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过深入的考察笔者了解了他们的生活，他们的困境。这些在外打工的苗族人，由于文化水平低，由于对自己民族以外的文化还缺乏适应性。其所从事的工作基本都是最危险、最脏、最累，或是工资最低、劳动时间最长的那种工作。其中挖煤是他们从事得最多的工作。原因有两个，第一，贵州是一个煤矿大省，苗寨人在本省境内工作，语言的障碍比较小，离家也近，而且可以结伴前往。第二，相比较之下，对于一个没有文化的人来说，挖煤的工资相对高一点。

　　即使说，挖煤的工资相对高一点，也只不过是1000元左右，有的还达不到。而且由于他们没有文化不懂得打工还要签合同，一旦挖煤出了事，打伤了或打死了，给的钱多少，也只能听凭老板的良心。如果老板给的钱少，他们也不识字，不知道如何讲理，更别说打官司。

　　笔者在寨里做许多访谈，其中有一个访谈对象叫杨忠权，今年40岁，读过小学一年级，基本是文盲，只会写自己的名字而已。他在贵阳郊区一个叫锯子崖的地方挖煤。他告诉笔者说，挖煤的隧道是100米长左右的龙坡，所谓的龙坡就是斜度的、陡的隧道。挖煤者要从里面把煤挖出来，还要用车推出来。矿井高的时候就站着挖，低的时候就跪坐挖，再低一点就平躺着挖。挖好煤后，先是用铲子将煤铲到背篓里，再用背篓背到斗车里，然后再用斗车推出来。一背篓煤，有150多斤，一斗车煤有一吨，一吨是2000斤，非常沉，一般是两个人推。24小时分三班倒，一班10人左右，一天一人平均只有十四元工资，一个月只有420元人民币，每个月吃饭交50元，由老板供给，除了吃饭还剩370元，这是笔者听到的最低的工资。许多矿主为了节约投资成本，基本不买任何值钱的设备，用的是最原始的劳动方式，让工人们完全用自己的体力为其挣钱。像这样的例子很多。

　　按分工，我们课题组的孟凡行对寨子里的每户人家的首日情况进行了统计，寨子里一家人的年收入大多数都是在5至6000元左右，其中有一半是通过打工挣来的。也就是说，如果不出外打工，在当地务农，一家一年的收入只有3000元左右，但每家人每年的开销必须在5000元左右。外出打工已成为当地人改善自己生活的一条重要途径，其收入已经成为一个家庭经济的重要支柱。因此，我们也可以理解尽管在外面打工又脏又累，收入很低，还非常的危险，但寨子里的青壮劳动力还是源源不断地出去的原因了。

　　笔者在村民杨光华家做访谈时，他和他一起打工的朋友们曾告诉笔者：“书读少了在外面困难得很，到了城里连个路都认不清楚，出去不懂文化，又不会看地图，也不会找公共汽车站。问路时，碰到心好的人会给你指一下，有些坏的人，不但不给你指路，还要吼你几句，瞧不起你。我们出门打工，一般都不敢一个人走 ，要大家结伴一起走。

　　如果迷了路，肚子饿了，身上钱又不够，也不敢到人家户找吃的，就硬挺着。天黑了，也找不到住的地方，就只有找个角落里睡一下。不过幸好有电话，实在不行就打电话，叫老乡来接，但问题是自己在什么地方都说不清楚，恼火得很。坐火车时，也受欺负得很。上了火车，如果坐位被人家坐了，也不敢叫人家起来。”笔者问：“你们不会找乘务员吗?”他们说：“乘务员才不会管，他们根本不愿意理会我们这些农村人。还有，从城里打工回家的时候一定要小心，在火车上有人专门偷我们这些出外打工人的钱，看到起我们大包、小包的拎着，就知道是出门打工回家的人，口袋里多少有点钱。这些打工人老实，好欺负，所以他们早早就盯上了。辛辛苦苦打工回来，钱还被人偷了，心里真是不舒服。我们总是尽量大家一起走，人一多，胆子就大一些，人家也不敢欺负些。”

　　出去打工的大多数年龄比较轻，有一些年龄较大的人根本不敢出去打工。在一次葬礼上，笔者见到一个村民，他叫杨正学，五十岁，读过三年书。他是这个家族的“梭丹”，也就是所谓的“祭司”。他负责葬礼上的所有仪式活动。旁边一位老人告诉笔者说，让他当“梭丹”是因为他从小记性好。“梭丹”的工作就是记住家族里的每一代人的名字，包括逝去的长者，还有各种祭祀仪式中的种种规矩，及祭词。这对长角苗来说，是一项非常重要的工作。也就是说，他在寨子里是一个举足轻重的人，起码是一个非常熟悉本民族传统文化的人。但他从未出门打过工，主要是没文化，不敢出门，他说：“如果我出门去打工，我会不认识去的路，也不认识回来的路，万一走丢了怎么办?”这位在本民族中的重要人物，竟然不敢进入汉文化的领地，因为那是一块陌生的，自己完全不熟悉的领地，在那里他认不来字，语言也不懂，面对着陌生的城市和陌生的人群，他所掌握的本民族的文化和经验完全失效。他只能是恐惧、胆怯，不敢前行。

　　这些苗寨人，在他们家乡的土地上，虽然贫穷，也毕竟是这片土地的主人。但当他们离开家乡，进入到城市，则是进入到了一块完全的陌生地。人为什么害怕黑暗?就是因为在黑暗中我们什么也看不清，什么也不知道，不明白。人不知道就会害怕，就会心里没有底。这些不识字、没有文化的苗族兄弟，进入到城市，就像在黑夜中行走。他们害怕这种黑暗，想驱逐这种黑暗，但他们又无能为力，只好寄希望于下一代，希望他们的下一代不要再做一个没有文化的人，所以他们无论如何也要供孩子们读书，这是生活教给他们的真理。

　　看来读书上学已成为当地人改变自己命运的唯一途径，因为只有读了书，他们才有可能顺利地进入到另一文化体系之中，才有可能改变他们在城市中的文化边缘人的地位，而进入主流社会。但孩子读书这笔费用，就不仅仅是吃饭了，小学和初中都是义务教育，基本不要学费。但到了高中一年光学费就要5、6千元，这比一家人全年的收入还高，因此，尽管大家已经意识到了读书的重要性，寨子里还是很少有人上高中。

　　当然，读高中的并不是没有，甚至读大学的都有，只是这种人极少，即使有，其家庭也是要付出极高的代价。在笔者的访谈对象中，有一位叫杨玉友的村民，今年54岁。50岁那年，儿子考上了高中，没有钱交学费，他只好去煤矿打工，共去了两次，第一次去了三个月，挣了一千多块钱。第二次，只去了一个月，就被放炮掉下来的石头砸伤了脚。他说：“那天，我正在铲煤，一块巨大的煤块滚过来压在我身上，那块煤很大，七、八个人都移不动，煤块一直压到了我腰的下部，要再压得高一点我可能就没有命了。当时，我昏过去了，周围的人都以为我没命了。把煤块移开后，两条腿都断了。大家把我送到医院，我求医生说，医生，你们要把我的脚医好，我还有孩子在读高中。后来，一只腿的骨头给接好了，另一只腿已经无法接，只好锯断了。我伤了腿成了残废，老板给了我五万块钱，儿子读书已经花了二万多块钱。去年考高中没考上，我让儿子不要再读了，他不听，还要读，他想考大学。现在我的钱已经没有了，除了给他学费，家里还要开支。我残废了，不能下地，种谷包、洋芋都是用钱请工。为了他读书，我大儿子也去打工了，每年带点钱回来。我大儿子不敢再去挖煤了，就到浙江去打工。一年能挣一千多块钱回家。”

　　他感慨地说：“没得文化恼火得很，我在矿上，每天早上都要把写有名字的牌牌挂在班上。要不，老板就不知道你上没上班。我不认识字，也不知道哪个牌牌上写有自己的名字，总是要求人家帮忙。每次分工钱的时候也算不清楚，只好别人给多少算多少。”看着他一脸的无奈，笔者明白了，为什么苗寨人要奋起给自己的孩子上大学，甚至不惜生命的代价。为什么他的儿子看到家里这么贫困，他还要坚持读书。他的儿子已经21岁了，这样的高中生，在城里已经很大了，但他还是坚持不懈，因为他要摆脱贫困、摆脱无知。虽然笔者没有看到杨玉友的儿子，但却深深地感觉到了一位顽强努力的苗寨年轻人的存在。

　　我们说话时，杨玉友的眼泪始终不停的流，但脸上却始终不停的在笑，笔者知道这是苦笑，是要强的笑，也是无奈的笑。

　　以上我们看到的是当地的男性，而在这剧烈的文化重组中，那些读了书的年轻女性们又是如何呢?笔者在考察时，曾问当地人：“你们觉得现在的生活最大的改变是什么?”他们的回答是：“我们觉得最大的改变就是以前女娃儿都不读书，现在都读书了，这些女娃儿读了书以后变得有文化了，会讲话了，但是读了书的女娃都不愿意穿民族服装了。 ”

　　这些读了书的女孩子不仅不想穿民族服装了，她们甚至想离开这里嫁给汉族人。据说寨子里有四个读了初中的姑娘，她们自称为四大美女，有一个还率先剪了头发，立志要走出寨子嫁给汉族人。她们通过读书竟然成了自己民族文化的叛逆者，但不知道为什么，她们让笔者想起了“五四”时期的新女性。看来他们比男性更勇敢，更希望彻底的离开自己的寨子，甚至是本民族的文化。

　　当然作为寨子里的年轻男性，他们出门远行，更有优势。寨子里一位年轻人叫熊光林，初中毕业，他告诉我们课题组的孟凡行，寨子里几个读完初二的学生刚去了北京。在这以前，寨子里从未有人去过北京。他也打算去，但不知情况如何，他正在等电话。在这之前，他曾到温州打过半年工，在一家工厂做鞋子。但他最高的理想还是要去北京，他说：“北京的世界风(他不知道什么叫时尚、前卫，因此，他用“世界风”来表示。当然这种“世界风”，也可以说是当地年轻人对“全球化”的一种感受。)还是比较好的，应该去欣赏一下。尤其晚上，北京和苗寨是不一样的。”的确，苗寨的夜是漆黑的，宁静的，出门必须要有电筒，在这里的夜晚是没有娱乐活动的，人们只是呆在自己的家里。但现在不一样了，现在有了电视，晚上人们坐在一起看电视，他们看到了都市白天的繁华，也看到了都市夜晚的辉煌。于是年轻的人们开始向往那灯火辉煌的都市，他们尽可能的往远处走，尽可能的在都市找到一席栖身之地。

　　笔者在和当地的一位大学生(四个寨子只出了两个大学生)交谈， 笔者问他，到贵阳读大学后，接触到外面的世界，对自己的家乡有了什么新的看法。他说，就是觉得自己的家乡太贫穷，太落后，非常希望能迅速的改变它。我问他，你的理想是什么?他说，不同的时期有不同的想法，读高中时，他曾想研究自己民族的文化，写一本关于自己民族的书。但他读大学后，反而没有了这样的想法，因为他觉得太难了。只是想毕了业，早点工作，还贷款。

　　他说，他毕业后不想回家乡了，这里的生活太苦太单调，这里的人们每天都是天不亮就爬起来，讨猪草挖洋芋干农活，一日复一日。而且他也不会在寨子里找对象，我们开玩笑说：“如果是寨子里最漂亮的姑娘，怎么样?”他说：“那也不行，漂亮只是外表，内心世界才是最重要的。”

　　笔者很理解，因为这里即使是最漂亮的姑娘也不会和他有共同的语言，虽然他还住在寨子里，但他的内心世界已经不再和当地人一样了。他已经不再是以前的他了，教育不仅改变了他的外貌，改变了他的语言，更重要的是改变了他的内心世界，包括价值取向。他不仅是和当地的姑娘没有了共同的语言，就是和他的父母，兄弟，包括小时候的玩伴都不再生活在一个同样的精神世界里了。

　　我们问他当地的很多习俗，节日祭祀方面的事情，他都不太清楚。为了考上大学，他从小除了劳动就是拼命读书，很少关心这些事，老人们为了不干扰他的学习，也很少和他谈这些事。也许从他们这一辈人开始，不仅会受到汉文化的教育和培养，还有可能会说英语，但本民族的文化也许就开始淡忘在他们的记忆中了。如果这样下去，也许若干年后，这个民族还会存在，在政府的扶助下，他们的生活完全还会得到进一步的改善，人口也还会得到进一步的增长。但他们本民族的文化也许就此淡薄，甚至消亡。

　　在考察的过程中，笔者心里反复的出现一句话，那就是：生存权与话语权孰重孰轻?也就是说，一个群体在生存问题没有得到解决之前，能够有文化的自主权么?当笔者面临当前苗寨人的生活困境，提出这个问题的时候，就想起了我们整个中华民族，一个世纪前，当我们打开国门面对整个世界的时候，我们发现我们的国家落后了。这种落后不仅仅是经济的落后，科学技术的落后，也包括文化观念的落后。本来按人类学的观念文化是没有高低和落后之分的，但当一个没有经济实力的民族面对一些经济实力雄厚的民族，其自然就有了自卑感，其自然就对自己的文化失去自信，甚至采取批判和急于摆脱的态度。自“五四”运动以来，我们对于传统文化的批判，1949年以来我们对于封建迷信的铲除，实际上都是基于这样一个民族心理。现在国家提出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也是在国家的经济实力有所上升，我们的国际地位有所提高的基础上提出来的。完全可以想像，如果中国社会仍然一穷二白，传统文化再有价值，它在人们心理上也不会有什么魅力。

　　苗族人今天所面临的现状，实际上我们汉族人也面临过，而且还是在一个更大的世界性的范围中所面临的。在考察的过程中，笔者甚至觉得，他们的今天是一面反映了我们昨天的镜子。因此，我们在关心非物质文化保护遗产的同时，我们还必须关心承载着这些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人们，关心他们的生活，他们的想法，他们目前所面临的处境。所谓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并不是由几个民间艺人来传承的，而是整个生活在这一文化空间的所有人共同继承的财富，如果我们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只注意保护几个所谓的传承者，几个民间艺人，而不关心当地广大的民众，不关心他们的文化为什么传承不下来的原因。我们所保护的就真的只是即将过去了的“遗产”，而不是像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所说的是“有机地存活于共同的社区或群体之中构成非物质的生命环链;”还“包括它由生成、传承到创新的全部过程。”

来源：雅昌艺术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