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江：中国美术学院教授  西冷印社执行社长

余任天先生（1908-1984）是一位品德高尚，对艺术追求有着强烈的、一贯的、孜孜以求的精神，其诗、书、画、印全面发展，都有着卓越的造诣和成就。在他的艺术生活和作品中，既体现他深厚艺术成果，更从中可窥见他的人品、性格和精神。这种精神既传承了我们中华民族的优秀品质，也表现了我们今天的时代精神。今年恰逢余老诞辰一百周年，我作为后辈，仅就我近三十年不多的几次接触和所知，撰述于后，以表达我所崇敬和应努力学习的几个方面：

一、艺术孜孜不倦的追求精神

余任天先生一生对艺术勤学苦练，从少年时一直到生命的最后，都体现了他那种艰苦顽强与奋斗不息的精神，解放前，他生病卧床，不能上班，只能辞去湖滨一公园民众教育馆的工作。1946年为了生活，他在平海街租了一间小店面，开设了“余任天金石书画工作室”，以收买古今书画、印章等为业，平时则在旁专心临书习画。我是1957年秋回校复学的，假日不上课，常一个人到杭州城里的古旧书店，一是观看墙上挂的古今书画，二是翻看店里的古今碑本与印谱，有合适的，则掏钱买下。记得是一个星期天，在平海街东头中段见有此店，店中只有一中年平头人在昏暗角落桌上理书画，我只管看看瞧瞧，尤其对墙上作品，图章、拓片与润格，看的更仔细一点，给我印象既有汉印精神，也有变法，与其他店的润格印章有别，因没有刻订印章的想法，故也未去和主人打交道。

我1960年从诸乐三老师研修书法篆刻，1961年我学校毕业，留系任助教，1962年又调到新成立的书法篆刻教研室任秘书，我的专业逐渐从国画转向篆刻书法。加之对潘天寿、吴茀之、诸乐三三位老师所常用印的搜集拓存，尤其是潘老用印中，有三十多方都出自余任天先生之手，更对他善于广泛吸取、敢于创新的精神所感动，于是有时间、有机会与余任天先生有更多的接触、请益，有更多的了解。

从潘天寿、陈左夫等口中，了解潘与余任天是抗战时避寇难在永康相识，余任天曾多次向潘请教山水、花鸟画方面的事。因潘任艺专教学任务重，加之他自认为诗书画印，虽已“四通”，但要“四精”，还有写文章等，战线太长，为了缩短战线，因此印章自己不刻了，多请他人代劳。潘认为余任天有很好的汉印基础，又广学浙派、邓散木等人，并能以汉隶综合篆刻，有创新路，故以后需要，常委托余任天代刻，有时在杭州也常会去余的工作室和他家小坐，潘天寿时见他的诗书画印。余也常去潘宅送件或谈艺，为自己追求目标，日夜勤学不辍，以此为乐，并以开店之便，广泛收集古今书画碑贴，研究学习书画真伪鉴别，碑贴考证，从各方面吸收艺术营养，常不顾及自己病体，废寝忘食，直至深夜，甚至达旦的工作，潘天寿常劝诫一二，同时也赞佩不已，曾赠送他一副对联“蜗牛入席问奇字，鸿雁窥人识夜灯”。这是潘天寿对余任天勤奋好学精神的写照，也是对他精神的褒奖。

余任天晚年，大约是六十岁前后，眼疾加剧，左眼继右眼也出现视觉弯曲现象。但仍创作不辍。1966年工资停发，生活陷入困境，眼疾加重，双目近盲，自此不再刻印，但仍借助放大镜作画、写字。字则专攻草书。因无力购买宣纸，则以粗纸充之，先以黑墨，其后在上以练笔力为主，日复一日，层复一层，其纸已变成一张黑纸，再以清水书之，此幅有近十米长卷，日书一遍。听说此等“墨卷”有十余卷之多。生活困贫，眼疾加剧，但他对艺术那种执着，孜孜不倦的精神，实令人感动。

余任天 《一我一株松》中国画69×36cm 1960年

二、不附权求荣，艺德高尚的精神

余任天先生生活虽然较为贫困，但气质淳朴，骨气很硬，生活中，不奉承，对权贵不趋炎附势，洁身自持。

记得1979年春，刘海粟来到杭州住在杭州饭店，他听说余是诸暨来的画家，山水等画气质高，诗文也好，印也佳妙，很想见识一下，顺便托人向他传话欲求一张画。传话者将刘的话传给他时，想不到却遭到他拒绝，说：“草野之作，不登大雅之堂。”

第二年刘海粟又来杭州，仍住在高级的杭州饭店，刘请一位熟悉余任天的朋友，邀请余到他的住处见一面，话将完，余任天即答：“我眼睛不好，行动不便。”谢绝了。后又说用车去接他，他却说：“草野之人，不习惯应酬。”

陈冰是1950年代末时的省委宣传部长，他了解余任天的情况后，深为余对艺术执着精神所感动，多次通过同事、朋友欲结识这位艺术家，请他去省委办公室晤谈，余知苦心，又感激，也说“不善应酬”未能赴约。不久陈冰部长亲自到平海街“余任天金石书画工作室”登门拜访。余感到意外，感动，两人交谈平易，他深感省的大干部如此亲民，陈冰同志也感到余任天为人正直，气格高雅，后他们两人常有交往，成为莫逆之交。后在陈的推荐下，余成为省美协专业创作员，并每月领取工资，生活无忧，倍感温暖。陈冰关“牛棚”解放后回来，余任天欣然作画12幅册页相赠，以示庆贺。

后来学院为潘天寿恢复名誉，举办了 “潘天寿画展”，并举办了“潘天寿作品研讨会”，到会数十人，余任天先生也到会，并作了“一味霸悍——漫谈潘天寿的艺术”，作了即席激情而精彩的发言，说潘天寿的画是现代绘画的一座高峰，有新面貌、新意境、新的形象、新的笔墨……他的书法有郑板桥的新奇，没有郑板桥的拼凑，是真艺术……使与会同志都很高兴。散会后，我作为会议主持人，个别对余任天先生说：“余老今天发言很精彩，尤其是对潘的艺术成就，讲的有独到见解，我想请余老下周为中国画系师生作一讲座，时间由你定。“他随即顺口而出：“草莽之人，不登大雅之堂。”这一回绝，顿使我哑口无言，也只得说：“方便时请余老考虑考虑吧！”

余任天  富春江严陵濑钓台133×274cm 1960年（浙江省博物馆藏）

三、作品有强烈的民族意识和时代精神

余任天先生书画印一个显著的特点，用笔沉着、跳动、有气势，淳拙、有着浑朴淳厚的民族气质；强烈的大气磅礴，勇往直前的时代精神。

尤其是他的印章艺术。他对汉印有着沉厚的基础与取象，曾自取“归汉室”，并刻成较大印，以作画压脚之用。他对汉印研习多年，后能遗貌取神,并吸收其他印派印作精髓。吸收汉碑中那种有篆笔意的篆体（亦称古隶），故其点画厚重；在结体上，运用隶体中的撇捺等斜笔，形成印中的斜势与动感；由于斜笔与印面的方形，时时构成有不等的三角形的空间，显得印面生动活泼而灵巧，或是方形横竖线条略重，以势均衡，或形成横平竖直与字中斜线的对比，或呼应。因而形成余任天个人特色、风貌，同时由于隶体较篆体更接近楷书，更易为一般群众所认识。也形成他印章艺术走向大众，为人民群众所喜闻乐见。如他自用印“余任天”、“诸暨田家子”、“老莲同乡人”、“日有熹”、“浙派画人”等，为潘天寿刻有“知白守黑”、“大颐寿者”、“台州宁海人”等，在印语上，更注意与时并进的“钢水长流”、“正义斗争必定胜利”，因此他当时印章创作，很具有强烈的民族气质与时代感。

在他的画作中，很注意石涛的“笔墨当随时代”的领悟，他“面向生活面向大众”、“为工农服务”，自觉地经常地带着干粮，背着画夹、水壶到新安江水电站，严子陵钓台，又去雁荡、四明山革命根据地等处写生，或老伴相陪在西子湖周围观察写生。因此他的山水作品，不仅有深厚的传统功底，同时画面上更洋溢着时代特征。如他的巨幅国画《四明山雄姿》和《四明山出击图》，不仅描绘了四明山峰峦绵亘，竹木青葱的巍峨雄姿，更表现出人民抗日必胜的民族气概。此图在北京展出被收藏，其他如充满时代气息的《钢铁伟观》、《深山探宝》、《鉴湖风光》、《黄宾虹纪念馆》等等作品展出后，观众对他创作热情和流畅的笔墨、娴熟的技艺赞叹不已，有的作品还获得一等奖，表彰他和时代脉博一同跳动的时代精神。

余任天 《萱花》中国画 70×35cm 1961年

四、满腔热情的爱国主义精神

1937年抗日战争从卢沟桥爆发以后，余任天不久即从杭州回到家乡枫桥小学任教。侵略者枪杀同胞，侵占国土，轰炸城市，激起他无比情愤。“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他见小学旁校门边有两块大墙壁，就搭起脚手架，利用清晨、午后休息时间，爬上脚手架，激情画了两幅画，一幅是前线战士与日寇英勇拼杀，一幅是工农民众在工厂、田野奋力劳动、支援抗战，深受全校师生与广大群众的赞赏，鼓舞群众精神。之后，他动手自刻自印了众多抗战题材的木刻作品，鼓励抗战以赴的人民群众。同时也画描绘故乡山河的山水画，题上爱国的诗句：“骕骝列块河流血，壮士舍衣不为家。咫天战场悬素壁，时闻冲杀卷风沙。”

1945年春，余任天与当时在龙泉避难的浙江大学分校的金维坚等人创办一个印学组织“龙渊印社”，有三十多人参加，大多是在那里暂时工作的中青年篆刻爱好者。印社每月活动一次，大家相聚，观摩作品，切磋印艺，其创作中印语，大多是对国家兴旺的关切，从不同角度抒发社友们的爱国之情。同时创办了《龙渊印社月刊》，每月一期，月刊虽受到当时经济等条件限制，以手刻蜡纸，油印出版，内容包括篆刻论著，治印杂说，论印选集等项。其中刊印的篆刻，皆原印朱拓，印语多为与时局有关的“还我河山”、“剑胆琴心”、“国家兴亡匹夫有责”、“抗战必胜”等。抗战胜利后不久回杭州继续活动，刊印语有“卿云复旦”、“侍从头收拾旧河山”、“禹甸重光”等表现时代精神的印作。余任天先生完全业余负责此刊的组稿、编辑、刻写印刷，邮寄等工作，前后一共出到七期（后因人员流动、经费等停刊）。以余任天为主的这种负责精神，在战火中念念不忘弘扬祖国传统文化的信念，更是为当时和以后印人树立了一个传承民族文化和爱国主义精神的范本。

1939年，他曾在枫桥镇上举办过生平第一次画展，其中有抗战人物画《八百壮士造像》、《出发》等颇具感染力的人物画。其后，甚至给四个儿子取名为余杭、余胜、余简、余成，寓意“抗战必胜、建国必成”之意。

余任天 《富春烟岚》156×103cm  1962年  浙江美术馆藏

五、尊老扶少，关爱同道的精神

后来，余任天在永康慕名认识应均先生，对应书画修养深、为人谦和、气质潇洒、心地坦荡很佩服，尤其是应均先生所说：“我字写自己的，图章也刻自己的。”这“自己的”三个字，既有自己个性风貌，对余任天印象深刻，使以后余任天在艺术上不断追求，探索自己风格，起了开启作用。余任天极少收藏近人书画，但对应均的作品，却着意收集，数十年来收集数十幅，以示钦仰之志，崇敬之情。

余任天在永康时认识了比自己大11岁的潘天寿，经常交往请教，彼此都很关爱。潘自己诗书画印皆有较深造诣，为余任天所钦佩。潘为“缩短战线”，从那时起即开始请余任天为自己刻书画上所需用之印章，当时即刻有“潘天寿”、“颐者指墨”、“强其骨”等，而后在杭州，以余古隶一路刻过“一味霸悍”、“大颐寿者”、“台州宁海人”等印，前后总共为潘天寿捉刀有37方之多。余平常常去潘家拜望，以示崇敬。

对吴茀之先生也是在抗战避难永康时与潘天寿同时认识的，以后也常去吴家请教拜望。吴先生过世后，余以情为重，大胆去吴家向吴师母致慰意。

1979年春，杭州一些热心青年画家和业余爱好者为了学习继承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组织了一个美术团体——西湖画会，余任天、周昌谷是首任会长。在他小小画室兼卧室里，经常宾客盈门，座无虚席，其中不少是青年爱好者，余任天热情辅导，指出画上优缺点，如何改正。有时还提笔为他们示范，有时讲评一个连一个，甚至一两小时。有时有青年画家希望给他作品题字，余任天也满口答应，给他们题诗、题字，勉励有嘉。

大约是1970年代末，余任天、陈左夫等先生组织参加了一项“浙江省篆刻展”，我也有一件作品参展，当时我在会场上请余老提意见，他说：“还不错！”又问：“怎样才能进步？”余老答：“字要写的好，篆书要写好。”“还要多写几家，然后才能变法的……”深感他直率坦诚。

比余任天先生小二十岁的沈祖安，与他交往有三十年，长期来往，在亦师亦友之间，他说：“我前后结识了不少文艺界的前辈，不少书画大家，但像余任天先生那样质朴淳厚、平易近人的良师益友实在少见。他在我们面前几乎没有人师的自我感觉，也没有什么神秘面纱，他像一部没有封面装饰的大书，只要你愿意翻开，就能轻松而快乐地读下去。”

王伯敏先生比余老小二十多岁，长住杭州，与美院国画老师接触较多，对古画收鉴，王也参与其事。有次知王讲美术史课，内容涉及金陵八家，余任天知道后，热心地送来一幅龚贤的山水画，并爽朗地说：“这是作伪很巧的赝品，你讲课真伪对比，可使学生长知识。”次日课后归还时，不料余却说：“送你比放在我处用处大。”王深感真诚之情。

周节之与余任天都是“龙渊印社”同志。早起曾寄印拓一张参展。周寄文天祥《正气歌》，不幸信到，印拓失，余任天去信致歉，并寄去个人印拓、山水各一件，望再补寄一份。周言：“这事给我深刻印象，始终难忘怀，道歉不够还以作品为赔，可见君子之风。”

主办单位： 浙江省文化和旅游厅、浙江省文学艺术界联合会

承办单位：浙江美术馆、诸暨市人民政府

协办单位：浙江省博物馆、诸暨市博物馆、浙江省余任天艺术研究会

开幕式：2023年3月17日下午3时

展览时间：2023年3月17日—4月 2 日

展览地点：浙江美术馆4、5、6号展厅