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人吟咏，需要取舍，更需要加强和减弱。画家而兼诗人的李方膺，他在题《梅花诗》中有句云：“触目横斜千万朵，赏心只有两三枝。”显然，这位“八怪”，运用了夸张的手法，加强了这个，减弱了那个，这是诗人、画家因艺术所具有的特性而吟之。千百年来，不独李方膺如此，五代黄荃，宋代赵昌、林椿，元代王渊，明清吕纪、恽南田、沈铨等，当他们进行艺术创作时，无不如此。

　　中国工笔画的“工笔”二字，向被认为是一种“写实”绘画的专有名词。相对地，要求画得工整细致些;也要求工笔画家在对对象目识心记时观察入微。然而工细的表现，并不需要画家把对象的一切和盘托出。艺术表现，正如上述，既要加强，又要减弱，艺术世界虽然宽广，但容不得半点“多余”与“繁杂”。所以在加强与减弱的前提下，画家要有大取大舍的精神与相应的表现技巧。南京工笔女画家刘菊清，在她丰富的艺术实践中表明，当她研砚、调色及至展纸落笔时，就是一位在艺术上善于取舍而又善于加强减弱的佼佼者。

　　作为绘画艺术的创造，取舍只不过是一种手段，但是它与画家的学养、画家的审美情操有着密切关系。取什么、舍什么;如何取、如何舍。它不单纯是一种技巧，在思维过程中，就寓有如用兵、行医那种“奇正”、“攻补”的辩证法。它既有矛盾，又有统一。对此她在多年来琢磨了又琢磨。如何巧妙地取舍这大千世界中使她动心动情的某一个美好情景，并通过某种表现方法，来表现自己追求的艺术境界。

　　且看她的作品，如《春风拂槛露华浓》，画中牡丹的显现与叶子的深隐，成为强烈的对比。在传统的工笔画法中，红花需要绿叶扶，而她却相反地让绿叶隐去并减色。正因为这样，竟使画中的牡丹，出奇地有着更加丰盛的效果。何况她对牡丹的花朵，也不是如实地客观写照，她大胆地减弱了花朵中的某些花瓣，却以严密花朵的结构来充实花姿形貌的显示。画家的可贵，还在于大取大舍时，不放过必要的细节，她在勾线、烘染以至打点的每一过程中，是根据自己对牡丹长期的观察、写生，以至朝夕相对而生的美的留恋与感受;以及对李白诗中升华了的美的感悟所形成的审美要求，自然地恰如其分地作了处理，力争艺术的“浑无斧凿痕”。又如她的《秋菊有佳色》，菊被工细地描绘出来，色彩也给以大大加强，但是叶却在上墨勾线时，用上了潇洒的意笔，看似草草，而其全局，正显出工中有写，写中不失其为工的特点，所以她把菊花写活了。南田云：“工笔最忌刻板。”她能写其活，这就难能可贵。她的其他作品如《秋虫声透绿窗纱》、《杨柳岸晓风残月》、《野花啼鸟别有春》等，无不“工”中寓“写”，“写”由“工”成。若要说得具体一点，犹如龚贤所谓“寓刚健于婀娜之中，行遒劲于婉媚之间”，这样的“工”、“写”结合，形成她艺术创作的一种风格，从而展现其诗情画意的审美追求时，怎么不令人激赏并赞叹?

　　从刘菊清的一系列作品看，她对绘画对象的观察是注神的，思考是敏捷的，她往往从多方面调动主观的能动性，也从多方面运用各种艺术语言，竭尽其力，使自己的感情在画面上达到“物我如一”的境界。有一次，我这样说了，她还想再听听我的意见，我反问她，到了这个时候，你又怎么想?不料她脱口而答：“艺术最高境界是有我。”诚然是“有我”才能使艺术有生命，没有“我”，艺术品也就黯淡无光。绘画艺术就需要画家毫不吝啬地注入新鲜血液。

　　久经历史的考验，在我们的中国画中，少不了工笔画这个别具一格的画种，这与人物画、山水画一样，有写意的，又有工笔的。在我国的画家中，女画家尚未占“半边天”，而善于工笔的女画家还不多，刘菊清所获的艺术成就，使我们花鸟画的艺圃中，增添了生机，也为女画家们增添了光彩。在这本画集里，不少为其新近力作。颇见体韵遒举，美丽秀雅，可钦可佩，当这本画集付印之际，画家自宁来钱塘，索序于余，时值盛夏，乃于蝉鸣悦耳声中，欣然撰千余言，笔拙未及一一，但可为美术界与书林传一佳讯，可乎?

　　1996年8月2日

　　于杭州南山

作者：王伯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