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朝文人中，陶渊明是首屈一指的大家。他的门庭不低，其曾祖父陶侃为东晋开国元勋，官至大司马；祖父陶茂曾为武昌太守，也属地方大员；但到他父亲陶逸这一辈家道即告中落，所谓“淡焉虚止，寄迹风云”（陶诗《命子》），甚至家族中出现了厮斗分裂的败家之相，以至于彼此不相往来。好在他“委怀在琴书”“游好在六经”，故而在他的青少年时代。还不至于过得太寂寞。陶早期的诗，用世之心较炽，诗中常有些刚猛的句子，毕竟还是个热血少年嘛！及至29岁，家境清寒、生活窘迫的陶渊明，为谋饭碗，步入仕途，但做的都是小官，并无实权；不惑之年出任彭泽县令，仅80天即辞官返乡，从此，再未出仕。

东晋时，世道还是比较乱的，朝堂之上“雷同共誉毁，咄咄俗中愚”，清俊洒脱、逍遥山林的名士们，在人命如草芥的社会现实面前唯求“出世”，却“少有全者”。大约“竹林七贤”之后一百余年，郁郁寡欢的陶渊明在诗中流露出些许遁世的情绪：“觉悟当念还，鸟尽废良弓”、“既自以心为刑役，奚惆怅而独悲”。十三年官宦生涯的磨损，一个坚守固穷之节的文士，早已豪情不再。于是，欲延性命，唯有归隐一途。

陶渊明自称“少无适俗韵，性本爱丘山”，其实他的内在性情还是比较刚烈的，比如，相传他不愿束带见督邮而“解印绶弃官去”（王维）、“不为五斗米折腰”，有这么一副硬骨头架子，仕途前景自然就黯淡了。从此，东晋末期的官场上，少了一名不入流的小吏，六朝文坛和中国文学史上，却迎来了一位隐逸派诗文大师。

说他是大师或大家，那是后人的评价，他在世时，并没有得到公认。

六朝的文风，以繁密绮丽、辞采流美为时尚，而陶潜的诗文则偏向于恬淡自然、不事雕琢的风格，也就是说，并非当时文坛的主流。他的知名度，远不及同时代的谢灵运、颜延之等人；且陶去世后的两百年，也相对沉寂。第一个一百年，南朝钟嵘的《诗品》诞生，仅把陶渊明列为中品；刘勰呢？更无视陶的存在，因为他的《文心雕龙》对他只字未提；还有沈约，比钟嵘、刘勰大二十多岁，是齐梁文坛的领袖人物，倒是为陶渊明写了个小传并载入《隐逸传》，但对其文学成就，评价也不高。

这三位眼力不济吗？非也！我以为还是时间靠得太近、距离没有拉开，而陶渊明的风格又太“独”，评价系统还不够完善，于是，在六朝文学的姹紫嫣红中根本显不出来。真正开宗立派的人物，不会立地成佛，马上就有一圈铁粉膜拜，相反，他的光焰，倒有可能使人一时产生不适应症。

又过了几十年、进入第二个一百年，萧统（梁武帝萧衍长子、“昭明太子”）编《昭明文选》，把陶渊明选进去了，且亲自作序。通览全文，提到陶渊明文学成就的只有这两句话：“其文章不群，辞彩精拔，跌宕昭彰，独超众类，抑扬爽朗，莫之与京。横素波而傍流，干青云而直上。语时事则指而可想，论怀抱则旷而且真”、“余素爱其文，不能释手”，我读了总感觉并没有击中要害，而且有泛泛之嫌；其余绝大多数篇幅都是旁征博引、迂回赞扬陶的人格和操守，仅举几句：“尚想其德，恨不同时”、“不以躬耕为耻，不以无财为病”“贤人遁世”（萧统此意的背景，有必要作个简单的交代：陶渊明归隐九江初期，如出樊笼，很是一番怡然自得，所以写了不少描述田园风光的诗篇。后来，倍尝生活的苦辛和养家的艰难，虽有忧生之嗟，但道心坚固：“贫富常交战，道胜无戚言”）等等，说明萧文以突出陶的人格精神为主，兼论陶的文学成就为辅，不过，比之上列三位，在对陶潜的解读和认识上还是有所提升。

第三个一百年，陶终于在唐朝“风生水起”：除了王维有点不买他账，孟浩然、李白、高适、杜甫、柳宗元、白居易都很推崇陶渊明，他们或表达敬慕之意；或引为隔代知己，也有到陶渊明的故居凭吊并吟出颂诗来的。陶诗所谓胸次、清腴、闲远、朴茂、冲和、峻洁等优长，唐代诗人均有所借鉴。但唐朝的“风生水起”，到宋朝才蔚为大观。陶渊明这只大鹏，才真正凌空翱翔起来。有关他的评论、注释一下子数不胜数，一干大文人，比如欧阳修、王安石、苏轼、陆游、辛弃疾一致给予高评，尤其苏轼，追和陶诗竟达109首，完全可以出一本唱和诗集了，可见仰慕与推重。陶渊明诗文中的菊意象和酒意象，像是文人风骨的两大符号，逐渐深入人心，既属君子气节（南宋朱熹、陆九渊的赞语），又含诗酒风流和云水情怀：“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问君何能尔？心远地自偏。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饮酒其五》）。陶的诗文辞赋现存数量并不多，仅130余篇（首），也就是一本薄薄的、不超过两百页的集子。我曾通读数次，深以为《饮酒二十首》《归园田居五首》《咏荆轲》《归去来兮辞》《桃花源记》《五柳先生传》《闲情赋》等篇什，使他无可辩驳地成为中国“隐逸诗人之宗”。

我常为历史上一些文人间的隔世情怀和惺惺相惜而感叹，“文人相轻”不是大文人所为。杜甫与陶渊明在这方面有相似境遇，他在唐朝的影响力和文学地位，远没有在宋朝来得大，王安石、苏轼、黄庭坚、陆游在推崇杜甫上，可谓襟怀高华，目光如炬，是真正的价值发现者。当然，身后之名其实和当事人已经没有什么关系了，就像陶渊明，生前不可能想过自己是什么历史地位、被纳入何品的问题；更不可能预见自己谢世两百年后，完成了一次对六朝文学史的成功逆袭。

台灯下，我翻开了《陶渊明年谱》最后一页，是这么记录的：元嘉四年丁卯（427），六十三岁。病势加重，渊明自感将于秋天离世，乃先作《拟挽歌辞》三首及《自祭文》。十一月，卒” ；而陶渊明的《自祭文》中，有这么一句：“人生实难，死如之何？”，读之令人怆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