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几天，69岁的作家冯骥才对记者说，在文化上自己“是个失败的人”。从事民间文化遗产抢救工作以来，这位老人常常要跟很多东西赛跑，他的对手有时是权力，有时是市场。比如，他多年前就开始批评全国流行的“旧城改造”，可今天“千城一面”的结果令他灰心，“我们600多个城市基本上都差不多了”。

　　其实，感到失败的绝对不止冯骥才一人，这不是个人的失败，而是集体的失败，隐藏着整个民族和社会对文化保护的深刻忧虑和无能为力。

　　是什么造成这种“失败”?正如报道所说，“有时是权力，有时是市场”。国家文物局局长单霁翔曾表示，几个城市的俯瞰图放到一起，都没法分辨哪个城市是哪个。

　　无论是制止权力扩张还是抑制市场欲望，都有一个需要直接面对的问题：经济开发重要，还是文物保护重要?破解文物保护与商业开发的矛盾，解开保护和开发纠缠的死结，是走出文化保护“失败观”的必然。

　　一是应防止文化保护工作异化为攫取经济利益和政绩的筹码。当文化保护的观念渗透进政府意志之后，权力的直接参与热情远大于监管，不是积极为文化保护搭台唱戏而是跑上前台自我表演，其目的在于尽快依靠政府资源将文化保护做大做强，甚至不排除把某些变形政绩观隐匿其中。这些正是造成文化保护“失败观”的深层原因。 二是应抛弃实用主义思维，站在文化和文明传承的立场上来看文化保护，而不是掉进功利主义和利益至上的陷阱。要强化文化理念，淡化乃至祛除经济利益思维。要展示文化内涵，而不是盲目追求经济效益。

　　曾有论者说，我们保护古建筑的最大热情，直接或间接来源于我们的历史情感，这多半是在教育中养成的，而不是来源于保存历史信息的科学逻辑;而促使我们采取实际行动的力量则是现实的利欲，而不是某种情漾。因此，我们总陷于两难之境。根据这样的逻辑，当我们不以政绩和利益的目光打量文化保护时，才是真正的惊醒，才能说读懂了冯骥才先生的“失败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