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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像的意义,对于薛松的艺术来说,显得如此意味深长。因为,从某种角度来看,他既是图像现成品的终结者,也是再生图像及其意义的创造者。
在中国当代艺术领域,薛松的创作显然是独树一帜的。这种独特性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与众不同的创作方法;二是作品的文化包容性、批判性和隐喻色彩。前者的产生类似于某种神启,而后者像是神启之后某种繁茂图景的次第延展。
将现成的图像和文本进行选择、拆解、焚烧、重组、拼贴、绘制,最终形成符合自己需求的新图像,这既是薛松所特有的创作步骤,也是我们读解其作品的必要过程。在外人看来貌似流水线般的制作程序,实则每一步骤里都包含了艺术家基于当下文化与现实的历史性思考和判断,以及对包罗古今中外纷繁图像的敏感把握和巧妙运用。正是这种由方法导引出意义的创作过程,让薛松的艺术成为1990年代以来中国当代艺术景观中不可或缺的一个组成部分。
作为一个画家来说,薛松艺术风格的形成带有些许离奇的色彩,似乎是冥冥之中上天的手笔。
薛松最初的艺术实验,开始于1980年代中后期。其时,中国美术界的现代艺术运动正进行得如火如荼,在很多渴望艺术变革的年轻人心里,标新立异、创造新艺术的念头熊熊燃烧。薛松也不例外,他从当时能接触到的非常有限地介绍西方现代艺术的印刷品中寻找给养,和身边的同道朋友互相交流、勉励,试验适合于自己的表达方式。1985年,美国波普艺术大师劳申伯格的个展来北京中国美术馆展出,这在当时的中国美术界是个大事件,为此,薛松专程进京观摩。可以说,在1980年代末和1990年代初的这段时间里,薛松一直在苦苦寻找自己的艺术表现语言。这个时候,他已经开始尝试运用拼贴这样的西方现代艺术手法,他说自己本能地比较偏爱这种方法,希望将这种外来的西方艺术形式与自己的中国经验进行结合。那是一个思索和实验的阶段,薛松尚未找到属于自己的理想方式。
1990年初春,对薛松艺术创作产生至关重要的时刻终于到来,事情的发生仿佛是神启一般——它竟来源于生活中的一场意外火灾。
在一篇访谈中,薛松曾详细描述了这起意外事件对自己创作的影响,他说:“用这种方法做作品起源于我宿舍的一场大火,如果没有1990年的那场大火,很可能我的艺术道路是另外一种样式。大火烧毁了我的很多物品,而这些有形的东西凝聚了我从一个小地方到大上海的全部足迹。大火烧毁了我的欢乐和痛苦,也烧毁了我的郁闷和梦想,这一切都伴随着我昨天的记忆随风而去,剩下的就是焚烧过的痕迹和焦糊的味道。我从这场大火中发现了某种‘痕迹’,找到了一种能让我说话的语言方式……大火之后我在现场找到一些被烧毁的书、床单、画册等,乱七八糟的什么都有,我将这些残物拿回来慢慢地琢磨,把它们拼贴到画布上……这是最初的实验,有点像科学家做实验一样,蛮兴奋的,冥想中感觉到有一种新的东西要出现,经常是通宵达旦。”
显然,“火”,意外地开启了薛松艺术创作的灵感阀门。火是如此神奇的元素,燃烧时壮丽而炽热,燃尽后却荒芜而苍凉。对于薛松来说,大火虽然埋葬了自己曾经的生活足迹,但在对残迹和灰烬的收集、拼贴过程中,记忆又似乎重新浮现,与此时此刻的感觉相互交错、撕扯和融合,形成一种涵义复杂的新面貌。
无论在东方或西方文化中,火都具有双重的象征意义,它既是炼狱、地狱的象征,也是圣徒牺牲或凤凰涅磐的光明介质。“火”所具有的毁灭和再生的双重特性,对于薛松来说无疑具有值得挖掘的潜在内涵。火灾是一次偶然性事件,但却给薛松带来了未来创作中的一系列必然,并由此而逐渐形成一套成熟的个人创作方法和艺术隐喻机制。
1990年那场火灾后,薛松从废墟中寻找到了属于自己的艺术语言和创作方法。灰烬中收集的残物经过重组和拼贴,薛松创作出了第一批具有个人色彩的实验性作品。这些由个人生活记忆碎片组成的作品,既像是艺术家对过去的某种祭奠与告别,也预示着个人艺术风格上一种新的开始。
在接下来的时间里,薛松开始了旷日持久的图像收集、整合与重建工程。
从1990年代开始,中国对外开放的步伐加速,很快进入了一个市场经济迅猛发展的时期,消费欲望开始在整个社会蔓延,流行时尚、广告、娱乐报刊、电影电视被大量地生产和引进,图像信息渐渐无处不在,日益侵占着人们的视野。而过去的那些英雄主义、理想主义教育在横流的物欲面前显得苍白而过时。薛松敏感地意识到了其中的变化,及其背后所突现的文化与精神变异。他开始从自己的观察、思考角度出发,试图在作品中揭示这一时代变化给人们带来的一些精神困惑和矛盾心理反映。
1990年代前期,薛松的作品中以《毛》系列最为突出。薛松出生于1960年代,童年、少年在一个政治气氛浓郁的环境中度过,这是对人的一生都会留下深刻烙印的年龄。但是和父兄辈有所不同的是,这个年龄段的人因为当时年纪尚小,他们中的大部分并未对那个时代的政治生活有过真正的体验。因此,对他们来说,关于那个时代的记忆更多是形式上的,如领袖像、样板戏、大字报、红小兵、以单位为中心的集体生活等等。《毛》系列中,薛松将收集来的各种新闻、历史图片和文字资料进行焚烧、拼贴与着色,组成鲜明概括带有波普色彩的“毛”形象。这系列由各种时代信息组合而成的“毛”形象,因其形象本身所承载的意识形态内涵和画面细节所体现的社会学意义上的多元与歧义,构成了复杂的意义所指。在中国当代艺术中,对“毛”的表现不在少数,因其是一代人的情结,然而将“毛”的形象以如此特殊的手法创制,形成如此多义的解读层面,薛松显然是独一无二的。
1990年代中期以来,薛松的艺术视野日益开阔,除了对文革时期标志性符号的挪用和改装,城市时尚、流行文化符号、数码科技也成为他表现的主体,影视明星、可口可乐瓶子、阿拉伯数字……均被他以焚烧和拼贴的方式组合,宏大的城市发展背景及历史和今天的世间百态,都成为这些主体形象的“肌肤”,而焚烧的黑色灰烬则形成醒目深沉的廓形。历史的无情与荒诞,岁月的易逝与沧桑,生活的享乐与苦难,似乎通过这些色彩纷杂的图像碎片与典型形象被默默言说。
人文主题是薛松创作中的一个重要方面,尤其是近年来,关于这一主题的探索在分量上越来越重。对于这一主题的表现,尽管薛松通常是采取一种轻松悦目的视觉形式来进行,然而因为取材和经营的别具匠心,我们还是可以在其纷繁庞杂的画面信息中读解出或批判、或嘲讽、或温情、或怜悯、或幽默、或期待等诸般情绪。创作者本人的态度与立场分明隐现于其中。
回顾1990年代的创作,薛松表现文化主题的作品还仅是其中的一个分支,其中典型的如《与大师对话》系列,他以自己的方式对中西方艺术史上的大师名作进行了机智而幽默的重现,玛格里特、徐悲鸿、毕加索、蒙德里安等大师的经典作品在薛松的巧妙布排下散发出另类的气息,图式的表象和内里形成带有调侃性的有趣对比。
而观察薛松2000年代以后的作品,则会发现针对中国文本进行的创作日益增多。在《书法》、《古诗新画》、《符号》、《三毛》等系列作品中,薛松借用了很多中国人所熟悉的充满抒情色彩、情感温暖且具有东方审美内涵的图像和文字作为画面主体形象,如潇洒飞扬的草书笔划、文人情怀的丰子恺漫画、乐观善良的“苦孩子”三毛及自然恬静的文人山水……与此同时,他又通过字帖、画册、书籍、时尚杂志等印刷品烧烤后的碎片拼贴、主观性的鲜艳色彩,甚至箭头、叉号之类的肯定或否定性符号来表现一种五味杂陈的文化心理。这些作品在传达出一种对中国传统文化与审美的真切情感的同时,也流露出面对历史与今天之间存在着的巨大文化断层的感喟。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山水”题材创作,在薛松最近的作品中获得了全新的发展。以往,传统山水画的主体形象与印刷品碎片拼贴组合的背景之间是一种互为比照却相安无事的关系。但在新作中,这种平静关系被彻底打破了,现代高楼、轿车、游艇、甚至军舰、战机……堂而皇之地“侵入”了原本恬静幽雅的传统山水间,它们出现于木桥、溪流、山坡、晴空……显得陌生、突兀而有趣。这些现代的装备就象是不小心落入了时光隧道,意外地来到了这片风景优美祥和的“桃花源”。在此,薛松似乎以一种狡黠的甚至带点恶作剧的方式为我们排演着某部科幻大片的场景。而在这些带有诙谐意味的戏剧化场景中,时空错位引发的美学冲撞与文化冲突在让人忍俊不禁的同时也陷入更深的思索。
上海,薛松生活多年的城市,其历史与现实也一直是他关注的要点。事实上,关于这座城市无数过往与今天的图像,一直出没于薛松的作品中。甚至可以说,薛松对于现代和传统诸多问题的思考大部分来源于对这座城市的感性体验。那些直接以三十年代的电影明星和文化精英为主角的作品,那些反映历史记忆、城市变革、消费奇观的作品,有多少关于这座城市的影像、文献在其中作为了背景和铺垫。从薛松作品的细节处,我们似乎可以倾听到这座城市不同年代的呼吸,触摸到这座城市内在的发展脉搏。
在薛松有关人与城市题材的《跃》、《升腾》、《高兴》和《飞越》等新作中,我们看到了上海这座城市的过去和现在。这是一组有着相似构图的作品,画面下方为高楼林立的现代城市建筑群,天空则由密密麻麻反映民国生活百态的历史图片组成,单个或多个的男人女人们以行走、跳跃或舞蹈的姿势漂浮于城市的上空。因脱离了具体的情境,这些人的行为显得颇为匪夷所思。他们如此作为究竟是想表现什么,是想挣脱这个城市,还是想跳落到这个城市?或者他们是被夹在了历史与现实的虚空之中?在这些画面中,薛松似乎为我们设置了不少谜题。
与一般绘画的观赏方法相类似,薛松的作品也需要通过远观、近看的方式来完成。不同的是,对一般绘画作品由远及近的观察是为了看到细腻生动的笔触和微妙变化的色彩,而对薛松作品的观察却因其细微之处设置的诸多悬念与迷局,远观、近看两重天,在图像的互为比照中形成语义的叠加和意义的深化。
二十世纪以来,随着中国历史发展的跌宕起伏,东西方文化艺术亦遭遇了数次的碰撞与融合,在建立具有现当代属性的中国文化价值的实践道路上,几代中国艺术家通过各种方式和途径进行着不懈地努力和探索。时至二十一世纪的今天,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趋势,以欧美文化为主导的当代艺术浪潮开始席卷世界,在这样的潮流中,作为第三世界国家的中国正面临着极大的挑战。如何建立中国文化艺术的自信和当代价值已成为知识分子和艺术家们应对的关键。
薛松,自1990年起,循着“火”的启示,在个人化的艺术创作道路上已走过了18个春秋。社会、政治、传统,人文、时尚、审美,面对浩瀚历史、纷繁世相,薛松或由现实切入历史,或以历史隐喻现实,借助“火”的力量,他在图像的毁灭与再生中探寻着艺术的真实和虚幻。此间,薛松的艺术主题和内容在立足中国现实的基础上不断地获得了深入与拓展,而其艺术风格也在长期兼容并蓄的提炼过程中日渐显现出既有中国性又具国际化的鲜明特点。
江梅
2008年7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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