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山东省首次在首都举办的全面反映山东古代文明发展史的大型综合性展览；

也是清华大学艺术博物馆开馆以来举办的最大规模展览；

也将是一个具有广泛而深远影响的年度文物大展。

440件组精品文物：展示山东古代文明精粹

2023年10月24日，“禮运东方：山东古代文明精粹”特展在清华大学艺术博物馆开幕。此次展览以近440件组精品文物为线索，探寻中国“禮節”思想的缘起、传承与发展，发掘古代智慧，向世界诠释中国，突出强调山东作为“东方文明”的起源地在中华文明发展历史进程中的重要作用。

展览主标题“禮运东方”，“禮运”二字典出记载了春秋时期鲁国伟大的思想家孔子（公元前551－前479年）言论或思想之真谛的《禮记》，其《禮运》篇借孔子的“喟然而叹”，论道了禮的起源、运行与作用，名“禮运”者，“以其记五帝、三王相变易，阴阳转旋之道”。“禮运”的核心是“大道之行，天下为公”，实际上反映了儒家的核心政治思想和历史观点，对历代政治与文化都有深刻的影响。

展厅现场

“东方”，包含两层意思：其一，在中国核心天下观“五方”（东、西、南、北、中）体系中，山东属于古九州之一的青州，代表东方，《易·说卦》曰：“帝出乎震”，“万物出乎震，震，东方也”，东方主生，万物所出，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的象征；其二，是世界的东方，即中国，而中国之“禮”和“節”，又是从其东方诞生的，正所谓“万物出乎震”。

清华大学艺术博物馆：用文物讲好“中国”故事

作为国家一级博物馆，清华大学艺术博物馆在立足基本馆藏外，力图多方面提升学术研究水平，催化更丰硕的学术展览和学术成果。除了加强学科联动与学科融合，全力支持学校人才培养和学科建设，还在开展公共服务、打造教育平台方面，为传播历史人文艺术发挥重要的作用。

特别在如何更好地利用文物讲好“中国”故事方面，清华大学艺术博物馆近年举办了关于中华文明起源和历史进程方面的系列大型特展，如“与天久长：周秦汉唐文化与艺术特展”（2019）和“华夏之华：山西古代文明精粹”（2021）等，获得广泛好评，产生了重要的社会影响力。

此次“禮运东方：山东古代文明精粹”特展，共分“日出初光，饰節以禮”“海岱惟青，玉禮四方”“王禮在鲁，天下久传”“俾侯于鲁，炜炜煌煌”“高山仰止，登泰观海”“称工北朝，东方微笑”“图画天地，碑传千古”七个单元，从不同角度展示，始终一脉相承之中华文明的东方文化基因和自身发展历程。

展览现场

一、 日出初光 饰節以禮

从中国北方地区目前发现最早的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址之一后李文化（约公元前6500－前5500年）开始，到北辛文化（约公元前5400－前4500年）、大汶口文化（约公元前4500－前2500年），再到龙山文化（约公元前2500－前2000年），直至岳石文化（约公元前1900－前1600年），山东地区在远古以来文化传统演变上，形成了前后承继又相对独立的文化谱系——东夷文化，又经历夏、商、周上古三代的传承、发展和演变，从而与以黄河中游中原地带为中心的华夏文化共同构成了中华文明的东西两大主干。大汶口文化时期的彩陶，表现出了某些与中原仰韶文化（约公元前5000－前3000年）共通的元素，陶器上还出现了多个刻画的符号，有学者认为是文字的萌芽。

东夷文化通过与崧泽文化（约公元前4000－前3300年）、良渚文化（约公元前3300－前2300年）等东南地区诸文化的接触和吸收，在不断发展的原始祭祀禮仪中，仿佛一道日出初光，可能已经形成了表达“禮節”的思想观念。其中最突出的例子，就是大汶口文化时代至龙山时代，大量涌现带有竹節装饰的器物，如高足豆、高足盘和高足杯等。

 白陶高柄杯，大汶口文化，约公元前4300-前2500年，寿光市博物馆

節，《说文》曰“竹约也”，从竹。孔子言“非禮无以節事天地之神也”（《禮记·哀公问》），《禮记·丧服四制》曰“節者禮也”，说明“禮”就是“節”，故曰“禮節”。《禮记·乐记》曰“比物以饰節”，意即制器要饰“節”，这是“器以藏禮”思想的体现。《禮记·乐记》又曰：“簠簋俎豆，制度文章，禮之器也。”豆在后世大到宗庙祭祀、天子诸侯之禮，小到乡饮酒禮中，扮演了极其重要的角色，豆的数量还是以别身份的重要象征——“禮”字的起源，或与豆形器的广泛使用相关。

山东临朐县西朱封龙山文化大墓M202对于理解早期禮制的起源相当重要，此乃一棺一椁墓，有成片的彩绘遗迹，从葬制和出土器物来看，墓主身份显赫，在已发现的山东龙山文化墓葬中等级最高。墓中随葬器物，从玉笄到所有器形的陶器，皆注重竹節装饰的表现，说明当时可能已经形成了较为完备的禮節制度。

二、 海岱惟青 玉禮四方

《尚书·禹贡》曰：“海岱惟青州。”孔传：“东北据海，西南距岱。”海岱，所指即渤海至泰山之间的地带，上古时期，海岱文化区是中华文明东方文化的起源地，也是古九州之一青州的所在范围。《周禮·考工记》曰：“东方谓之青，南方谓之赤，西方谓之白，北方谓之黑，天谓之玄，地谓之黄。”在早期中国的信仰体系里，“五色”（青、赤、黄、黑、白）观念是禮制制度的重要内容，不仅与“五行”“五方（东西南北中）”相匹配，还被赋予超自然的能量。《说文》曰：“东方色也。”青色是东方的象征，东方是日出的方向，一日之始；青色也是春天的象征，春者何？岁之始也，春主生长，万物所出，生生不息。因此，象征东方的青州，在古九州体系中具有特殊的象征意义。

近年，山东境内出土了大量从大汶口文化、龙山文化到先秦时期的玉器，这些带有禮仪属性的“玉瑞、玉器之藏”，“辨其名物与其用事”（《周禮·春官宗伯》），是早期中国禮仪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不同的形制的玉，诸如圭、璋、璧、琮、瓒、琥、璜等，皆有不同的用途。上古以来，中国先民尊重自然、禮敬自然，形成了使用不同颜色的玉祭祀天地四方的禮仪规范：“以玉作六器，以禮天地四方：以苍璧禮天，以黄琮禮地，以青圭禮东方，以赤璋禮南方，以白琥禮西方，以玄璜禮北方。”（《周禮·大宗伯》）又，《易·说卦》云：“万物出乎震，震，东方也……震为龙……为苍筤竹，为萑苇。”使用青圭禮东方，不仅暗含了青色与东方的对应关系，而圭字，二土相叠，呈现出明显的“節”状，郑玄注曰“圭锐，象春物初生”，或许玉圭就是初生的竹笋、苇芽之象征。

玉鸟，商，约公元前1600-前1046年，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院

本单元主要展示新石器－战国时期山东发达的玉器文明（包含骨、牙器、水晶、玻璃等材质）。山东省日照市两城镇发现的龙山文化玉圭，与其他地区发现或博物馆收藏的大量龙山文化玉圭一样，双面或单面均刻有异常精美的纹饰，有的是鹰鸟纹，更多则是神面纹，共同特征就是纹饰中暗含了对称拱极形结构——我们认为是早期先民对“天”的象征性表现，这种手法，经历商周秦汉，一直延续至今，绵延数千年而不绝。由此亦可推测，龙山时代可能已经形成了早期中国的基本禮仪制度。

三、王禮在鲁 天下久传

约公元前1046年，遵从“天命”的周武王完成克商大业。西周初，武王之弟周公旦封于鲁（今山东曲阜），因留朝执政，长子伯禽就封。约公元前1043年，武王病逝，周公辅成王，“践天子之位以治天下六年”，又返政成王。周公执政期间主要功绩有：扫平商纣王子武庚、“三监”（即武王兄弟管叔、蔡叔、霍叔）及东方各国武装叛乱；在“中国”营建洛邑（成周，今河南洛阳）；总结上古以来的政治、历史的经验和教训，以“中”为基本原则，实现对禮乐制度划时代的改革，即所谓“制禮作乐”（《禮记·明堂位》），从而奠定了后世中国历代帝制政治的基石。

青州苏埠屯商代墓、滕州前掌大商代遗址、济南大辛庄商代遗址和长清小屯商周遗址等考古发现揭示，早在商朝，山东地区就有多个方国。西周，“周公兼制天下，立七十一国”（《荀子·儒效》），山东地区的封国，除了齐国和鲁国，还有莒国、纪国、滕国、薛国、杞国、邾国和郯国等数十个小国。周文化抵达山东地区后，与本土的东夷文化接触和融合，又因各自不同的地理和人文环境，从而诞生了以齐国和鲁国为代表的先秦齐鲁文化，战国后期，形成黄老学和阴阳五行学，为西汉初期政治和中期董仲舒（公元前179－前104年）在此基础上构建儒学体系奠定了理论基础。

铜铺，春秋，公元前770-前476年（Spring & Autumn period, 770-476 BCE），沂水县博物馆

公铸壶，春秋，公元前770-前476年（Spring & Autumn period, 770-476 BCE），沂水县博物馆

由于鲁是周公的封地，故鲁国以推行周禮著称，并为周边诸侯国起到了很大的示范作用，《禮记·明堂位》曰：“凡四代之器、服、官，鲁兼用之。是故，鲁，王禮也，天下传之久矣。”禮，从示，与祭祀相关，从豊，“豊”是行禮之器，“禮”引申为制度化的宗教仪式。“禮”的根本作用，《禮记·曲禮》曰：“所以定亲疏，决嫌疑，别同异，明是非也”，且“君臣、上下、父子、兄弟，非禮不定。”说到底，周初的禮乐制度改革，是用道德把贵族、平民和其他的人维系起来，建立人间制度——殷商以前对于上帝、诸神、人鬼的信仰演变为体现尊尊、亲亲、贤贤和男女有别的制度化观念的体现。在此制度框架内，“国之大事，在祀与戎”（《春秋左传·成公十三年》），事关国之存亡的大事，除了战争就是禮乐制度内的祭祀，正如《禮记·祭统》曰：“凡治人之道，莫急于禮；禮有五经，莫重于祭。”

用于祭祀的祭器，以青铜器为主。而山东地区拥有发达青铜文明，其使用青铜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岳石文化（约公元前1900－前1600年），商周到春秋战国因方国众多，各地青铜器工艺也各有特色、自成体系，正如本单元展品所示。其中每一件器物，均包含了《老子》所总结的“刑”（形，即器形和纹饰）、“器”与“道”的关系：“道生之，德畜之，物刑（形）之，器成之，是以万物尊道而贵德。”如此，道德亦与祭祀用器物建立联系，从而实现孔子所说的“器以藏禮”（《春秋左传·成公二年》）。

四、俾侯于鲁 炜炜煌煌

西周初，周公旦被封于鲁，因在镐京辅佐成王，实际派长子伯禽代其受封。鲁国先后传二十五世，三十四位君主，历时约800年，直至鲁顷公二十四年（公元前255年）为楚考烈王所灭，6年后顷公死，鲁国绝祀。《诗经·鲁颂·閟宫》曰：“王曰叔父，建尔元子，俾侯于鲁。”在所有诸侯国中，鲁国是和周王室关系最紧密者，后人评论“周之最亲莫如鲁”（高士奇《左传纪事本末》），“周禮尽在鲁矣”（杜预《春秋左氏传序》）。

由于地理位置重要，且自古发达程度较高，山东是中国古代诸侯王主要的封地之一。从西汉（公元前202－公元8年）初开始，至太平天国（1851－1864），历代有封鲁王者，其中以汉代鲁王和明代鲁王较为知名，特别是近年曲阜九龙山诸鲁王陵墓和邹城九龙山南麓明鲁荒王陵墓的发掘，虽部分被破坏，但仍出土了为数较多的文物，现一时之繁华。除了鲁国，两汉时期曾涌现20多个封国，如齐国（都临淄）、济北国（都博阳）、济南国（都东平陵县）、昌邑国（都昌邑）、定陶国（都定陶）、琅琊国（都开阳）、胶东国（都即墨）、胶西国（都高密），等等，其中已有一些封国的诸侯王陵墓被发掘，出土了众多的精品文物，如玉器、车马器、日用器皿，从各个角度反映了当时贵族的奢华生活。

 铜熏炉，东汉，25-220年，寿光市博物馆

两汉之际，时局混乱，京城长安的未央宫、建章宫等皇家宫殿遭到严重毁坏，而传汉景帝之子鲁恭王刘余（？－前128年）在曲阜建造的灵光殿岿然独存，东汉王延寿感物而作《鲁灵光殿赋》，其中有句“乃命孝孙，俾侯于鲁”，并用“炜炜煌煌”形容之。因此，本单元借用“俾侯于鲁”的典故来形容山东省（简称鲁）丰富的古代封国文化和当时高度发达的物质文明；并将近年出土、以及山东省内各文博机构所藏汉代以后的历代精品文物涵括在内，从中折射出中华文明历史进程中的山东古代文明——用“炜炜煌煌”一词来形容正恰如其分。

五、高山仰止 登泰观海

“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虽不能至，然心向往之。” 这是司马迁（公元前145/135年－？）在《史记·孔子世家》赞颂孔子的话。宋人也曾发出“天不生仲尼，万古如长夜”（《朱子语类》卷九十三）的感叹。

孔子（公元前551－前479年），子姓，孔氏，名丘，字仲尼，春秋时期鲁国陬邑（今山东曲阜）人，创立了儒家思想学说，是中国古代伟大的思想家、教育家和政治家，被后世尊为圣人、至圣先师、万代师表等。据说孔子有弟子三千，其中贤人七十二，曾率部分弟子周游列国，其言行语录被弟子和再传弟子所记录、整理而成儒家经典《论语》，为历代所推崇；孔子晚年修订六经（《诗》《书》《禮》《乐》《易》《春秋》）；其思想经战国时鲁国邹人孟子（公元前372－前289年）的发展，以及战国晚期荀子（约公元前313－前238年）的集大成，从而形成了系统的先秦儒家政治思想体系。西汉中期，汉武帝（公元前141－前87年在位）接受了董仲舒“推明孔氏，抑黜百家”“罢黜百家，表章六经”的提议（《汉书·董仲舒传》《汉书·武帝纪》），至此，儒家作为中国古代封建王朝正统思想的地位开始被确立（至隋唐时期被全面确立），延续时间长达两千年。

孔子去世后次年（公元前478年），鲁哀公命人在孔子旧宅立庙，并按岁时祭祀，此即今日曲阜孔庙和祭孔传统的由来，历代延续，至明清时期达到顶峰。同时朝廷及各地方政府也每年都在学校中祭孔，奉祀孔子成为全国性的重要政教活动。本单元主要展示了汉代孔庙相关碑刻、明清以来孔子相关绘画和孔庙所存与祭孔相关的文物，从中可窥见孔子在古代各个时期所受到的无限推崇。

“登泰观海”，典出岱庙中的一件古代碑刻，其中包含了与山东相关的另外两个重要文化现象，即泰山文化和海洋文化，也是本单元部分文物所试图体现的内容。位于山东省中部的泰山，又名岱山、岱岳、岱宗、东岳等，凌驾于华北平原之东，有拔地而起之势。从秦始皇（公元前259－前210年）开始，直至清代，历代帝王亲自或遣官登临泰山封禅或祭祀，使得泰山被神圣化，号称“五岳之长”“五岳独尊”，在中国古代山岳信仰中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汉武帝时，除了封禅泰山，还命人在海洋中寻找可以让其“不死”的“海中蓬莱仙者”（《史记·封禅书》）。蓬莱，亦称蓬壶、蓬莱山、蓬丘，乃神话中渤海里仙人居住的五座神山之一，后泛指仙境。蓬莱文化是山东海洋文化的精华，也是东方文化的组成部分，更是和西方昆仑山地位同等重要的中国古代两大神仙故事发生地，其中最脍炙人口的故事之一，就是约元代（1271-1368）以后形成的“八仙过海”（最早见于杂剧《争玉板八仙过沧海》），最终演变为依靠各自的本事创造奇迹的典故。

六、称工北朝 东方微笑

公元1世纪，佛教艺术起源于南亚次大陆，融合了古希腊、古波斯和中亚等多文明元素，佛教传播分为北线和南线，向北通过丝绸之路传播至阿富汗、中亚、克什米尔、中国西部地区、中原，在南北朝时期（420-589）佛教艺术形成了中国化风格的改造，并向东继续影响了朝鲜半岛和日本，形成了佛教造像风格的东亚体系。

北魏（386－534）前期的佛教造像，仍不可避免地带有异域的特征，但4世纪时，早期佛像的面部特征已经开始汉化，至北魏后期（5世纪后半－6世纪初），秀骨清像，褒衣博带，佛教造像实现了完全的汉化。公元534年，北魏分裂为东魏（534－550）和西魏（535－556），后东西魏又分别为北齐（550－577）和北周（557－581）所代，公元581年隋朝统一北方。北魏后期至隋初，是社会极度动荡的时代，但统治者出于统治的需要，加之民众出于心灵慰藉的需要，也是佛教与佛教造像艺术大兴的一段时期——山东多个地区发现的佛教造像在中国古代艺术史上独树一帜，其中以青州龙兴寺窖藏发现的大多带有迷人微笑的数百尊佛像之艺术成就为最。

背屏式石造像，东魏，534-550年，东营历史博物馆

根据唐代张彦远《历代名画记》的记载，号称“北齐最称工”的曹仲达，来自西域曹国，其所画佛像“无竞于时”，形成了中古时期与唐代吴道子“吴家样”并驾齐驱的“曹家样”艺术风格典范。其特征就是青州龙兴寺出土佛像中所显示的“曹衣出水”——佛像人体的各部分形态（头、肩、躯干、手臂和腿部），变成有机的、互相关联的肌躯结构，全身躯态自由站立，胸、腰、臀部形成微妙的“反转姿态”，并且有自然、明晰的衣纹，仿佛从水中出来。这种艺术成就，清晰地反映出南北朝后期至隋唐时期北方佛教艺术中立体状物技法的发展历程，也为后世造型艺术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山东地区北朝至隋唐的佛教造像艺术，也影响了隔海相望的朝鲜半岛，并进而在6世纪对日本佛教通过朝鲜半岛的“官方传播”产生间接影响。

本单元展品以具有代表性的青州龙兴寺、博兴龙华寺出土北朝至隋唐佛教造像为主，兼及其他地区零星发现的佛像，以及部分宗教文物和世俗造像。

七、图画天地 碑传千古

山东省是目前现存汉代画像石最多、画面内容也是最丰富的地区。画像石，是汉魏时期地下墓室、墓地祠堂、墓阙和庙阙等建筑的石制构件上，以石为地，以刀代笔雕刻出来的图像，是一种石刻艺术。由于带有画像石的建筑大多属于丧葬禮仪性质，因此画像石的画面内容也多和信仰、祭祀相关。

展厅现场

人死不灭，“事死如生”，大抵是中国先民远古以降的观念，正如《禮记·中庸》所曰“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孝之至也”，以及《左传·哀公十五年》所说的“事死如事生，禮也”。汉代人对待死亡的观念，亦是“谓死如生”（东汉王充《论衡·薄葬篇》），将死亡视为“升天”后在“天界”的永生。西汉中晚期，横穴砖石结构的室墓基本代替了先秦以来主要的墓葬形式竖穴木椁墓，砖、石的运用成为建造墓室的主体材料，由于墓室内壁装饰的需要，从而直接催生了墓室图画（墓室壁画、画像石和画像砖）的流行。而墓室图画，又当是生者殿堂之图画的转移：《孔子家语·观周篇》中记孔子观周明堂墙壁绘有尧舜之容、桀纣之象和周公相成王；东汉王逸《楚辞章句》中记楚国先王之庙和公卿祠堂“图画天地，山川神灵”及“古贤圣怪物行事”；东汉王延寿在《鲁灵光殿赋》中描述殿内壁画：“图画天地，品类群生。杂物奇怪，山神海灵。写载其状，托之丹青。”因此，无论是著名的嘉祥武梁祠、长清孝堂山郭氏墓石祠，还是滕州、邹城、沂南、临沂等各地汉代画像石墓中发现的大量图像，均是时人宗教信仰、禮仪制度、社会面貌、风俗日常和生死观念等的集中反映，具有相当的普遍性和代表性，是我们再现汉代政治、经济和文化的第一手视觉材料。

作为中国古代儒学中心的山东，也是目前现存汉代碑刻数量最多的地区。 “汉以后天下送死奢靡，多作石室、石兽、碑铭等物”（《宋书·禮志二》），从秦至西汉时期的刻石，到东汉中后期汉碑的成熟，这一过程体现的是汉字隶变后在碑刻上体现出的制度化、仪式化的结果，从而构成了东汉中晚期记事颂德之禮仪文化的核心内容。而鲁西南的济宁市，作为孔孟之乡，有“天下汉碑半济宁”之称，说明东汉儒学曾在其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世人熟知的《禮器碑》《乙瑛碑》《史晨碑》《景君碑》《孔宙碑》《衡方碑》等，皆出自于此（以曲阜孔庙最为集中）。

清华大学艺术博物馆现藏1500余张汉代画像石和汉碑拓片，此次特精选部分藏品，并结合山东各地文博机构收藏的拓片精品，单独开辟8号展厅，既作为“禮运东方：山东古代文明精粹”特展的第七单元，又构成一个内容相对独立的展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