铁的事件

文/汪民安

铁，曾经以铁笼的意象出现在王家增的早期作品中，它是封锁、禁锢和压抑的工业主义器具。如今，画布上那个幽灵般的密密麻麻的铁笼在王家增这里消失了。或许，铁，作为一个曾经压迫性的道具和他达成了和解；但是，铁，作为一个特定的硬朗的物质意象在他这里始终挥之不去。铁不单是禁锢着他的身体，它甚至隐秘地生长他的体内。在这个意义上，王家增并非不是一个“铁-人”。这是一个“铁-人”的创作。

一旦铁摆脱了它的工业主义压抑功能，王家增就唤醒了它别的潜能。铁最直观的特征就是它的硬朗和厚重，它的冷峻和无情。王家增已经不满足在画布上表达它们，他不再试图在自身和铁之间建立一个艺术的中介，现在，他直接和铁发生关系，他的身体和铁发生关系，他就是一个“铁-人”装置：既是一个内在的铁-人装置（铁在他的体内，铁构成了他的内在器官），也是一个外在的铁-人装置（他和外在的铁形影不离，他一直被铁包围，无论是在工作环境还是在住家环境中，铁构成了他的外在器官）。王家增用手握住铁器来捶打这些铁。铁器工具，被捶打的铁，以及他的身体形成了一个铁人的三位一体。这些硬朗的铁被同样硬朗的铁所捶打，铁被铁所驯服，被铁所挤压，被铁所塑形。铁的硬朗、坚实、厚重和无情，铁的铁律，都被软化了。铁有多么坚硬，也就会变得多么柔弱；铁有多么刚直，也就会变得多么扭曲。这是铁的悖论，一个物件在两个极端之处摆动。硬的铁变成柔的铁；柔的铁还保有自身的顽固硬度。

这种柔软之铁，同时也是折叠之铁。它们在暴力的捶打下毫无规则地挤压和折叠在一起。王家增对铁施加暴力，但这是没有塑形目标的暴力，我们甚至可以说，这是无目标的暴力。这是暴力的单纯实施。我们不知道，这到底是对铁的怨恨还是对铁的迷恋，到底是对铁的不满发泄还是对铁的情感依赖？就像我们不知道这些扭曲的铁到底是硬朗还是柔弱一样，我们也无法判断这安静的黑铁氛围到底是愤怒还是感伤？我们只是在这种杂乱无章的铁的效应中，能感到力的痕迹，感到身体的痕迹——我们甚至能感受到钢铁工人的痕迹，感受到他的艰辛劳动以及对这劳动既熟悉又怨恨的痕迹。一个劳作身体以奋力捶打的形象铭刻在这些扭曲的铁片中。

这捶打，既是一种对过去劳动职业的重温，又像是一种报复：对过去职业的报复，对铁所展现的冷酷无情的报复；也像是一种宣泄：一种单纯的身体力量的消耗，一种试图抵制自己颓唐和衰败的消耗，这消耗也是一种见证：身体和力的见证和浮现。最后，这捶打甚至可能是一种游戏，一种沉浸在快乐之中的游戏，一种暴打的快乐，一种征服和破坏的快乐，一种完全属于童年的毁灭性快乐。就此，这些作品是彻底物质化的，但也是彻底身体化的；这是物质的沉默无语，也是身体的大汗淋漓。这是现时的黑色在场，也是过去的身体记忆。柔弱的垂败和野蛮的青春在这里无尽地纠缠和争执。

但即便是这种沉默无语的物质——黑色加剧了它的沉默——也在喧嚣。它们构成了一个挤压、凌乱和弯曲的世界。如果我们在这个世界中剔除了劳作和暴力主体的形象，那么，这个世界并不痛苦。这不是一个情感世界，而是一个事件世界。一旦停留在事件的领域，王家增就可以用其他截然不同的材料——他选用了几乎和铁的性质完全相反的易碎的纸——来制造事件世界。他把纸涂上黑色，仿佛黑色包裹的是硬铁，仿佛这纸褶也是捶打而成。无论如何，易碎的纸的世界和坚硬的铁的世界以相近的弯曲方式相互呼应。尽管它们有完全不同的硬度，但他都让它们充满着凌乱的折痕，让它们充满着一种秩序难以容忍的灾变，充满着一种拉伸和压缩反复拉锯的饱和褶子，从根本上来说，充满着一种巴洛克式的动荡、丰富和拥挤。

纸的褶子和铁的褶子在某种相近色彩的伪饰下有一种奇妙的分享：曲线。曲线是活的线条，这些折叠之线是意外的曲线，是无规则可行的曲线，是有生命的线条。曲线意味着力的难以预见的冲动。弯曲与坐标无关，它模棱两可，无法定位，不可预期，它有无限的可能性，有无数的可变性，因而它是潜在之物，它是一种变化的潜在性。它拒绝中心、焦点、秩序和整饬。

无论是纸的折叠还是铁的折叠，都是这种非中心化的弯曲。在某种意义上，我们可以说，弯曲就是“事件”（event），就是世界本身。在此，世界不是一个稳定而凝固的实体，它并不能吞没和消化一切；相反，它是流动的灵活的包含坎坷的不屈不挠的弯曲。也可以说，事件就是弯曲就是世界本身。世界就是弯的。王家增在此信奉的是巴洛克式的世界，信奉的是一个弯曲的世界，一个作为弯曲事件的弯曲世界。在这个世界中，无论是坚硬顽固的铁，还是软弱易碎的纸，都在让自己的流动快乐承受着挤压的磨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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