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画《事件》作为主题的作品?是什么起因?

　　L：我从06年底，开始对这样的形式和题材感兴趣。起因就是，05年我在德国的时候，挺无聊的，所有的新闻资讯，只能通过报纸才知道，我是一个不上网的人，所以能够接触的信息都是通过德国有限的一些中文报纸来知道的，就像那年我回来的时候，大家都在谈论“超女”的时候，我完全不知道“超女”一词是什么意思。在一个异乡的国度，那种陌生感和亲切感同时具备，陌生的是语言和生活环境，亲切的是那些让我可以阅读的有限的新闻媒介。

　　F：你是如何在报纸之间选取你感兴趣的图象的呢?哪些图象的哪些地方更吸引你一些?为什么选这个，而不是那个?他们对你来说意味着什么?

　　L：好看的图象我都感兴趣。我在画这些题材的时候，我完全把报纸的图象当做一个素材来看待，很多时候，我并没有刻意去寻找图象，在我静下来的时候，只要我喜欢的，我就当天把它画好，作品的日期就是新闻的日期。这个意义在于，不论任何事件的发生对于我来说都是通过报纸的媒介，所以你会注意到我的作品日期实际上都是比新闻时间迟一天发生的。这种有趣性就是我是通过报纸知道这件事的发生，而不是在现场，但我试图找出某种属于视觉上的现场感。

　　F：你如何通过绘画语言来转译这些图象呢?哪些艺术家的作品对你的影响比较大?你如何通过粗放笔触和相对的色彩来建设你自己的绘画语言?

　　L：我只能用我自己拿手的技巧来表达，就像古人，他舞刀厉害就不会去使剑，我个人不喜欢那些漂亮的干净的作品，喜欢那些苦涩的，深沉，悲壮的。我比较喜欢一些德国表现主义大师的作品。我觉得当代艺术不在于技巧，但是我认为你用什么样的技巧把一个事情表述到你的最佳状态很重要。我没有自己的绘画语言。语言对我来说不重要。

　　F：你对这些图象怀疑吗?报纸作为一个近代才出现的新闻传播媒介，与后来出现的网络电子媒体，用媒介学的观点来说重建了整个社会。你如何通过媒介来理解社会，以及你如何理解媒介这一改变世界的产物。

　　L：我从不怀疑图象，很多艺术家时常希望自己的画面看起来不像一张画，但我恰恰相反，我很希望让本来不应该是一张画的图象，变成一张画，我很想让一个新闻(来自于报纸)，把它变成一张画面，让它在博物馆和美术馆里出现，让人重新去解读新闻的视觉现场的各种可能感触。每一个人都通过各种媒介来认识社会，不可能指望每一个个体通过每一个参与的现场去真实接触。在资讯信息和媒介传播速度相对迟缓的时候，我们的认知也是迟缓的。所以媒介，一直以来都只是媒介。我借用媒介，把它进行重新创作，形成我的画面，这是我的一种方式而已，我也碰到好几个展览都因为他们对我画面所谓的“敏感性”和“政治性”而不能展出，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事情，为什么那些“图象”在报纸杂志，和网络媒体运行无阻的时候，我的直接采用的“图象”画面就成了某种禁忌。这种误解和错觉有的时候甚至很滑稽，也很好玩，也因为这种好玩，我也觉得可以再往下做，其实作品就是要在正读和误读之间，它才有存在的必要。互联网的出现一度无法以意识形态的高压措施阻止所有的不可能性，但是它真实存在了很多，包括社会的，经济的，政治的，军事的，文化的各个方面。媒介，当然很重要。

　　F：最近，你开始进入广场阶段的创作，能否谈一下你对广场的理解。

　　L：其实画“广场”，也是我画“新闻”的一种延续，今年预计画10张广场，也是我个人的一种调节状态。广场就像客厅，客厅就是主人性格和爱好最佳表现的一个空间，所以国家的广场也具备这样的特性，他的历史恩怨，民族情感，文化符号和国家象征都在这个场里出现。一个广场是永恒的，每一个堆叠在广场里的故事却都是跳跃着变化的。另一方面，广场文化，渗透着国家性格，有的广场见证着历史的兴衰，有的广场寓意着民主的特色。就像巴黎，东部的广场代表平民势力，西部的广场体现国家的权威。而伦敦的广场则完全是“政治文化”。社会主义的广场和资本主义的广场各有趣味。

　　2009.10.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