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可食无肉，不可居无竹”，苏东坡的诗句道出了竹在古代士人心中的地位。竹虚心有节，那谦逊劲节之气、静雅萧疏之态正是文人雅士孜孜以求的精神境界，也因此被誉为“四君子”之一。中国是世界上最早用竹子和最善用竹的国家，湖南长沙马王堆一号汉墓中出土的“西汉彩漆龙纹竹勺”是最早的竹刻艺术品。宋代郭若虚《图画见闻志》中记载了汉代竹刻技艺已出现了“留青”的刻法。元末陶宗仪《辍耕录》描述了南宋艺人詹成制作雕竹鸟笼的高超技艺水平，詹成也是有记载最早的竹刻大师。

在石狮市博物馆举办的“丝路狮缘：故宫狮文化珍宝展”中，就展出了一件留青工艺的竹笔筒——清中期竹雕留青九狮图竹节式笔筒。

​清中期竹雕九狮图竹节式笔筒

据北京故宫博物院器物部副研究员刘岳介绍，该笔筒高13.5、最大口径9厘米，保留天然竹节痕。外壁以留青法刻画九只狮子相互嬉戏的场景，点缀假山湖石。狮子的形象夸张而富趣味，来自传统造型艺术，与真狮大相径庭。“九狮同居”谐“九世同居”之音，为流行的吉祥图案。湖石阴阳向背判然而别，立体感极强。又利用节痕将图纹划分出区域，并以其广狭之别形成曲线变化之美，匠心独运，技巧高超。留青工艺又称皮雕，通过预留竹表青筠来表现图案，并剔去其余部分，露出竹肌作为地子。这种技法在清代发展到顶峰，可以利用皮层的多留与少留来划分纹饰层次，营造出有如运笔而成的墨分五色的效果，从此件笔筒上即可见一斑。

若论及竹刻笔筒，首先当论明清竹刻工艺。明代中期开始，竹刻成为了专门的工艺美术种类。明中叶至清，竹刻工艺日益繁荣，名家辈出，也使得竹刻成为了供人玩赏的艺术品。当时盛产竹子的江南嘉定和金陵也自然成为了竹刻的两大中心。嘉定派以朱鹤、朱缨、朱稚征祖孙三人为代表，他们都擅长用深刻、浮雕、圆雕的手法来雕刻作品。三人都有极高的艺术修养，从传统绘画、书法、篆刻等艺术中借鉴、吸收精华，并巧妙地应用到竹刻作品中。所刻作品神形兼备，意境悠远，留下了风格鲜明、美轮美奂的竹刻艺术品，并且影响了后世竹雕的流传风格，嘉定派也成为了当时全国竹刻艺术最大的流派。南京博物院藏有被鉴定为明正德年间的朱松邻制高浮雕松鹤纹笔筒，阴刻铭文：余至武陵，客于丁氏三清轩，识竹溪兄，笃于气谊之君子也。岁之十月，为尊普熙伯先生秩寿。作此奉祝。辛未七月朔日，松邻朱鹤。深峻娴熟的雕刻技法让作品层次清晰，古松与仙鹤形态逼真，自有一种古朴浑厚之美。

而清代竹刻名家主要有张希黄、吴之璠、封锡禄、施天璋、邓浮嘉、周芷岩、尚勋、潘西凤（号老桐）等，其中多数为嘉定派传人，比较著名的有吴之璠、封锡禄、周芷岩三人。除嘉定派之外，清代竹刻名家还有道光年间的方絜，擅长在竹笔筒上替别人作画像，须眉逼真，栩栩如生。在雕刻人物脸部时，多采用陷地浅刻，其余部分用阴刻，两种雕刻技法配合得相得益彰，时人称为“无上逸品”。清代竹刻笔筒一般以浅浮雕来突出主题，而留青笔筒以大量留白之法表现画面的淡远清秀，别具一格。

明清时期的文房雅玩雕刻艺术是中国工艺美术史上的一个高峰，明清时期的笔筒主要以瓷质、玉雕、景泰蓝工艺及竹木雕刻的笔筒为多。在这些类别的笔筒中，作为一种文玩艺术品，尤以文人风味醇厚的竹雕笔筒见胜。从质地上看，竹刻笔筒并不比其他材质的笔筒贵重，但近几年的拍卖价格却比很多瓷质笔筒的价格高出很多，仔细分析之后发现，两者之间的市场行情是由拍品自身的艺术性决定的。以明晚期到乾隆时期的笔筒为例，明末清初竹雕名家辈出，从体裁的意境到雕刻的技巧都有文人的贡献，此时期的作品精益求精，艺术表现力极强。所以明清时期竹刻笔筒的市场价位一直很高。而在竹刻笔筒的收藏中，应当以清代作品作为重点集藏对象，不仅因为其传世作品相对较多，主要是因为清代的竹刻行业人才迭出，竹刻的技艺已经相当精绝。

北京保利2013年曾上拍一件清赤壁夜游园竹笔筒，成交价达586.5万元。椭圆形笔筒，镶紫檀木口与底，下承四足。外壁以通景形式刻东坡赤壁夜游图。前景为东坡与僧、道二客所泛小舟，袍而长髯，凭几而坐者为东坡；俯于几上者为佛印；道士背坐仰观。一旁童子正漉酒入坛，老舟子二人齐力摇橹，刻画传神。巨石插立江中，湍流汹涌。横云烟岚，横亘缭绕，与江水波涛上下呼应。茂密虬松、霜叶等披于悬崖，益显壮丽。赤壁似天幕幔帐，右方障壁直如插天巨屏，气势撼人。左侧山谷瀑布激流奔腾其中，岩壁盘折交错，极尽深远、幽邃之境，俨然如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