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认识高岭，正是他在美术界走红之时。那是20世纪90年代初，由于社会的转型，美术潮流也发生了深刻变化。随着一批60年代出生的艺术家逐渐崛起，以一种回归自我的近距离观照，而改变80年代“新潮美术”的宏大叙事，催生出了一种艺术创作的多元景观。同样是60年代出生、且早在80年代就介入“新潮美术”的批评家高岭，敏锐地感觉到了这种变化。他开始邀集批评界的一些同龄人，如冷林、黄笃、张晓军等，经常在一起切磋和交流，分析思想的动态与潮流的变化，从而形成了一股新的批评势力，即所谓“第三代批评家”现象。

现在回溯起来，“第三代批评家”之所以能够在20世纪90年代初迅速登上历史舞台，得益于高岭的运筹帷幄与开疆拓境。因为正是他不断将同仁们的交流成果整理成文，并陆续发表出来，才使得这些60年代出生的批评家名字，频频亮相于各类专业媒体，产生遍地效应，广为人知。

我就是因为常在一些专业媒体上看到高岭的名字，仰慕其名，进而主动写信跟他联系上的。

那时候，我和徐一晖等人正在圆明园谋划“艳俗艺术”。为了寻求更多的理论支持，我曾把“艳俗艺术”的材料整理出来，邮寄给全国各地的美术批评家。由于高岭当时正炙手可热，自然成了我邮寄材料的首选对象。没想到的是，高岭收到资料后，不久便专程造访圆明园，光顾了我们一众人的画室。

高岭的这种“礼贤下士”，使我看到了一个批评家的敬业精神。同时，由于他的推诚相见，很快便赢得我们的好感，结出了友谊之果。

后来，高岭虽然没有直接介入“艳俗艺术”的策划，但他利用自己的批评权力与策展机会，还是为“艳俗艺术”做了不少推广工作。譬如1996年在国际艺苑主办的“现实：今天与明天”首届当代艺术展暨作品拍卖会，作为艺术主持的高岭，就曾把徐一晖等人的作品选入其中，从而使“艳俗艺术”得以首次亮相于市场。

因此，说起“艳俗艺术”的历史，不能忘记高岭。他早期与我们一起交流，所结出的思想成果，以及后来为此做的一系列推介工作，都成了“艳俗艺术”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我与高岭深入接触，还是在新世纪以后。大概是因为此后的我，由艺术创作而转向艺术批评，与高岭有了更多共同语言。因此，我们之间的交往，变得日益频繁起来。

我还记得，20世纪90年代末，行为艺术在中国大行其道，涌现出了不少过分和过激的作品。对此，我和高岭不谋而合，达成了相同意见。于是，我俩约好，在一起举行了一次关于行艺术的对话。之后，我将其整理成文，取名《艺术无极限？》，发表在2000年的“美术同盟”网上，成了梳理和总结行为艺术的一份重要理论文献。

如果追溯起来，这也是我转向美术批评的切入点，而高岭则是我的引路人之一。

正是因为我和高岭意气相投，再之后，我们又一起合作了许多艺术项目，包括一起策划首届中国当代艺术文献展、共谋《批评家》杂志等。总之，多年以来，我和高岭始终保持着深厚的友谊。

与高岭交往数年，我感触最深的，就是他自律的性格。虽然高岭和我一样，喜欢交朋结友，也常与艺术家在酒桌上推杯换盏、打成一片。但不胜酒力的他，总是能够做到滴酒不沾，举一杯清茶，与我们一起纵情狂饮。高岭的这种自我节制，使我敬佩有加，从中看到了一个批评家的洁身自好。

《老子》曰：“挫其锐，解其纷，和其光，同其尘。”似乎道出了批评家的精神状态与社会角色，即随波而不逐流，同流而不合污。对于高岭而言，这正是他的人格特征，也是他的批评基础。

2022.10.5于北京通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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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杨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