史研究存在价值判断,那就难以避免研究者主观态度的介入,何况就‘事实’而言,当事人也有当事人的优势。
当事人如果是历史的亲历者,或者是历史氛围的感受者,也可能有助于事实的认定。设想,如果当事人还在世的时候,一切基本事实都已经考辨不清了,难道几十年以后,几百年以后,‘事实’会更清楚一些吗?
可见,当代人能不能写史,关键不是时间和距离的问题,也不是写作者主观介入的问题,而是史学观念和方法的问题。”[3]因此,我认为,作为当代艺术历史的经历者一方面完全有责任与义务从不同角度去追溯多种艺术现象与一些作品的发生与发展,进而为其他学者与后来人进行更深入、客观的研究提供必要的帮助;
另一方面,在这样的过程中,必须注意:首先,作为艺术史学者,绝不能因感情用事,以做有违史德的事,即有意无意地对既有学术影响,又有学术意义的作品、现象视而不见,竟然将并无学术影响或意义的作品、现象大加推介;其次,作为艺术史学者,他必须以自己的真知灼见,即以特定的学术标准、独到的眼光去清理繁杂的历史资料,然后呈现历史,而不能简单粗暴的对待历史材料。
我注意到,前些年,就在人们讨论中国当代艺术史要不要书写或如何书写的时候,一批学者出于历史的责任感,克服重重困难,在距离时代相对近的情况下严肃而认真地撰写或出版了一些关于中国当代艺术史的图书:其中有的是分时段撰写或编辑的,有的是按艺术种类撰写或编辑的。
如吉林美术出版社、湖南美术出版社、北京大学出版社与河北美术出版社等机构分别出版的各种书籍,还有个别学者以民间方式出版的书籍,都对先后出现的中国当代美术作品、现象与事件进行了多方面的记录和评述,是研究中国当代艺术史很珍贵的资料。历史将会证明,他们的工作是很有意义的,所有研究者与后来者都会对他们所做的工作表示由衷的感谢!
不过很遗憾,关于那段艺术史的书籍实在太少了。因此我坚持认为,关于中国当代艺术史的书不仅要写,而且还要多写。既然在进行中国当代艺术史写作的时候,每个人都会有一些局限性,那么我们越是多留下一些相关的版本,后人再来研究这个时段文献的时候,就越是会有更多的参照和比较。
这就可以校正出一些错误来,以防止以讹传讹的现象发生。好在历史书写并不是一个人或少数人的专利,只要多有一些人参与类似工作,并多出版一些关于中国当代艺术史的书籍,许多问题都是可以在比较与鉴别中迎刃而解的。
注释:
[1]见《艺术与历史》111页(曹意强,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2001年1月版)
[2]转引自《艺术的方位》185页(易英主编,河北美术出版社,2004年6月版)
[3]孙振华:《中国当代雕塑史》,中国青年出版社,2018年9月,1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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