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皇帝在位六十年，文治武功皆达空前的成就，他在日理万机之余，匀出时间对宫中收藏文物进行整理与研究，其成果见《秘殿珠林》、《石渠宝笈》、《西清古鉴》等书中。对宫中所藏善本古籍的整理则是以《天禄琳琅书目》为代表，一如对古书画的鉴赏体例，除著录图书作者、卷数、内容旨要、刊刻时地、流传源流外，增加著录了藏书印的文字、形状和位置等项，开创了书目编制的新体例，后代编书目者递相沿用。

专门典藏天禄琳琅藏书的昭仁殿位于干清宫东侧，原是康熙皇帝读书起居之所，乾隆皇帝自幼跟随祖父读书，在耳濡目染之下，亦喜欢研读古书，故即位后不久即聚珍贵图书于此，并赐名天禄琳琅，成为清宫最名贵的一批古籍。

乾隆皇帝画像

天禄一词取汉朝天禄阁藏书故事，琳琅为美玉之称，意谓内府藏书琳琅满目。由于这些书都是经过皇家筛选，并钤上代表皇室的天禄琳琅等藏书印记，不但装潢典雅精致，其文物价值的珍贵性在古书日益稀少的今天，早已不言可喻。

清代历经康、雍、干一段时间的采集全国善本典籍，至乾隆九年（1744），高宗命内廷翰林检点宫中旧藏图书，选择其中善本进呈御览，并汇集于干清宫之东的昭仁殿，列架陈设。自此昭仁殿成为皇家善本藏书室，专门典藏宋、元、明珍稀善本典籍。嘉庆二年（1797）昭仁殿火灾，乾隆收藏的天禄琳琅藏书被毁。嘉庆皇帝为了重建天禄琳琅典藏，特命内臣从御花园与宫中各殿所藏的旧刻图书中选出善本，加上从各地陆续收集之善本，再以「天禄琳琅」之名重建内廷皇室藏书，由大学士彭元瑞等人编成《天禄琳琅书目后编》。

《御制诗初集》

清高宗乾隆御撰清乾隆内府乌丝栏写本

乾隆皇帝是清代一位才华横溢的君主，据传他一生共作诗文四万余首，内容颇为丰富。其《御制诗初集》卷四十四〈御制题昭仁殿诗序〉有云：干清宫之东簃为昭仁殿，皇祖在御时，日夕寝兴之温室也。朕弗敢居焉。乃贮天禄琳琅，宋、元镌本于内，时一徘徊，曷胜今昔之思。表明了对康熙皇帝的尊崇与设立天禄琳琅于昭仁殿之缘由。

《钦定天禄琳琅书目》

清于敏中等奉敕编清乾隆间内府写本

由乾隆皇帝命儒臣于敏中（1714-1779）、王际华（1717-1776）等，整理天禄琳琅藏书，以版本时代为纲，再按经、史、子、集四部为序，共著录宋、元、明版及影抄善本凡四百二十九部。若一书有数版而版刻皆工致，则用《遂初堂书目》例并列之；每书详其题跋、姓名、收藏印记，则兼用《铁网珊瑚》例，是鉴定、收藏的重要参考资料。是书与前代公藏书目编辑方式不同，即仿效鉴赏书画之体例，除了书名、提要之外，另有函册、阙补两项，并有藏书印记的著录，为一创举，其后藏书书目递相沿用。本书已收入《四库全书》中，四库群臣赞许：未有乙览之博、宸章之富、鉴别之详明、品题之精确如是者。臣等缮录之下，益颂圣学高深，超轶乎三古也。

《钦定天禄琳琅书目后编》

清彭元瑞等奉敕编清嘉庆间内府写本

嘉庆三年（1797）由彭元瑞等编辑完成的《天禄琳琅书目后编》，系仿《钦定天禄琳琅书目》体例编辑，由于初编之藏书已遭焚毁，现今所见所谓的天禄琳琅藏书，多属火灾后重汇的藏书，其中大多为宋、元善本、影抄宋本及较为具有代表性的明代刊本，反较《天禄初编》更为丰富。由于《初编》著录善本皆毁，现在古籍善本投资领域中，即以《钦定天禄琳琅书目后编》之著录书目为鉴定善本的一大依据。

天禄琳琅藏书涵盖有宋、辽、金、元、明五朝善本，所收图书范围十分广泛，其中不乏孤本秘笈，不但显现了中国各时期刻版印书的精湛技巧之外，更展现出图书发展演变的历程与时代意义。今所见之天禄琳琅藏书以嘉庆之《钦定天禄琳琅书目后编》所著录典籍为大宗，未见乾隆时期编纂的《钦定天禄琳琅书目》所著录者。

《周髀算经》

汉赵婴注唐李籍音义清康熙间毛氏汲古阁景写宋嘉定六年（1213）鲍浣之汀州重刻元丰监刊御题算经七种本之一

乾隆皇帝对于珍稀而有价值之善本，有如其对书画鉴赏般，常亲自御笔题识，被视为天禄琳琅藏书中珍品之珍品。《周髀算经》为现今流传著作年代最早的一部数学著作，同时也是一部天文学著作。是书卷前即有乾隆御题。此书是清康熙时毛氏汲古阁毛晋季子毛扆，从王世贞、李开先、黄俞邰三位藏书家中，分别取得《算经》七种，皆鲍浣之重刻本，字画端整，雕镂精湛特刻画影摹而藏之，常熟毛氏描摹纸墨精巧，书肆称为毛钞。

《春秋经传集解》

晋杜预撰宋淳熙间抚州公使库刊配补干道间江阴郡本及明覆相台岳氏本

晋杜预的《春秋经传集解》将经与传合一，使《左传》成为阐释《春秋》事义的作品，脱离了字句训诂的窠臼，可谓具备了解释学的意义。至隋唐之后，《春秋经传集解》逐渐取得经学的正宗地位。本书以三种不同的刻本配补而成，其一为宋淳熙间抚州公使库刊本；其二为宋干道间江阴军学刊本；其三则为卷二十九之明覆元初相台岳氏荆溪（宜兴）家塾的刻本。

《孔氏六帖》

宋孔传撰，宋干道二年（1166）韩仲通泉州刊本

《孔氏六帖》为宋代孔传仿照唐白居易《白氏六帖》之意，续采唐代以来经籍中典故词语、诗文佳句，区分汇聚而成的类书，原书名曰《六帖新书》，但后人以其为续《白氏六帖》之作，乃更名为《孔氏六帖》。原书成于宋室南渡绍兴初年，始刻于干道二年（1166），为书成初刻本。南宋末年，书坊合并《白氏六帖》与《孔氏六帖》两书刊行，到元、明之后，坊间所见皆为合刊本，而无单行本刊行。本书传本仅见著录于《文渊阁书目》与《天禄后编》，至为珍贵。由书中钤有文渊阁印推断本帙原为明内府藏书，而后散入民间，为山西按察使宋筠所藏，故其上钤有臣筠与三晋提刑二印，最后转入清宫收藏。本书贵为初刻本，可为后世传本校正之最佳底本。

《战国策》

宋鲍彪注元吴师道校注元至正二十五年（1365）平江路儒学刊本

此书为元代吴师道补释宋代鲍彪所注之《战国策》，使其更方便读者了解战国至秦、汉间纵横家说辞和权变的历史故事。元代官刻的重点在于地方各路儒学和书院，各有其学术与版刻的重要性，素称精善。元代政府为有系统的推广教育，在中央有国子监，于全国各路、府、郡、县则普设儒学，建置学校。儒学刻书的经费来源主要为其学田的收入，刻书的质量在历代刻书中居于上品，因而受到历代士人与学者的青睐与好评，本帙即为儒学刊本代表之一。

《文献通考》

元马端临撰元泰定元年（1324）西湖书院刊元明递修本

《文献通考》为研究宋代典章制度的重要参考书。书成于元成宗大德十一年（1307）。本书为元代最为著名的杭州西湖书院刊本，字体书写优美，行款疏朗悦目，印刻俱精，诚为元本中的代表作，刻成后的书版依然存于西湖书院，便于保存和重印，所以刻本流传较广。

《周易传义大全》

明胡广等奉敕撰明正德内府刊五经四书大全本

历代对《周易》作注释的著作很多，其中以北宋程颐的《程氏易传》和南宋朱熹的《周易本义》为最具影响力。明代翰林院学士胡广等人将此两部大作融合，并采纳了多家先儒的注释，编成《周易传义大全》。本书为内府刊本，明代内府刻书由司礼监主事，而经厂专司刊刻书籍，故亦称之「经厂本」。经厂刻本行格疏朗，字大悦目，文多断句，白棉纸精印，自明初至明未沿袭不变，影响直至清初宫廷刻书。

《文中子中说》

隋王通撰宋阮逸注王福畤书明嘉靖癸巳(十二年，1533)吴郡顾氏世德堂刊六子本

明代的私人刻书非常盛行，初期刻本种类不太多，印刷数量也比较少，但自明代中期之后，私人刻书日渐兴盛，尤其是正德、嘉靖年间发展很快。《世德堂六子全书》源自古本，博参群籍，考义多方，校刻精良，即为其著名的版刻，市场上常有书贾剜去原有牌记冒充世德堂原刻本以牟利。

《东坡书传》

宋苏轼撰明凌蒙初序明吴兴凌氏刊朱墨套印本

《东坡书传》是苏轼重要的三部经学著作（《易传》、《书传》、《论语说》）之一，乃研究《尚书》的成果，完成于苏轼流放儋州之时（元符三年五月）。明代套版印刷盛行，书坊利用精湛的数版套印技术提高印刷的品质，以获取更高的贩售量，而其中的代表人物之一即为吴兴凌氏，以墨色刊印原文，书中圈点和评语均用朱色，天头有朱笔校注的《东坡书传》，正文字大悦目，纸张洁白如玉，以提供读者方便阅读的刊刻形式而闻名于世。

收藏善本古籍，除了典籍本身的学术价值、版本年代和校勘意义之外，藏书印也常勾勒出一部书的流传轨迹，成为鉴定古书文物价值的最佳佐证。天禄琳琅藏书因代表着皇室收藏，自有其皇家独有的珍贵性。由嘉庆年间重收善本的印记归纳，天禄琳琅藏书钤有：五福五代堂宝或五福五代堂古稀天子宝、八征耄念之宝、太上皇帝之宝、乾隆御览之宝、天禄继鉴、天禄琳琅六大固定形式的玺印。清代内府藏书众多，惟有钤上如此固定形式的印记，始可称为天禄琳琅藏书，这是经由玺印以鉴赏图书最典型的范例。

《文选》

梁萧统编唐李善等六臣注宋绍兴二十八年（1158）明州修补旧刊本

六臣文选（或称《六家文选》）指宋时将唐代李善注本与玄宗时的五臣（吕延济、刘良、张铣、吕向、李周翰）合注本两者合并刊刻的《文选》刊本。本书藏书印多达四十一枚，主要有明末藏书家毛晋（1599-1659）家族藏书印记，如宋本、戊戌毛晋、毛姓秘翫、汲古阁、 毛氏藏书子孙永宝、在在处处有神物护持、子子孙孙永宝、臣晋、汲古阁世宝等。由书中记归纳出本书经明代文征明、文嘉、毛晋、毛表、王宠、杨录、夏时正；再经印清吴历、季振宜递藏，最后归入清内府。从其收藏历程不难见宋本受到藏书家喜爱之层度，而经手鉴赏印记则是最佳佐证。

《龙龛手鉴》

辽释行均撰宋嘉兴府刊本

此书原名《龙龛手镜》，为避宋太祖祖父名讳，改镜为鉴，是一本俗字书，按语音的平上去入四调分为四卷，开字书音序检字法之首。本书除天禄琳琅藏书印记外，另钤有朱方印吴城、吴城字敦复、敦复，白方印内殿书印及白长印绣谷亭续藏书。吴城字敦复，号瓯亭，钱塘人，雍正时监生，为清代著名藏书家吴焯（1677-1733）长子，承父业，好聚书。绣谷为吴焯号，字尺凫，喜聚书，其书斋瓶花斋，藏有丰富的宋版书与旧家善本，其并将所藏秘册详实校勘考订，辑成《绣谷薰习录》。而绣谷亭续藏书为吴城藏书印。内殿书印为南宋内府藏书印，南宋内府藏书皆钤有此印。

《礼记集说》

元陈澔撰明正统丁卯（十二年，1447）司礼监刊本

为司礼监钦奉旨刻五经四书之一，书中钤有明代官刊秘籍之印表章经史之宝。此帙原为清康雍年间揆叙（？-1717）家藏，后入天禄琳琅藏书。叙为康熙时大学士明珠之子，其藏书印有谦牧堂藏书记与兼牧堂书画印，谦牧堂乃揆叙书室名。雍正二年（1724）世宗因揆叙涉嫌皇八子允禩一案，追夺揆叙官位，削谥，抄家，其原藏书皆没入内府，在《天禄初编》中并未见钤有谦牧堂藏书记与兼牧堂书画印藏书印记的典籍，而在《天禄后编》中揆叙即跃升为书目中著录最多的私家藏书家。另有玉峰祡子熙芝乘室印篆书朱方，则无所考。

《昌黎先生集》

唐韩愈撰李汉编宋廖莹中集注明万历间（1573-1620）东吴徐氏东雅堂重刊本

明万历年间徐时泰东雅堂翻刻南宋末廖莹中世彩堂本《昌黎先生集》、《外集》、《遗文》，为明清通行之本，系全录朱熹《考异》和节录五百家注而成。东雅堂本不但翻刻精良，并改正了廖氏世彩堂本的明显错字。《天禄后编》考证云：时泰仿刊时以莹中为贾似道党人，不足重，削去每叶彩世堂字，改题东雅堂，世遂为东雅堂韩文。原书中每卷末刻应有「东吴徐氏刻梓家塾」牌记，但在本帙中已被剜去。再从书中钤有明代书画名家王宠（1494-1533）藏书印记履吉之印与古吴画史与明代藏书堪与天一阁匹敌的天籁阁主人项元汴（1525-1590）藏书印记墨林项氏推演，发现其中不合理之处。王宠为活动于弘治至嘉靖年间，但本书为万历年间（1573-1620）刊本，似乎不可能为前人收藏。将原书中每卷末刻有东吴徐氏刻梓家塾牌记剜去，并伪造藏书印记，为书商惯用作假的手法。

天禄琳琅藏书为清宫特藏之名，往往被视为善本中的极品，但细考现存本院天禄琳琅藏书中，偶见有仿刻伪本，这说明了两个现象，一是即便是天家仍有审定不周，谬误出错的时候；一是仿刻的功力什强，连皇帝及其周围的专家都被蒙骗了，这要从善本图书仿刻史谈起。

中国图书的仿刻开始于藏书家将自己搜罗到的好书，按原刻本的版式与字体覆刻或仿刻印行，以广流传。这原属美意，不幸被不肖书贾利用，成为牟利的手段，其间的分际是：前者不讳言它是仿刻本，后者则尽可能去掩盖仿刻事实，并以恶劣的手法造假，如挖改序跋中的时间、地点、人物、事件，或撤换序跋等，常常让人无法辨识其真正刊刻时代。总之，嘉庆皇帝以极短的时间广搜天禄继鉴藏书，致使宫中饱学儒臣也有些误判，造成部分仿刻精良的图书入藏宫中。

宋聂崇义集注清康熙十九年通志堂经解本

宋人聂崇义以图示加文字诠释的方式对《三礼》，即《周礼》、《仪礼》、《礼记》所载的典章名物进行了较全面、系统的考订与诠释。《天禄后编》将其录为宋淳熙乙未永嘉陈伯广刊本归入〈卷二宋版‧经部〉。台湾故宫博物院院另有一部清康熙十九年通志堂刊乾隆五十年修补本之《三礼图》，除了纸质之外，其行款字体与天禄琳琅藏本相同。但通志堂刊本卷首的康熙丙辰纳兰性德序与书末木记后有后学性德四字被剜去，以清版伪称宋版之动机明显。

《史记》

汉司马迁撰宋裴骃集解唐司马贞索稳唐张守节正义明嘉靖十三年（1534）秦藩覆宋刊本

明代自洪武时候起，于各地分封皇子为藩王，为避免受封诸王图谋不轨，不但给予藩王极丰厚的封赏，而且还颁赐经、史及诗、词、歌、赋等书籍，以便让他们仰体圣心，陶冶性情，其中包含了许多宋、元善本。有不少藩王喜欢校刻群书，常以皇帝所赐宋、元善本为底本刻印，版本品质讲究，此部明嘉靖十三年（1534）秦藩覆宋刊本《史记》即是代表，于《天禄后编》将其录为宋嘉定六年万卷楼刊本归入〈卷四宋版‧史部〉，封面题签《宋版史记》。其著录主要依据为目录后之木记嘉定六年岁在癸酉季夏万卷楼刊，仔细审查比对木记刻印之叶，乃为割去后另外伪造加入，木记字体和墨色与书中字迹互异，书贾利用人们崇尚宋本极力巧思造假之心可见。

《仪礼图》

宋杨复撰元建安余氏勤有堂刊本

此部《仪礼图》在《天禄后编》将其著录为〈卷二宋版‧经部〉，本书有木记崇化余志安刊于勤有堂。福建省建阳县的崇化、麻沙两镇在宋代被称为书籍之府，为兴盛的印书地区，余氏万卷堂和勤有堂即为最著名的书坊，及至元代时仍很有名，所以牌记上勤有堂未必是代表了宋代的刊刻版本。建安余氏书坊，宋代以余仁仲万卷堂为代表，入元之后则属余志安勤有堂。余志安生卒年虽不可考，但由各家藏书志资料显示，勤有堂余志安刊刻图书，集中在元大德八年至至正十一年之间，距离宋代达二十余年，余志安肯定为元人，不可能上及于宋代。所以单就刊刻书坊来判别古籍版刻的时代是不够的，本帙即是最佳实证。

《六家文选》

梁萧统编唐李善等六臣注明嘉靖己酉(二十八年，1549) 吴郡袁氏嘉趣堂覆宋广都裴氏本

明代许多藏书家喜爱宋版书为墨香纸润，秀雅古劲，不但致力于宋版善本的购藏，更时常将自己搜罗到的善本好书予以覆刻刊印行。这些家刻善本刊印之后，藏书家除了自己收藏与赠送亲友之外，也常成为书商购买的对象。吴郡（苏州）地区刻书有一些较明显的特色，如官刻较长于地方史料的刊刻，而家刻、坊刻则是以学术价值较高的典籍为主，嘉趣堂即为典范。袁褧乃集藏书家、校勘家与刻书家于一身，不但亲自校勘并请良工版刻。其翻刻宋本《六家文选》的〈跋题〉之上便云：余家藏书百年，此本甚称精善，因命工翻雕，……计十六载而完。用费浩繁，梓人艰集。今模榻传播海内……。袁褧嘉趣堂仿宋翻刻精良的程度，常让书贾撕去序跋与剜去牌记以冒充宋版牟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