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自己是不饮酒的。哪怕是在青年时代于农村做知识青年时也几乎滴酒不沾。那时的知青们为排解胸中的牢骚与苦闷，有酒，大概是无人不饮的。倒也并非“世人皆醉我独醒”，只因为无法接受这杯中之物入口的滋味——实在是与酒没有缘分。但看到朋友们常饮至醺醺，醉态可掬的样子，使我对嗜饮并没留下太多的反感。

　　翻开中国的历史，却会发现竟有那么多的文化人与酒结下了不解之缘。连孩子都知道的《三字经》上《孔融让梨》的故事，这位被引为“温良恭俭让”的楷模也主张：“坐上客常满，樽中酒不空。”恐怕是孩子们绝料不到的。建安七子之首的曹孟德以其雄才大略却也有“对酒当歌，人生几何”、“何以解忧，惟有杜康”的叹息。那“解衣磅礴，放浪形骸”的竹林七贤士则几乎成了豪饮的代名词。隐逸文人陶渊明的诗被梁昭明太子评为“篇篇有酒”。“李白斗酒诗百篇，天子呼来不上船。”酒力大大引发了诗人的创作激情，与天地同在，岂能再把世俗的权势放在眼里!酒与他们的人生，与他们的艺术成就如影随形，成为生命不可分割的部分。“自古圣贤多寂寞，惟有饮者留其名”，诸多的文化人为嗜饮的流风所被，乃至被人讥为“痛钦酒，熟读《离骚》，便可成名士”。直把饮酒当成度世金针就不足为训了。但伴随着浓烈的酒香，确又催发了诸多文人的才华，为中华民族的文化与艺术增添了多少辉煌。

　　诗文词赋家如此，书画家也在所难免。被人称为“草圣”的张旭酒酣不羁：“每饮醉，辄草书，挥笔大叫，或以头墨巾而书。”杜甫亦赞其：“张旭三杯草圣传，脱帽露顶王公前，挥毫落纸如云烟。”作书时王公贵族不过尔尔，酒力所至不能自己。草书大家怀素的作品无人不钦佩，其嗜酒更过之，竟“一日九醉，时人谓‘醉僧’”。

　　八大山人饮酒不能尽二升，然好饮：“贫士山僧有具酒相邀诸，则笑声哑哑而往。大醉，每欷流涕。或备纸笔，牵袂捡衿索画，则墨沈淋漓，经意挥洒，忽作云山，忽写竹石，毫无爱惜。”

　　当代画家当推傅抱石好饮，据云其作画须备酒。饮后方得精品，其有印“往往醉后”为其写照。抱石先生于中国诗文、哲学、金石、美术史皆在精研，观其文则可知其为一大明白人。其画风之形成可谓在对中国文化全面研究的基础上作出的极为明智清醒的选择。但我们知道，知识不等于艺术，修养也非艺术的全部。有人往往反被知识淹没了灵性。要超越“知”带来的障碍才能真正进入艺术境界。不经意间酒却成了他最好的引路人，使他进入绝无旁顾、物我两忘，或言物我冥合的全身心投入的创作状态。

　　陶渊明《孟府君传》言：“(恒)温常问君酒有何好，而君好之?”答曰：“渐近自然。”所谓“酒中有真味”，“真”即“自然”是也。庄子云：“真者，精诚之至也，不精不诚，不能动人。故强哭者虽悲不哀，强怒者虽严不威。真悲无声而哀，真怒未发而威。真在内者，神动于外，是所以贵真也。”动人的艺术在情真，靠理智制作出来的艺术往往徒具其表，庄子的结论是：“真者所以受于天地，自然不可易也，故圣人法天贵真。”

　　在艺术创作中，艺术家为达到这种天成自然的“真”的境界而靠“酒正自引人箸胜地”。借助酒的力量也就可以理解了。嗜酒的艺术家除了耽于饮的享受还能得到境界的升腾，酒于这些文化人的重要可想而知，傅抱石先生那方“往往醉后”大约确有切肤的体验，并非寻趣的戏言。饮酒虽然有这诸般好处，自己却终于无缘。而这些酒的故事却引发了自己画酒画醉的兴致。记得最早是应安徽李白纪念馆之邀为采石矶太白楼作巨幅《八仙歌图》，取意于杜甫诗《饮中八仙歌》，为酒仙造像。事隔多年，画成什么样子，自己已无印象，想必笔下十分幼稚，定是不堪入目的，实在委屈唐代这八位酒仙了。但这却成了我画“醉”的发端。

　　古代高士们也各有怀抱。或“介然不群”，或“任情不羁”，或“放情肆志”，或“清悟有远识”，或“不修威仪”，而终日酣畅，不问世事，宅心玄远，任真自然，于文学艺术上皆有大造就是他们的共同之处。这种迈群独秀，同物俯仰的风神容貌却大体可以想见。

　　故此悟得画高士酒客，不必拘泥于形似，执着于一人一事一物，也当恣情笔墨，“但求得意，非关形迹”，妙在气质、气息。或居山林岩壑，或临涧山水云间，形神高古，其风神韵度自然得之。再融自己学养气质于其间，不怪为同道所见重。得之此理，日积月累以求再有寸进，当“技近乎道”时方可谓有成。

　　虽然笔下画过无数名士酒徒，然自己习性不改，更与杯中之物无染。懒散自幼如是，借酒撒疯却非本色，依然故我，只能做个平常人，也只是个平常人。如此而已。

作者：王孟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