站在太仓樊村泾元代遗址考古现场，东侧是龙泉窑仓储遗存，地面上密密麻麻地铺着青色的碎瓷片，西侧是密集的房屋基址、河道、驳岸等遗迹，昨天，考古队执行领队张志清指着这1.3万平方米的发掘现场说：“发掘表明，当年这里曾是元代大型瓷器仓储及贸易集散地，印证了太仓港在元代被称为‘天下第一码头’的事实。”

　　2年发掘出土龙窑青瓷150吨

　　龙泉青瓷，是此次发掘的关键词。经过2年的考古发掘，樊村泾遗址出土的青瓷碎片达150吨，这是除浙江龙泉窑址考古外规模最大的一次龙泉青瓷考古发现。此外，这也是全国惟一能与港口相对应的仓储遗址，元代漕粮海运和明初郑和下西洋的出海口浏家港，距此地仅20公里左右，因此，樊村泾元代遗址考古发掘受到全国文博界高度关注，并入选2016年中国重要考古发现。

　　张志清告诉记者，2016年1月，樊泾河北延沟通工程开挖河道取土时，发现大量瓷片堆积，随后苏州市考古所和太仓博物馆组成联合考古队进场，至2017年12月，发现房屋基址、道路、河道等各类遗迹430余处，遗物绝大多数是龙泉青瓷，器型有碗、盘、炉、瓶、高足杯、灯等40余类，其中有两件碗底有“至元四年”(公元1338年)字款，根据出土文物的器型和上面的文字判断，遗址年代以元代中晚期为主，延续至明初。而发现的瓷器中，95%以上没有使用过的痕迹，很多成摞的碗、盘等连烧制时使用的垫饼都没有去除，这种大批量、同一窑口、未使用过的瓷器汇聚于此的唯一目的，即是作为商品贩卖。

　　浙江省博物馆研究员沈琼华认为这次考古意义非凡：“上世纪70年代韩国西南部海域发现了一艘中国元代沉船，出水的龙纹盘、奁式香炉、凤尾尊、荷叶盖罐等器物，在樊村泾元代遗址同样有出土，且器型、纹样基本一致，无疑证明了本次考古发现的瓷器有相当一部分是销往日本、韩国等国的外销瓷。”

　　见证太仓元代作为海丝重镇繁盛一时

　　樊村泾已探明的遗址范围约3万平方米，不仅规模庞大，且仓储区、生活区、道路与河道分布有序，表明这里作过认真的布局规划。太仓曾经是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此次发掘进一步证明了太仓在元代作为“天下第一码头”的辉煌历史。

　　苏州市考古研究所所长张照根告诉记者，三国时期，吴国就在太仓屯粮，但太仓最繁荣的时期在元代，与唐宋和明清漕粮只走大运河不同，元代曾经开创了漕粮海运路线，航线的起点就在太仓，当年太仓港千樯林立，物资成山，外通高丽、琉球、日本等国，号称“六国码头”，成为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元至正二年(1342)，太仓设立了庆元等处市舶分司，庆元就是今天的宁波，设立市舶分司大致相当于今天设立分海关。正是在那个时期太仓城被修筑起来，而樊村泾遗址就坐落于太仓城东门以内，瓷器在这里经致和塘、古樊村泾、半泾等水系汇入浏河(娄江)，到20公里外的外港浏家港，转销至世界各地，如此长的纵深，可想而知当时太仓港的运输规模是多么巨大。

　　考古发掘中，一个现象引起了专家们的关注，那就是大量的瓷器损坏严重，成片地铺在地上，仓储地有明显被破坏的痕迹，那么当年究竟发生了什么?张照根所长认为，最大的可能与元末战乱有关，当时除方国珍等海盗的掠夺外，张士诚与方国珍还展开了一场针对浏家港的争夺战。在元至正十四年(1356)，张士诚遣史文炳屠戮太仓，大火形成的烟尘直冲天空，太仓城化作一片瓦砾。此外，张士诚为了防御海盗，曾经填塞河道以屏蔽海潮，太仓码头从此再无贩海之利，樊村泾元代遗址所发现的瓷器仓储及码头、港口再无使用价值，最终湮没成一处地下遗址。河道中的木桩间被填上了密密麻麻的瓷片，也许就是张士诚填河的遗迹之一。

　　一条规划中的道路凸显文保之争

　　正因为樊村泾元代遗址如此重要，国家文物局副局长宋新潮在现场考察时建议：“太仓应将已发现的海运遗迹点串联起来，注重元、明两代特色海运贸易文化的发掘，对接‘一带一路’倡议。”

　　太仓当地迅速修改了规划，将樊泾河北延工程改线，并让出安置房片区的一部分，拟对东部发掘区和西部发掘区的核心区进行回填保护，并在遗址所处区域建设遗址公园、遗址博物馆和配套历史文化街区，希望在做好保护的同时彰显地方文化底蕴。

　　然而一条规划中的道路，却让文物专家们心中不踏实。在记者看到的规划图上，这条道路叫东港路，南北向把遗址切割为东西两块，并且穿越了西部核心区约1/5的面积。江苏省考古研究所所长林留根在接受采访时表示：“从保护的角度来说，我认为这条路不该修，因为它会破坏遗址的完整性。樊村泾元代遗址布局严整，仓储遗存及房屋基址、道路、河道、作坊等是一个整体，失去完整性，其文物价值就会大打折扣。同时这里是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可以为当地留下一处世界级的文化遗产，我们更应保护其原真性、完整性。”在樊村泾元代遗址考古项目验收时，专家组的最终意见是遗址立即申报省级文保单位，进而申报国家级文保单位，林留根担心的是，如果修路计划不改，可能申报成功时，遗址已经不完整了。

　　在林留根看来，对樊村泾元代遗址来说，应当先论证如何保护，做好保护规划，划定保护范围和建设控制地带，在这个大框架的约束下，一方面实施科学保护，一方面讨论展示和建设。他说：“珍贵的文化遗产既稀缺又不可再生，如果在工程已经确定的前提下再讨论是否保护、保护多少，那么当工程建设与文物保护发生冲突的时候，就很难做到考古先行、保护先行。”

来源：雅昌艺术网 作者：王宏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