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到与“妖”有关的器物传说，有一个名称相信广大读者都不会陌生，那便是与“桃木剑”、“收妖葫芦”等传统辟邪物齐名的“照妖镜”。作为“照妖镜”的真实原型，由古代手工艺所铸造的铜镜，是否真的有“照妖鉴鬼”的功能?今天，我们就来聊聊有关古铜镜的奥妙传说。

中国目前已知最早的铜镜出土于新石器时代的齐家文化遗址中，距今已经有4000多年。在古代神话传说中，铜镜的发明者一说为黄帝(《周礼正义》：“黄帝铸十五镜……法月满之数。”)，一说为黄帝或者尧的大臣尹寿(《玄中记》引《御览》：“尹寿作镜。”)。无论是哪一种说法，都证明了铜镜的铸造与使用，在中国由来已久。

不同于生产与战争所需要的必备工具，铜镜自诞生以来，便是属于统治阶级所持有的奢侈品，这一点从出土铜镜那精美繁复的装饰工艺上便可得知。常见的古代铜镜纹理款式有羽状纹、云雷纹、山字纹、四叶纹、菱形纹、饕餮纹、螭龙凤纹等;常见的铜镜铸造工艺有金银错纹、透雕纹、描漆纹、螺钿纹、贴金银等。一枚古铜镜不仅仅是鉴照仪表的生活用品，其本身就是古代物质艺术的载体之一，因此其本身所具有的价值与持有者的身份象征，也自然不言而喻。

唐太宗有句非常著名的格言：“以铜为鉴，可正衣冠;以古为鉴，可知兴替;以人为鉴，可明得失。”这里的“以铜为鉴”说的就是铜镜，由此可以说明铜镜的主要功能与现代玻璃镜一样，都是“正衣冠”。然而以鉴照衣冠体貌为主要功能的铜镜，是如何在后世传说中衍生出了“照妖”、“照病”等特殊效果的?这一演变过程，则需要从铜镜的功能、铸造与特性说起。

因为铜镜的诞生要早于大多数的中国传统金属加工技术，因此上古时期的铜镜，其磨制往往依靠石器的帮助。《述异记》中记载：“饶州俗传轩辕氏铸镜于湖边，今有轩辕磨镜石，石上常洁，不生蔓草。”外加当时金属提炼工艺的粗犷落后，故而生产出的铜镜往往含有其他杂质，外形也不平整，这种受工艺局限所导致的特殊光学效果，为古铜镜的“鉴物”作用带来了意想不到的灵异化效果。

由于石器手工磨制镜面导致的铜镜表面凹凸不平、质量不可控问题，因此远古时期的铜镜往往有凹面、凸面镜效果出现。中国古人很早就已经发现了凹凸面镜特殊的光学效果和使用方法，在《周礼》一书中，有“夫燧取明火于日”，意思是祭祀中的火苗必须用“阳燧”取自于太阳，这“阳燧”便是特制的凹面铜镜。并且受到古代“阴阳相应”的思想影响，“阳燧”的制作很快也有了相应的规定：即“五月丙午日中铸”，而在“十一月壬子夜半铸”的凹面铜镜，则成为专门用来承接月夜露水的“阴燧”(出自《搜神记》)。

在《坚瓠续集》卷三“异镜”条目中，有这样几则记载：徐铉有一面铜镜，照人成像都只有一只眼;谢在杭在彭城集市上买到一面镜子，正面照人跟别的镜子一样，反面照人则人影倒现，时人为之惊骇。以上二则，显然是古人对铜镜特殊构造导致的光学现象的误解。然而，随着有关铜镜“神异”的传闻越来越为人所知，有关铜镜的种种传奇记录，也便随之多样化起来。

《小说》引《说郛》记载，汉高祖初入咸阳宫时，曾经巡视秦王宝库，其中有一面方形铜镜，宽四尺，高五尺九寸，内外皆明。人照则身影倒现，用手掩心照镜，可以照见五脏肠胃，一览无遗，可知疾病之所在。而照镜的女子若有邪心，则镜中影胆张心动。相传秦始皇常以此镜照宫人，有见胆张心动者则杀之。后此镜同诸宝皆为项羽所掠，不知所踪。

除了神乎其神的“咸阳宫镜”以外，《西京杂记》中又有汉宣帝未登基时，随身常带有一面身毒国进贡的宝镜，此镜大如八铢钱，可以照见妖物，常佩此镜，可以得到天神的庇佑。相传宣帝便是因为有此镜傍身，才得以从“巫蛊之祸”中幸免。

从奇异的光学现象联想到铜镜的透视功能，从透视功能又联想到铜镜的“照病”、“辟疫”乃至“照妖驱邪”功能，这大约便是铜镜成为具有“照妖”这一特殊效果的辟邪工具的逻辑由来。总之，到了唐代，铜镜不仅在式样、工艺、使用上变得更加广泛，其所携带的神异色彩，也随着唐传奇故事的兴盛而愈发蓬勃起来。

唐代最为著名的官方铸镜，莫过于在扬州铸造的“水心镜”，因其遵循“阳燧”古法，只在每年的五月初五当天正午，与扬州江心处经“百炼”法铸造，因此又名“江心镜”、“百炼镜”。因其工艺复杂，一镜难得，故而自唐以来，扬州“水心镜”便一直是专供皇室使用的贡品。而正因其特殊的铸造规格与贡品身份，有关“水心镜”的志怪传奇，也是所有铜镜之中最奇诡、最壮丽的。

《太平广记》引《异闻录》中，有一则跟“水心镜”有关的故事，其讲述了唐玄宗时，扬州曾献九寸蟠龙水心镜一枚，并声称铸造此镜时，有自称“龙护”、“玄冥”的一老一少两位神仙来访，帮忙铸镜。镜成之后，江上忽然出现龙吟、涌浪等种种异象。后天宝七年，秦中大旱，玄宗求雨不得，向道士叶法善询问祈雨办法，叶法善巡视宝库，请出九寸镜，并称其为“镜龙”，以此镜求雨，果然顷刻之间白气充盈宫廷，须臾降雨，七日后雨水才停歇。这年秦中粮食竟大获丰收。玄宗喜出望外，命吴道子临摹镜背的蟠龙图像，作《真龙图》赏赐叶法善。

从取火的“阳燧”到祈雨的“镜龙”，虽然铜镜的功能性已经发生了戏剧化的转变，但后世对于精美铜镜的遐想与附会，并没有局限于唐小说的范围之中——圆满光润的铜镜常令人想起满月，外加“破镜重圆”的典故，使得铜镜常被用来比喻家庭、恋人间的和谐圆满;又因为铜镜能照出人的形象，古人便遐想在人死后，魂魄或许可留于铜镜之中，故而铜镜又成为沟通阴阳两界，具有劝世、醒世等哲学意义的符号化存在。

明代志怪集《庚巳编》中有一则“避疟镜”故事，说的是吴县三都陈氏兄弟，家中祖传有一枚古镜，当时有患疟疾的人若照此镜，镜中人像背后便会出现一只黑色的鬼物，而鬼物见镜则去，患者便得以痊愈。后来兄弟分家，把古镜也敲成两半各持一份，从此镜中便再也没有异象出现了。其中深意，恐怕不仅仅是“古镜避疟”这一美好愿望而已。

而说到铜镜的“阴阳相通”之说，清人志怪小说集《萤窗异草》中，则有安徽沈氏赘婿俞某机缘巧合，得到妻子娘家珍藏的一面古镜，却发现镜中有一美女影像的轶事，美女自称是五代时朱全忠的宠姬，死于乱军之中，幸遇仙师以血铸镜，魂魄才得以保全于镜中。从此以后镜中妖姬常作淫舞乱相，令俞某夫妇二人神思恍惚而卧床重病，幸得岳父及时发现，将古镜又锁回铁柜之中，夫妇二人这才转危为安。

如是我们不难得知，到了明清时期，铜镜“辟邪照妖”的主要巫术化功能已经再一次发生了本质变化，不再是纯阳纯善的辟邪用品，而同样可以作为妖魅的载体之一。由此一来，对于《红楼梦》中“风月宝鉴”一面是红粉幻境，一面是警世骷髅的二元化设定，便也不难追溯其源头了。

然而，即便是读罢如此多与铜镜有关的志异传奇，最令我掩卷难忘的，却是《太平广记》中，援引《广异记》中《韦氏女》一篇。在这则志怪故事中，铜镜并没有以上所述的一切神异功能，仅仅只是一枚再普通不过的梳妆镜。在洗尽铅华之后，被还原了器物本身功能的铜镜，会给这则故事带来怎样意想不到的魅力呢?

韦氏女人如其名，讲的是唐天宝年间，新淦县令韦栗小女儿的生平故事：韦栗刚就职县令时，带着全家赴任路过扬州，小女儿看上了集市里的一面漆背金花铜镜，吵着要买。韦栗出身贫寒，身上除了路费并无闲钱，便哄女儿说：“等爹爹做官以后再给你买。”不料仅过了一年多，女儿就得病死了，韦栗也忘了买镜之事，只是安排家人送女儿的灵柩回乡安葬。

一行人又途经扬州时，将棺柩留在船上暂时靠岸休息。后来扬州集市上有人看见一个携带一婢的年轻美女，穿着打扮像是富家小姐，于是商贾们竞相向她兜售货物。女郎看上了一个少年叫卖的漆背金花镜，讲定三千贯钱的价格，携镜而去，临走时还与卖镜的少年眼波顾盼，似有留恋之意。女郎走后，少年悄悄跟在她的后头，眼看着她进了船舱后才转身回去，结果回到店中却发现刚收到的三千贯钱，竟然全是纸钱。

少年以为受了女郎捉弄，拿着纸钱来到码头，找到守船的韦栗打听女郎行踪。韦栗听他描述的女郎样貌，很像自己去世的女儿，便带着少年入船查看棺柩。韦栗妇人发现之前供在灵柩前的九千贯纸钱少了三千贯，又打开棺材，赫然见铜镜抱在女儿胸前，父母当即痛哭，韦栗痛悔当初未能兑现诺言，以致女儿亡魂不安。少年亦受感动，钱财不论，将铜镜赠与少女陪葬，并又赠送韦栗夫妇十千钱，为韦氏女设斋超度，以慰藉亡灵的留恋之情。

一个出身贫寒的早夭少女，只是想要一枚漆花铜镜却求而不得，尚未得全父母宠爱、人世春光便遗憾辞世。相比其他古镜玄而又玄的离奇故事，这枚凝聚着少女生之眷恋与无常哀思的普通铜镜，才是最能体现中国传统志怪小说“心行曼衍，自生此品”定义的存在吧。

来源：雅昌艺术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