弘旿，康熙孙，乾隆从弟，是清中期宗室诗人、书画家、篆刻家、藏书家。他精于绘画，擅山水、花卉，亦能画人物、鞍马，与慎郡王允禧齐名，是乾、嘉时期以宗室成员为主体的“朱邸”文学、书画圈中的代表人物。

弘旿《松桂长春图》轴，画巨石旁长松挺立，金桂绽放，松下月季、建兰丛生。画幅右下角署款是弘旿奉敕应制或恭进御览书画的标准样式和风格，即以隶书题写图名“松桂长春”，以小楷书题款“臣弘旿敬绘”。为避乾隆帝弘历之“弘”字讳，末笔缺写。

本幅鉴藏印有清乾隆内府石渠宝笈“八玺”及“嘉庆御览之宝”、“宣统御览之宝”朱文椭圆印。曾经《钦定石渠宝笈重编·养心殿》著录。

乾隆帝的生日在农历八月十三日，正是桂花盛开之际，由此可推测，《松桂长春图》应是弘旿在乾隆某年寿诞祝釐祈福、“上邀宸眷”的贺礼。

北京东城区大取灯胡同固山贝子弘旿府府门

雍正以后清代历朝皇帝接受康熙末年的教训，大幅削弱皇子及宗室贵族在政坛上的权重，因此，如允祕、弘旿父子等一批宗室显贵，虽受到正统的儒学教育，因个人禀赋各异而或多或少地具备一定的从政能力，但在这种背景下,他们更多地是被"优养"而远离国家决策核心,难得有机会在政治舞台上施展才干。乾隆二十八年(1763)及以后的数十年间，弘旿以近支宗室的身份历任厢黄旗蒙古副都统、正黄旗满洲副都统等职差，但因其庄头讹占旗地致人毙命、旗务管理不善、太庙祫祭不到等缘由三次被革退封号或职衔。直到他去世三十余年后的道光二十四年(1844)二月，才又被追封为固山贝子。终其一生，弘旿在政治上只是个无所事事的旁观者，同时，由于他喜与文人墨客往来，总不免沾染些散漫、优游的习气，故而动辄获罪，屡次遭革，这些打击令他对朝中之事更加漠然。弘旿诗中“无才堪报国，薄宦赧传家”⑤的牢骚，正是这种失落、悒郁心理的写照。

华冠《弘旿行乐图》轴

为了排遣和转移精神上的痛苦，弘旿将生活中大多数的时间、精力都投入到了诗文、书画的创作、品赏中，终日与宗室同好如质亲王永瑢、奉国将军书諴、辅国将军永忠、礼亲王永恩，朝内外文人如著名官僚和学者刘统勋、尹继善、纪昀、毕沅、钱楷、陆锡熊、王昶、法式善、潘庭筠，金石家阮元，篆刻家董洵,书家沈初、铁保、刘墉，画家张宗苍、毕涵、余集等人诗画酬倡，相互标榜，这反倒成就了他在文学、艺术上的清誉和地位。

弘旿是一位早熟的画家，早在乾隆二十八年的宫廷档案中，就已出现有关他的记载:“（六月）二十九日首领董五经交弘旿画横披一张（木影花城）、御笔黄绢字对一副（水芳、岩秀）。传旨：将绢对镶五分蓝绫边，其画横披镶一寸蓝绫边，俱各托帖。钦此。”⑥此时，弘旿年甫二十，若非其画艺超乎同伦，既不可能在宗室、“词臣”或画院“南匠”书画家强手如林的宫廷中脱颖而出，更不会受到眼界宏富的乾隆帝的格外看重。

此后，直至乾隆六十年三月，可不间断地在造办处档案中见到弘旿的应制之作或造办处各作奉旨为其书画装裱、配囊、配别子、配扇骨等记载，其作品除在宫中还在各地园囿如狮子园、文园、东西陵行宫、热河避暑山庄、盘山静寄山庄、常山峪行宫、人参峪行宫、三家店行宫等四十余处张挂、黏贴或摆设。至今，两岸故宫博物院仍是弘旿书画作品的最大收藏地，其中台北故宫博物院藏有三十件（套），北京故宫博物院藏有一百余件（套），除卷、轴、册之外，另包括三十余件成扇。由于弘旿身份高贵，除了宫廷中的大量庋藏外，当时流布民间的多为他馈赠朝中达官巨卿之作，但数量有限。白云苍狗，世代变幻，现今民间流传者更为稀见。

按弘旿绘画作品的创作缘起及主旨而言，可分为奉敕应制、年节恭进、交游酬应三类。从绘画题材内容看则主要有山水、花卉两种。以数量计，奉敕应制与年节恭进是大项，占了现存画作的九成以上，这当中又以山水画为多，花卉、竹木相对较少。

弘旿自幼习学水墨小写意山水，及长，受到“词臣”书画家董邦达、钱维城等人山水风格的影响，属乾隆帝欣赏的文人画“娄东正脉”。乾隆帝曾如此评论弘旿的山水：“主人欲写湖山趣，会以神非会以形”⑦，形象而概括地阐释了弘旿作品受其青睐的主因。

在弘旿的传世作品，特别是奉敕记录重要历史事件的画作中，这种“正统”山水的范式与气度，体现得尤为突出，加之他又能画人物和鞍马,因此,山水与人物、事件的结合，使得他的许多作品成为宫廷纪实绘画的重要组成部分，如呈现乾隆二十八年（1763）春爱乌罕部陪臣朝贡，赐观大阅畅春园阅武楼的《阅武图》卷⑧。乾隆三十六年(1771)皇帝生母孝圣宪皇太后八旬大寿时绘《九老游香山图》卷⑨、描绘乾隆四十一年（1776）阿桂率军攻克金川勒乌围噶拉依报捷情景的《红旗三捷图》卷⑩、记录乾隆五十八年(1793年)平定廓尔喀以后该部为了表达对皇权的归顺臣服之诚，进贡大象及马匹事件⑪的《廓尔喀贡象马图》卷，以及记录和呈现京师水系与治理成果的《都畿水利图》卷⑫等。

弘旿《廓尔喀贡象马图》卷局部

纵观其山水作品，可发现大致有两种不同的风格：一、受到“元四家”中吴镇及清王翚晚年风格影响的水墨或淡绛设色为主的山水画，如为法式善作《诗龛图》⑬《岱岩标胜图》册⑭等。其构图或平阔舒朗，或高远幽深，笔墨皆凝重润泽，风格秀郁；二、受到王原祁、董邦达影响的小青绿山水，如《江山拱翠图》⑮《云岑开锦图》⑯等。其构图繁复，气势广博宏伟，用笔精谨醇和，格调清雅。由此可以看出，无论是讲求笔墨情趣的临古山水，还是场面宏阔，气势壮伟的纪实山水人物画，弘旿皆能轻松驾驭，技法醇熟老练，正如画家毕涵所言“瑶华道人笔墨古雅，秀美绝伦，为一时天潢名手”⑰绝非过誉之辞。

弘旿的花卉画主要涵盖了花卉、竹石、“松竹梅三友”或“松竹梅菊四清”等细类，从创作技法论有三种面貌：

首先是承接明代以来文人水墨或水墨兼淡彩的小写意花卉，如《萱竹图》轴⑱、《花卉图》册⑲、《墨香清艳图》册⑳等，这类作品多见于其与朝中文臣或友朋间的酬应之作，以卷、册形式的折枝花卉或意笔竹石为主，其笔致俊逸，勾写物象造型准确，点染看似随意而墨彩焕然，层次丰富，配合秀劲的行书题诗、印文与形制变化多样的钤印，极具文人清趣，其艺术水平、文学内涵皆不输于任何职业画家或以擅笔墨丹青而受到乾隆皇帝青睐的“词臣”书画家。

弘旿《墨香清艳图》册

其次是工笔重彩加“没骨法”花卉。采用两宋以来“院体”勾勒、填彩技法画花头、细蕊，以“没骨法”点染花叶，意笔勾写叶脉，如《洋菊图》册㉑等。两本袖珍册中，弘旿以小楷抄录乾隆帝《御题洋菊四十四种》诗，毎开依御题诗意画二或三种折枝洋菊，较之第一种写意风格，其花瓣勾写、敷染显得拘谨、呆板，花叶虽以意笔点出，但用笔随意，层次排布欠考究，加上花瓣色彩饱和度过高且多层渲染，造成工笔花头与写意花叶间的不协调，与前述弘旿绘画水平判若两人，故疑此类画作或为年节进呈御赏而令府中“清客”代笔者。

弘旿《洋菊图》册

第三类是受董邦达竹石、树木画法影响，并参合恽寿平“没骨法”花卉的风格，以立轴为多。有水墨者，如《岁寒三友图》轴㉒、《松竹梅图》巨幅横轴等；有水墨兼设色者，如《梅竹水仙图》卷㉓、为刘墉八十岁寿诞作《临恽寿平松竹菊花图》轴㉔及近日所见《松桂长春图》轴。

弘旿《松桂长春图》轴  中国嘉德2021秋

与第一类折枝花卉相比，这类作品的构图更具纵深感，表现物象生长形态更为自然、协调。在笔墨技法上，不仅体现出恽寿平“没骨法”自康熙时期藉由《康熙南巡图》绘制者传入宫廷而产生的深刻影响，同时，经历半世纪的衍变，为迎合皇室喜爱的尚古之风，蒋廷锡及其后继者如董邦达、钱维城、邹一桂等都主动或被动地将恽氏“没骨法”与工笔“院体”加以中和、融汇，最终形成了题材既富于美好寓意，笔墨上强调文人意趣又追求格调典雅庄重的新风，并为同时期及之后的宗室、“词臣”和画院“南匠”所继承、发展，形成了所谓的花鸟画坛“正统”。这种“改良”既是画家对“消费者 ”的妥协，也是清代宫廷艺术讲求含蓄、古雅审美思想的集中体现。

弘旿《松桂长春图》轴为纸本，设色画巨石旁长松挺立，金桂绽放，松下月季、建兰丛生，花簇繁茂，松根与石缝间点缀灵芝、枸杞。画幅右下角作者隶书题图名“松桂长春”，小楷署款：“臣弘旿敬绘”，下钤：“臣”“旿”白方联珠印。本幅鉴藏印有清乾隆内府石渠宝笈“八玺”及“宣统御览之宝”朱文椭圆印。曾经《钦定石渠宝笈重编·养心殿》著录。

弘旿《松桂长春图》轴 清宫藏印

弘旿《松桂长春图》款印

需要说明的是，此作的署款是弘旿奉敕应制或恭进御览书画的标准样式和风格，即以隶书题写图名、以小楷书题款，为避乾隆帝弘历之“弘”字讳，末笔缺写：仅以台北故宫博物院所藏为例，山水画如《川岳同春图》《翠巘高秋图》《秋溪放艇图》《元春集万》册，以及山水人物画《菊磵霏甘图》《万邦绥屡图》等；前述北京故宫藏弘旿作品如《大禹治水图》《廓尔喀进象马图》《知仁乐寿图》《川岳朝宗图》及《渭亩同春图》等作品上，亦均可见此种题名、落款形式。

弘旿《大禹治水图卷》款印

弘旿《渭亩同春图卷》款印

或有言弘旿《松桂长春图》署名与《石渠宝笈》续编著录署款“臣旿”不合者，盖因其不明《石渠宝笈》著录原为词臣手抄，其中存在着不少如缺字、印章识别讹误、干支纪年笔误等错误，此图著录文字亦应属抄录者漏字所致。何况，两岸故宫及其他各地博物馆所藏弘旿真迹款识皆作“臣弘旿”，善鉴者不可因著录者之笔误而使佳作蒙受不白之怨。

此图自创作完成进呈御览之后，始终在清宫张挂，在《清宫陈设档》中有两项纪录可以说明，除乾隆帝之外，之后的历朝皇帝都喜爱这幅画作：嘉庆二十五年（1820）内廷西路养心殿东暖阁新入书画：御咏张宗苍仿王蒙山水一轴、御咏郎世宁白鹰一轴、……（道光）三十年（1850），上要去弘旿画松桂长春、王时敏仿黄公望山水一轴㉕。又有：宣统14年（1922）乾清宫存书画：沈荃书一轴、丁云鹏庐山高图一轴、王翚临范宽雪山一轴、……元钱选画马一轴、弘旿画松桂长春一轴㉖。由此可知，直到1922年七月十三日溥仪兄弟开始盗运故宫珍藏前，此画一直就收存在宫内。

关于此图的命名，众所周知，松石、兰草、灵芝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本就譬喻君子品格坚贞、福寿绵长，金桂则以谐音寓意尊贵、富贵。除了松柏长青之外，那“长春”二字着落何处呢？就是月季花了。乾隆帝酷爱月季，乃因都城北京秋冬早寒，百卉凋零，只有月季四季常开，能于凄风苦雨中为人们挽留春的记忆，因此，御赐其名为“长春花”，并将圆明园“长春仙馆”庭院间种满了月季花，室内装饰亦以月季花纹饰为主题以应景。御制诗集中亦常见吟咏者，如乾隆帝《题钱维城花卉册》中“长春。开花四季占春长，那更行间夺取香。（长春花无香）。命笔者真具卓见，写教册里殿群芳。”㉗嘉庆帝《咏长春花即月季花，御赐今名》中更有“长春花发长春馆，御赐佳名卉谱添”㉘之句，将这则佳话交代得清爽明白。再者，乾隆帝的生日在农历八月十三日，正是桂花盛开之际，由此可推测，《松桂长春图》应是弘旿在乾隆五十八年（《石渠宝笈续编》成书）前的皇帝某年寿诞祝釐祈福、“上邀宸眷”的贺礼。

图中松干、石头、灵芝画法取自董邦达，以淡墨勾画轮廓后施以浅绛，而后以干笔皴擦、点染或浓墨点苔。松针以淡花青、浅绛细笔写其嫩者，以墨笔写其老者，并以浓淡分出前后层次，其笔墨沉厚劲拔，枯润相间，具有“娄东派”的特色。桂花、月季、建兰则全用“没骨法”，以淡墨或淡色写细枝、染花叶，以稍浓墨笔或深色勾叶筋，笔致细秀匀润，花头用淡色层层敷染，色彩明媚匀净，柔和闲雅。作品不仅体现出弘旿状物写形、借物抒情的写生功底，更传达出天潢后裔特有的清贵脱俗、恬淡冲雅的艺术格调。

这种宗室贵族独有的艺术品位，不仅代表了那个时代最符合宋元传统、最具文人气质的审美趣味，也显示出满洲贵族迅速汉化后，在书画艺术鉴赏、创作上取得的卓越成就，是以其自幼养成的精深学识，深广眼界为根柢的，弘历、弘旿莫不如是。正如大诗人袁枚所言：“九霄咳唾落烟霞，气涌祥云笔吐花。宗子久钦龙凤质，仙才多出帝王家。”㉙宗室书画与风行一时的“扬州八怪”狂野恣肆、为迎合市民阶层而过于商品化的艺术品位截然不同，代表了彼时文人士大夫一贯追求的蕴藉含蓄的审美境界，是清代书画的重要组成部分，不应因与“宫廷”相关就被不加分辨地贬斥和忽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